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46期）

像个任凭满嘴狂言的江湖郎中拿捏把玩、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可怜病人，古巴的经济由狂热走向灾难，由纠偏走向摇摆，由革命觉悟走向物质刺激，由取缔私营经济到允许小型私人买卖复活，出现私人摊贩、私人旅舍、私人小店、自由市场，为人民打开一扇放生之门；为卸去经济包袱，由大锅饭转向私有经济，又怕经济自由导致政权危机，于是收紧经济自由、回到中央掌控。政策忽左忽右摇来摆去成为政治权术，根在个人权欲私心患得患失。

卡斯特罗大概是最热爱演讲、最浪费言语的人。他可以连续十几个小时挥舞拳头不停谈话，在群众大会上滔滔不绝演讲五六个小时是常事。不过，如果剥掉演讲里那些激烈情绪、人身攻击和陈词滥调，诸如革命、敌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些话语就成了一堆泡沫。如果他那些滔滔言语果真字字珠玑，他那些激烈鼓动真能变成仓仓稻米，让人民吃饱肚子，挺直腰杆，活得尊严，那该是古巴人的何等福分！50年来，他夸谈革命、大骂敌人，可怜的古巴却江河日下，史无前例地变成高度贫血、通体枯干的垂危病人，需要外资外币来输血救生。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开创政治改革时代，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阵营再也忍不住30年来郁积的满怀怒火，纷纷发表文章犀利讥刺卡斯特罗政权的家奴性、寄生性和激进性。匈牙利一家报刊指出，古巴人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大唱高调，是因为他们“吃着别人的面包，花着别国的钱来建设他们的社会主义”。他们鄙视这个张狂煽惑、头昏脑胀、挥他人之金如土的“热带社会主义”政权（“热带”二字含有狂热激烈左倾等政治嘲讽意味）。

现在，苏联和东欧靠山倒了，古巴又成了国际孤儿，革命高调顿时哑了。为挽救政权危机，为救活经济，卡斯特罗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以美元取代比索；以旅游业招徕西方人。1993年，古巴政府取消禁令，宣布美元上市流通。这等于宣告古巴经济和金融体系已崩溃。美元取代比索，古巴货币退出市场，受伤害的是手持比索的古巴民众。除了那些为古巴平民供应最基本生活物品的店铺收比索，其它所有餐馆、旅馆、商店只认美金。美元成为古巴货币，黑市换汇立刻兴盛。美元是硬通货，从国家到个人都渴望美元。此时，美国对古巴严厉实行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力图促使经济崩溃中的卡斯特罗尽快垮台，而卡斯特罗却靠美金来救活古巴经济、让本国比索退出流通，他又一次输得没了骨气。

为解救财政危机和经济贫困，古巴重操旧业，开放国门，延揽北美和欧洲丰裕国家的游客，为古巴财政输血。一栋栋热带风情浓郁、棕榈鲜花摇曳的海滨别墅，一年四季张开双臂笑眯眯迎接西方客人，游客口袋里的加元、美金、欧元、英镑叮叮当当源源不断流进政府贫窘的钱袋。仅2005年，古巴旅游业获利高达23亿美元，占全年产值首位。革命领袖改嘴变调，不再拒斥外国投资，不再谩骂旅游业腐朽堕落、丢人现眼，美金和西方游客成了古巴经济的救命恩人。这一事实显示：古巴革命彻底破产、国家濒临崩溃地步，需要反革命的金钱来起死回生。

共产党人一向嘴功最强最硬，既能穷煽惑，又能胡搅和，卡斯特罗自然不例外。这是政权危机时刻，政治宣传需要调整策略，他变了腔调，“革命”、“社会主义”诸辞招骂，暂时偃旗息鼓，推出“祖国”、“民族”字样，“马克思”也得去休息，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被推到前台。

古巴百年来，多次经济跌落导致政权危机。严厉镇压国民的政治改革呼声，是马查多、巴蒂斯塔等人的应急手段，卡斯特罗也继承这一手。革命50年，古巴没有社会民主和政治自由，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没有抗议的权利，没有自由选举的权利，任凭掌权者一错再错地把国家引入灾难的深渊。古巴社会出现要求民主自由的热切呼声，出现公开批评政府错误的勇敢言论，有些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谴责革命、揭露社会真相。这些讲出真话的勇士被卡斯特罗诬蔑为“国家的敌人”。人们要问：把国家引入灾难、使人民遭受苦难的人，是不是国家的敌人？面对这些灾难，卡斯特罗总是把原因推到外国身上，说这是帝国主义的罪恶和阴谋。人们也要问：你掌权50年，怎么一再让帝国主义的阴谋通过你得逞了呢？

