2009年6月底，我从英国伦敦搭机来到香港，进行约一个星期的劳工团体参访行程。我和台湾“青年劳动九五联盟”——一个由学生、青年劳动者、学者所组成，目的在改善青年劳动者处境的工运团体——的伙伴们，一起在这个星期里，四处探访香港的工运与工会团体。目的无它，希望透过多学习香港劳工团体近年发展的经验，探索在台湾继续发展壮大劳工运动的可能。

在参访的过程中，我们有些惊讶地发现，相当多位于香港的工运团体，关注的对象不只是香港劳工，而且还集中在“内地中国的劳工”身上。一个参访团体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光是这样主要关注中国劳工的团体，在香港就有七八个”。许多关注中国劳工处境的国际性劳工权利非营利组织，总部就设在香港。于是，此趟参访行程，我们造访了三个在香港的中国劳工权益相关组织，盼多就其经验学习取经。

能这样在香港“拐一个弯”，讨论中国劳动人权的议题，诚然是个相当难能可贵的机会。由于台湾与中国的各种特殊、复杂、敏感的关系，我们总是缺乏良善的环境和机会能去多了解中国劳工的处境。虽然从左翼的角度来看，我们衷心地希望两岸的劳动人民可以共同团结，一起对抗来自两岸资本与政权的剥削，但摆在现实之中来看，这样的想法还是“期许”多过于“行动”。台湾的劳工运动似乎与中国无涉，中国近年来波澜壮阔的劳工维权、争议、罢工行动，也彷佛对台湾工运没有关系。这样的落差，没想到在这趟香港之行，开启了一个重新学习、理解的可能。

大专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惊人的调查能力

我们参访中国劳工团体的第一站是“大专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一个由香港当地大专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专门关注中国内地劳工处境的劳工权利团体。

热情的工作人员和两位义工实习生，对我们娓娓道来他们的工作。SACOM是一个很年轻的组织，成立于2005年6月。成立的目的是“监察企业不当行为，针对企业侵犯工人权利、安全健康、福利及尊严等行为开展倡议运动”。组织缘起于早年有一批关注中国劳工处境的年轻学者，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尝试，以及到美国留学后观察当地学生运动发展的经验（如反血汗工厂运动）得到启发，他们发现，结合校园师生，动员媒体和消费者关注，来杯葛缺乏社会责任和未善待劳工的企业，并与上游跨国企业谈判如何监督与改善下游制造商的劳动条件，是一条劳工运动可行之路。于是他们在返港后，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和学生合作成立“大专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引领了近年来香港学生参与杯葛各种恶质企业的风潮，同时也监察香港本地诸如“迪斯尼乐园”此一跨国企业内的劳工权益，引起各界关注。目前实际工作已有诸多大学生、研究生或社会青年所参与，是香港的一个新兴又高度受瞩目的工运团体。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SACOM惊人的“调查能力”。SACOM组织中有专职的劳工权益调查人员，不定期地透过各种方式，包括到中国内地工厂外直接访谈工人，取得中国劳工处境的第一手资料。透过能直接调查到中国劳工处境，以及能宏观分析各企业的信息（如供应链、资产状况等数据），SACOM得以撰写出诸多直指当前中国劳工实际问题的报告（可参考：http://sacom.hk/hk/publication），向国内外各界发出。并且，SACOM已有与跨国企业谈判的经验，透过公开动员杯葛大品牌的压力，SACOM要求诸如迪斯尼等相关企业，应主动监察在中国下游承包商的各种劳动条件，不得违反中国劳动法令。甚至已有企业在压力下，承诺将主动邀请中国劳工维权组织，至工厂内定期为工人讲授劳动法令课程。

如同一个国际与中国劳工权利的中介站，SACOM与国际劳工团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成为公开各种中国劳工处境的窗口。透过新闻稿、调查报告、口头联系，SACOM已多次将中国各厂商对劳工的恶质作为透过各国媒体公开，造成对跨国企业的压力。SACOM持续与欧美国家大型工会串连，尝试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发起各种杯葛行动。

中国劳工通讯（CLB）：协助劳权公益诉讼

第二站抵达的“中国劳工通讯（CLB）”，是“六四”镇压后辗转来到香港的中国工运人士所创立的组织，领导人为“八九民运”中的工运代表人物韩东方，该组织与中国内地的劳工维权运动有着更直接紧密的联系。

中国劳工通讯除了定期撰写研究报告（可参见：http://www.china-labour.org.hk/chi/node/1200006?tid=900001），积极影响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外，近年来的主要任务在于协助权益受损的劳工进行“劳权公益诉讼”。

他们认为，透过法院争取落实劳工法律上的权益，是当前劳工运动一个可行的方法。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一方面与中国内地的劳工维权团体或律师合作，以咨询或提供资源的方式，协助维护劳工权益的诉讼；另一方面也直接受理劳工申诉、选取“关键案例”，独立地为特殊的个案进行诉讼协助。总体而言，中国劳工通讯每年直接或间接协助的案例，已数百计。这样的协助工作也有助于他们进行调查和研究，取得第一手的资料。