2003年3月，75位签署政治改革倡议书《瓦列拉纲领》（Varela Project）的人士被政府判刑，刑期最长的达28年。他们提出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大赦政治犯，要求自由选举权，要求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要求就一党专制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敦促政府推动政治改革、发展自由经济。75人罪案再次威慑古巴人：人民依据1976年宪法第88条款，通过合法程序提出政治改革建议竟被严加治罪，遑论反对政府、质疑革命、批判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可否想到古巴独立后多届总统践踏法律、取缔自由、迫害异议者等等野蛮行为及其覆灭史？卡斯特罗可否想到50年前他发起武装暴动、被巴蒂斯塔政权判刑15年、两年后获得大赦一事？现在，在他的政权下，为什么公民仅仅因为发表一份政治倡议书竟遭28年监禁？风烛残年的卡斯特罗，面对自己五十年累累罪过，还有勇气在被告席上宣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么？

他的革命最初说是为寻求国家自主、社会公正和公民平等，但是他获得政权后，这些目标全部落空。他依赖苏联长达30年经济援助，近20年来转靠美金支撑经济，构成对“国家自主”的嘲弄；50年来对异议人士的严酷镇压和人身迫害，是对“社会公正”的掌嘴；特权阶级的存在、民众的极端贫困，则构成对“公民平等”的讥刺。

1992年，卡斯特罗对尼加拉瓜作家托马斯•博尔吉这样说：“我坚定地相信，在保护人权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古巴做得更多。”“我认为一个政党已经够了，真没必要再有别的政党。……我认为我们的体制比起美国的体制不知要民主多少。”“民主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但“国际大赦”每年关于古巴人权问题的报告与卡斯特罗的嘴上功夫构成对照。请看其2000年的报告：“异议者，包括记者、政治反对者和人权捍卫者，遭受严重的骚扰。表达观点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持续受到法律和实际上的严格限制。那些试图组织会议、表达观点或结为社团的人们与政府的政策冲突，皆受到惩处和骚扰。这些惩处和骚扰包括短期拘留、审讯、威胁、恫吓、赶出住宅、失业、限制行动、搜家抄物、软禁、窃听电话，以及受到政府的支持者们施加的肉体和言语上的侵犯。”

阿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古巴50年专制统治下亦毫厘不爽地应验。禁止多党竞争和全国大选，一党霸占国家政权和私分各级权力，骚扰和迫害异议人士，构成古巴政治腐败和权力腐败的一个标本。它还有另一类腐败。1989年，卡斯特罗承认腐败已经扩散于上层官僚系统，有“革命英雄”称号的、卡斯特罗游击战中的战友欧查（A.Ochoa）将军及数名高级军官被处决，内务部长等一批高级官员被判处20年监禁，他们的罪名皆是贪污腐败、走私毒品（卡斯特罗打贪举动实含清除异己、防止政变之意图，这些高级官员走私毒品实获卡斯特罗认可而为穷困军国开钱源）；犯罪团伙、武装强盗到处兴起，海关、警察局、各部委高官勾结犯罪团伙或充当首领；官僚偷国库民财，民众偷公家财物：许你贪污，不许我拿？有我一份，为何不拿？工人、店员、职员把公物拿回家自用或卖掉，比比皆是，卡斯特罗无奈，说那是贫穷病，却不识那是体制病。

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已成大势所趋。若走一党专制下的“改革开放”之路，必然使高层贪污腐败、中层经济犯罪、底层盗窃抢劫愈发猖獗，必使古巴再度陷入政治、经济、道德、社会全面危机。这在东方那位老哥一身溃烂脓疮的肮脏社会躯体上得到淋漓尽致显示。苏联的模式不灵光，这位老哥的样板就灵光么？

西方观察家看出他的绝境，问他是否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他回答：“不，我不允许。如果那绝对有必要，我的继承人会去做。”他的政治思维已经僵死，他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他在等待后辈抛弃这个理论破产、谬误百出、苦难频仍的旧时代；他把历史大业和政治光荣留给后代人。

六

卡斯特罗50年统治，还创造了古巴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百万民众大逃亡。20世纪前60年，在马查多、巴蒂斯塔暴虐政权统治时期，古巴的逃亡者人数很少，卡斯特罗上台，古巴立刻出现大逃亡浪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五次。第一、第二次浪潮出现在1959至1961年，即卡斯特罗初建政权、镇压异己时期。此时他的政策：“拥护革命，一好百好；反对革命，万恶不赦。”这个时期的逃亡者主要是社会精英阶层、各界专业人士、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至1961年，医生、教授、教师、工程师、技术人员全部逃亡；第三次浪潮出现在1965至1971年，26万人逃亡；第四次浪潮即“自由大逃亡”，出现在1980年，逃难景象极为壮观，4个月里12万5000人逃离古巴，这是一次性最大规模逃亡；第五次浪潮出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即“特殊时期”，成千上万只小船皮筏争先恐后奋力划往北方——145公里以外的美国佛罗里达。

据2004年人口统计数字，自卡斯特罗1959年上台至2004年，古巴逃亡美国的难民人数为91万2686人（这是逃难成功者人数，还有1/4人数死于海上），其中，1980年以前逃亡人数为43万1429人；1980年至2004年逃亡人数为48万1257人。1982年古巴全岛人口统计数字是980万人。

大批逃难求生者死于海上，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悲惨一幕。他们乘坐自制木筏或使用汽车里带，宁肯死于汹涌大海，不愿死于绝望岛国。据联合国估算，这类逃难者里，1/4死于海上。近几年来，已有数千人死于途中。90年代前期，乘筏逃难者达新高：1993年，3500人逃到美国；到1994年夏，每天两千人逃难。这浩浩荡荡的逃难大军里，有贫民，有运动员和音乐家，政府官员也加入逃难者队伍。

1994年7月13日，古巴海防队在公海开枪并撞翻逃亡者的小船，造成41人死亡的惨案；2003年4月，3名古巴人在哈瓦那劫持一艘渡船开往美国，中途被古巴当局逮捕、秘密审判、迅速枪决。试想：50年前卡斯特罗发动武装暴动、袭击军队司令部而被捕，暴虐腐败的巴蒂斯塔政权允许他做自我辩护、使他名声大噪，判他15年徒刑，两年后他获大赦出狱，你如何看待眼下他的政权和行为？

“革命万岁”和“反帝反美”是卡斯特罗及其宣传机器的口头禅，然而古巴人从社会精英到底层民众一波又一波“自由大逃亡”浪潮，破釜沉舟投奔的正是被政府妖魔化的美国。美国人幽默地说，古巴人用脚投票、抗议政府。

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是政权的一大祸患。卡斯特罗初建政权，有5000多民众在中部山区武装起义，内战从1960年初持续到1966年，双方死亡数千人。他以放行作为减压手段。1980年，他把狱中两万余名严重刑事罪犯放出，和精神病患者一同塞进难民队伍抛给美国。这一手，既败坏难民名誉，又羞辱卡特政府。1994年8月5日下午，数千名抗议政府误国、渴望逃难求生的愤怒民众在哈瓦那海滨大道发生骚乱事件，以砖石攻击军警，袭击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旅馆，第一次公开喊出打倒卡斯特罗的口号：“我们已经忍无可忍！我们要自由！打倒菲德尔！”卡斯特罗制止数千名军警开枪，他赶到现场与抗议民众对话，决定敞开大门，允许自由逃亡。成千上万民众闻讯涌向海边，又一波逃亡大潮开始了。

时紧时松玩弄两手——严惩与驱逐、监禁与放行、凌辱人权与开明姿态——成了当政者延缓政权危机、消除社会隐患、与美国讨价还价、与国际社会周旋的手段。人民成了他手中的人质，耍弄人民成了他的权术。

这些难民，被卡斯特罗在百万人大会上辱骂为“流氓”、“蛆虫”、“叛徒”、“废物”和“罪犯”，可是，当古巴再次跌入赤贫、濒临崩溃、渴求美元救命时，那张惯于人身攻击的革命大嘴蓦然一变，唾弃变成肯定，逃亡者成了“带回美金的人”。他们每年寄给穷亲戚高达12亿美元，成为古巴第二大外汇来源，仅次于旅游业，糖业屈居第三位。“流氓”、“蛆虫”们口袋里的美金为古巴输入救命之血，在拯救卡斯特罗。反抗者获得新生，恭顺者九死一生；逃难者扬眉吐气，掌权者反躬求乞。历史真荒诞、真奇妙、真幽默。