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经过中国劳工通讯挑选并协助后的个案，如遭受职业灾害但申领劳工保险遭拒的劳工，目前在中国法院进行“行政诉讼”（人民控告政府行为违法），都有相当高比例的胜诉率，有时也可逼迫官方主动退让和解。这是相当可观的成绩，因为以台湾的状况来说，一般行政诉讼的胜诉率仅有5%，其中与劳工相关的案例，往往胜诉率更低；此种“民告官”原则上都败诉的状况，在中国也是相仿。中国劳工通讯能够在专业劳工法律工作者的协助下突破难关，相当难能可贵。

近来，中国劳工通讯更主动提起了数起控告政府的“不作为之诉”。与过去的“撤销之诉”（将一项政府对人民不利的行政处分撤销）不同，他们指出“不作为之诉”是控告政府未积极达成其法定上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质疑其不积极任事，更具有监督政府的意义。因“质疑政府不作为”的诉讼较为尖锐，中国政府感到了更大的威胁，于是以各种方式打压中国劳工通讯对内地的影响力。

综合而言，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报告”工作与“劳权公益诉讼”工作，成为支撑该组织的两大项目，两者也互相支持强化。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关注中国劳权的个人或团体，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该组织正在不断地持续发展。

中国劳动透视（LAC）：跨越国家的对话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另一个中国劳工权益团体——“中国劳动透视（LAC）”。该团体成立于2005年6月，一样相当年轻，主力在研究中国南方基层劳工的工作环境及劳动关系，致力争取和维护劳工权益。

其网站上简洁有力地介绍了他们的理念和分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后，国内的劳动关系亦随之起了重大改变，我们相信中国工人在新形势下担当重要的主导角色。他们应有权争取现时中国劳动法和工会法赋予下的权益，透过积极和民主参与，建立真正的工人代表。”

近来中国劳动透视特别关注中国内地南方宝石工人的硅肺病问题，曾串连各香港工运团体公开发起“不要血汗珠宝行动”（http://www.jewelrycampaign.net/index.htm），甚至还到珠宝展外宣传恶质厂商（多为中国内地的港资企业）造成的“血汗珠宝”问题。他们长期和珠三角地带劳工维权团体进行合作，在一个个劳权议题个案中尽力扎根。

除了了解他们的工作外，我们也聊起了台湾政治和劳工运动的状况。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问我们：“对于日前在广州，有一位遭受职灾的中国劳工，没获得应有的补偿，愤而杀了他的台籍老板，不知台湾社会是持什么看法？”

事发当时，我在伦敦有辗转知道这个讯息，但了解不深。但我们九五联盟的一位朋友倒说得真实、有趣：“发生了这件事，台湾支持‘独立’的媒体，就去脉络地以‘中国劳工杀死台湾老板’斗大的标题，强调‘中国人’欺压‘台湾人’；较支持‘统一’的媒体，就大幅报导中国劳工的悲惨处境，但也是很策略性的报导”，“总之，在台湾，就是高度受到这样的政治因素影响，这决定了媒体观点，人民也受其影响。”一阵讨论后，他们提出：“或许日后与台资相关的劳工维权个案，可以请你们在台湾一起帮忙”，我们当然是相当乐意地接受。我们衷心地期许，中国劳工能摆脱资方的剥削，这努力当然也包括针对来自“台资”的剥削；而虽然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的确希望能使得上一些力，也是尽我们应有的责任。

透过这样的讨论，我才更加确实地感受到，中国劳工的处境并非和我们台湾无关。至少，当前在中国，就有成千上万的台籍资本家，雇用着数百、数千万的中国劳工。中国劳工的处境，和这些“台商”息息相关。换个角度来讲，基于资方日益得以在两岸自由投资与生产，两岸劳力市场将有着一定的“整合效应”，长远而言，中国劳工的劳动条件必定将与台湾劳工休戚与共，台湾劳工岂可不关注中国劳工？

值得学习的香港关注中国劳权经验

总的来说，这次在香港到这三个关注中国的劳权团体参访，让我们都收获颇多。我认为值得华人社会的各种人权团体学习的方面，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一、定期撰写研究报告。诸多在香港关注中国劳工的团体，都以持续发布中国劳工处境的研究报告作为核心业务之一，使其能持续接触实际情况，也透过翻译为英文，以此向国际关心中国劳工的组织传播讯息。这样的工作能在个案协助与议题倡议外，深化劳权团体的论述与长期贡献，这也是台湾劳工团体过去较欠缺的。