卡斯特罗的“革命”最初给许多人鼓舞，法国哲学家萨特立刻肯定古巴的暴力革命，他说“革命是强药”（Revolution is strong medicine.)，“这种救治手段是极端的；以暴力手段来救治常常是必须的。”（The remedy is extreme;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impose it by violence.）萨特名气很大，但是看当代问题、做政治评论却不大灵光，常常看走了眼。“革命”一词成了卡斯特罗政权的口头禅和护身符。“革命”本是个激动人心的词语，可惜这个词语常被恶徒猥亵，使人们不免把革命等同于暴力或恶，乃至被一些学者轻加否定。在我看来，革命是人民的天赋权力；专制体制的存在，就是革命的理由；要告别革命，必须先铲除专制；地下岩浆需要喷发，健康人无须手术刀。问题不在革命，而在骗子太多。如何识别？如果革命没有实现社会民主和自由，反而建立一套专制体制，如果革命不仅未促进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民生幸福，反而使社会腐败、经济崩溃、民生苦难，那就不是革命和进步，而是反动和灾难。

卡斯特罗政权给古巴带来的50年苦难，使我再一次思考民族苦难和人类苦难的根源，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原则、意识形态、革命理念或技术性操作等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人类心灵的种种恶。抛开那些容易使人们晕头转向的理论范畴（理论往往成为有意无意的障眼法而使人不能直观一个简单的真实或真事），把这个问题回归到人类内心，原是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问题。

人的心性中的各种恶，自私、贪婪、罪恶、虚伪以及易腐败性，实在是导致人类社会败坏的最深根源，正是这种邪恶犯罪心灵在操纵各种虚伪语词、旗号、理论。它不会因为异种异族异国而有什么不同，不会因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东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诸名词而有什么不同，或有多大不同；也不会因为同种同族而彼此善待，有时恰恰因为是同种同族而来得更狰狞、刁恶、野蛮。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赶走异族统治者，自己来治理，有时甚至更坏；赶走前一个腐败者，后一个慷慨激昂上台，人们发现他比前一个更腐败、更凶恶。

政府的腐败和权力的邪恶，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不能在一段时期里给人们提供某些好处或某种利益。后代邪恶政权为社会提供的物质或文化空间有时比前代邪恶政权多一些或大一些，这不是邪恶势力的功劳或善良，而是时代迫使它必须如此，否则社会将会爆炸，它自己首先失去最大利益。邪恶势力之所以邪恶，在于垄断政治权力、维护专制特权、敌视社会自由、剿杀思想文明、扼杀社会公正、迫害民族精英、败坏民族品格，导致社会腐败、道义泯灭、人心堕落、悲剧频仍。卡斯特罗政权下的古巴虽然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低租住房，但是古巴人民并不因此而幸福，反倒人人渴望逃生。这就是一个显例。

与“国际主义”口号一样，各种“民族主义”口号常常含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和文化虚伪性。两种偏狭宣传的根本弊病皆在于回避人类生活的根本原则——人权、民主和自由。与“改良主义”口号一样，“革命”口号亦常常含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和文化虚伪性。“自由”、“民主”也被人拿来作旗帜耍弄，一旦获得权力，就丢进垃圾桶，成为政治禁忌。

当人们进行历史思维和政治思考时，拂去民族、革命等等浮辞和装饰，进入政权、政府、政治的专制内核以及掌权者的内心私欲做深层洞察时，就会从诸多历史谎言和现实欺骗中猛醒，蓦然发现问题原来竟如此简单。人的敌人，不在他人，不在外物，而在自己的内心。内心的自私、欺诈、狭隘、野蛮、残酷、不人道等等，皆是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文化文明－－的内在敌人。

150年来，从1868年塞思比德一代英雄放弃家产、首揭义帜、解放黑奴、发动第一次独立战争，到何塞马蒂一代豪杰风尘仆仆呼吁团结、组织武装、发动第二次独立战争、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建立古巴共和国，一个虚假其名、腐败其实的共和国；从马查多顺从民意、清除腐败、建立政治专制、铁血暴政、成为全民公敌，到新一代登台者巴蒂斯塔的军事专制、经济自由和政治腐败，再到下一代同样靠武装起义上台的卡斯特罗革命专政，古巴经历了好几茬革命，诸如民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百年古巴独立史却接二连三地上演着暴虐专制、腐败滥权、无数的政治迫害、无穷的民生苦难；然而，纵览这一连串政治寡头的表演，便可洞悉几代专制者共同的内心劣根性，使这孤岛很难走出痛苦和绝望。

当自由的春风吹绿东欧大地之际，古巴等寥寥几处依然故我、不见春色。未来历史学家应当在世界史这一章扉页上题写此言：人类历史在这一时刻再次见出分晓：活力与惰性，光荣与耻辱，欢乐与悲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