二、将协助劳工个案与搜集数据结合。此次参访的许多团体都表示：“协助个案使得我们资料搜集更为深刻，准确度胜过官方的劳动调查统计。”，这部分值得我们各个也从事劳工个案协助的团体学习，如何在帮助个案外，还能扩大应用其信息，来掌握整体劳工处境；进一步地能在官方的劳动调查统计外，有来自劳方自身更深刻确实的调查工作。

三、设立直接调查劳工处境的部门。我们发现，这些劳工团体的许多研究或倡议，都得益于深入严谨的“调查工作”之上；在他们组织的分工中，直接调查工作经常是其一大重要部门，甚至聘请“专职干事”从事到内地工厂外的调查工作，值得我们各劳工团体学习。

四、向上游的跨国企业施压，谈判下游工厂的劳动条件。这些香港工运团体的经验表明，在华人社会，透过以公开倡议对上游跨国公司施压，也同样能顺着“供应链”，自上游设定标准控管下游厂商的劳动条件。尽管成效仍待评估，但这的确是当代劳工运动有着力空间的一个方向，也是面对早已全球布局的台湾资本，台湾劳工团体应当学习的。

五、与国际劳工团体紧密串连。香港此类团体皆与国际劳工团体有着不等的紧密连结，从发布讯息、实习交换、串连合作、到资源共享，使得香港成为国际团体进入中国的关键中介。尽管台湾政府长年疏离于国际社会，但在资本全球化、工运也得全球化的今日，我们没有理由不强化学习与国际劳工团体的连结。

六、超越自身“地域认同”。可观察到，绝大多数该类关注中国的香港团体，依然是由“香港人”所投入参与。他们超越了自身的“地域认同”，将关注的焦点从香港更扩及到劳工处境更艰困的“整个中国”，值得瞩目。劳工运动往往有着一定的地域性和自利性，虽然有益于动员，却未必对整体工运发展有帮助。此种超越地域认同、指向普遍问题的努力，是扭转的关键。甚至更进一步，能否将关注超越国家，将关注指向“世界”一齐团结和行动，也必将影响当代工运发展。

劳权团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

最后，在这之外，有个我很关心的问题，或许值得一提：这些香港的关注中国劳权的团体，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呢？他们是自许为要让中国未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扬弃了任何社会主义的论争、单纯从如何改善中国劳工生活思考？

会有这样的问题，是源自于综观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总是有各种与社会主义的错综复杂关系。有的劳工运动团体自许为鼓动劳工走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党，有的则视社会主义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认定如今得要“务实地”在资本主义架构下改革。对社会主义不同的观点，将造成劳工运动不同的发展与诉求，也将影响相关的劳工权利论述。例如，是该引领工人组织工会、目标仅仅走向与资方签订“团体协约”，还是在团结的基础上积极试图“重新夺取真正属于普遍人民的政权”？

对于关注中国的劳工团体，这个问题更是有趣。大家都日益承认，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明显已不站在劳动人民的这一方，有取代的必要。问题是，要取代成什么呢？是自由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竞争？是诉求由“社会”监督“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还是要超越中国共产党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许这个问题“问得太早”，但站在长远来看，必然是中国劳工团体得面对的问题，也是对抗号称“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当性的罩门所在：究竟谁站在工人阶级这边？究竟什么样的体制最能造福全体人民？

我没有机会和每一个参访的团体谈起这个较为敏感的话题，但在和部分团体谈及时，我感受到尽管平常在宣传上没明确地说出来，但不代表他们没将这个问题放在脑海思考。一个团体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体上大家是支持劳工阶级、站在支持社会主义这一边的。但是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这个我们还没经过很细致的讨论。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支持革命的，有的是比较支持社会民主改革派的，但无论如何，大方向上的确支持社会主义，所以来投入劳工运动。”其实在香港之外，台湾工运的基本状况亦是如此。而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模糊”（虽然可能是环境下的必然）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也值得继续检视。

很期许不论是台湾、香港、或中国的劳工运动，能持续在这个议题上辩论，也值得与其它人权运动进行对话。尽管可以想象，身处高度支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华人社会，要大谈社会主义并不容易，但倘若我们经过辩论后认识到，发展真正废除剥削、由劳工自下而上自治的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彻底改善当前劳工处境，并且才能真正保障其它的各种人权（只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了财产、连生存都将困难，使得各种人权都只是形式上受保障，却不真实存在；没有取消剥削，怎么落实各种人权？），那么当然得要尽一切所能推展、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劳工运动在经济斗争外的核心政治任务。试问：没能指向如何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根本体制，我们怎么期待劳工处境的彻底变革呢？

而我也相信，也是要站在这样发展“真正社会主义”的立场，基于一种古典社会主义中的国际主义精神，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障碍，实现跨越国界的劳工团结运动；并且，“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与追求“基本人权”相冲突，而是要从根本性的生产制度改革，达到整体人权（不论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人权）的实现。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早已背弃无产阶级，不再可能实现的承诺，需要由人民团结的力量，才可能追求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