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45期）

十二、为什么人人都可以享受人权

因为人权是没有成本的权利。一个享有人权的社会，并不因此而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而其他各种权利都有相应的成本。既然享有人权不需要支付成本，每个人就都有权享受它，这不需要任何其他人为此而付出代价。

或者说，享有人权，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承担任何义务，它只要求别人不要侵犯它而已。

十三、为什么要强调人权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以来，社会就从来没有安定过。原因很简单，无权者受压迫，无处申诉，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革命的办法求得解放。可是即使革命成功，如果不能解决人权问题，社会依然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革命仍然会发生。这就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简单描述，这个描述对中国历史尤其准确。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想方设法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如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法家所提出的法制，现代社会所标榜的民主、法治和选举等等。这些观念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不够清楚，不够明确，容易被曲解，被歪曲，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最后提出了对每个人最直接的人权观念，它比较地不容易被曲解，不管是什么制度，如果人权不能得到保障，这必定是一个坏制度；相反，如果一个人权能够得到认真实施的制度，一定能够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不至于搞得人们流离失所。人权观念，或者说人权标准，比较容易判别一个政体是否是真正为了人民，还是假心假意，表面做一套，背后另外一套。

　十四、是谁在侵犯人权

个人与个人之间会发生彼此的侵犯，但一般会有政府来处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种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永远不会完全消灭，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因为政府应该能够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个人违法的问题，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政府对它的百姓的侵犯。所以提出人权问题，其针对性是对着政府而来的。

人们离不开政府，因为有许多公共事务要有人来管理。政府被人民授权，具有权威性，否则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但是没想到组织了政府，政府本身成为问题的根源，就是它经常侵犯别人，破坏人权。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出现政府以来几千年中不断发生的事。中国外国概莫例外。到了上世纪下半叶，人权观念得到普遍承认，为解决政府压迫百姓的问题终于找到了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人权的至高无上。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必须尊重人权，保护人权。

十五、转型国家的人权问题有什么特点

上个世纪下半叶，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到市场经济，他们的政治制度也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到民主法治。这是世界性的大趋势，置身于这个大趋势之外的国家只剩下极少数，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政治上也极不稳定。究其原因，皆跟人权有关。人民越来越觉醒，他们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国际环境也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地演变着，落后于时代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越来越受到孤立。这是全世界迈向人权时代的潮流，非常有利于确立人权的斗争。

在这个转变中，许多原来不承认人权的政府开始改变态度，逐渐转向承认人权，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最初提出人权，实际上是对特权的挑战，相当于对原政权的挑战，在原专制制度下“人权”一词是不容许提的。从严格禁止的状态变成可以说一说“人权”，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然后再进步到可以公开议论，再进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人权问题，都很不容易，一般都经过对政府不同方式的斗争。这里有认识转变的困难，也有实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更有执行中行政管理的种种问题。比如法律的修改需要时间，人员要培训，组织机构要重组，干部的考核标准要改变，媒体的话语用词要调整等等。总起来看，时间是必要的，着急是无用的。在这过程中甚至于可能发生倒退，特权集团卷土重来，人权再次受到威胁。这都有可能，但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人权时代迟早总会来临。

十六、对侵犯人权的政府，我们怎么办

这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对那些完全不承认人权观念的政府，二是对那些半心半意讲人权的国家。

对完全不讲人权的国家，已经很难从内部来改善人权状况，这时候往往只能通过国际压力来改善人权。人权受到侵犯的人，首先要收集侵犯人权的证据，如果有了充分的证据，就可以到国际人权法庭起诉侵犯人权的个人或组织。虽然国际法庭无法进入这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去抓罪犯，但是人权罪犯随时随地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一旦出现任何情况可以逮捕时，犯人就可能被抓归案，比如该人出国时，或者该国政府改变领导人时。总之，侵犯人权的人不可能轻松过日子，他们总有一天要受到制裁。

对半心半意讲人权的国家，有可能从内部来改进人权状况。这些国家多半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但是阳奉阴违，想方设法逃避对保护人权的要求，比如签署了不批准。这时候首先要利用各种（在该国法律框架中）合法的工具进行斗争，比如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工具，也可以组织合法的群众游行示威，控诉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也应该动员国际力量，参与到本国的案件中来。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法律往往不符合人权的要求，例如还坚持对某些人的专政（所谓专政就是不享有人权），或者法律就规定歧视某些人某些团体等等。这时候光用合法手段就显得不够，但是用法律之外的手段，如组织地下活动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应该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哪怕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也还是值得的。特别注意要利用政府中的进步力量，促进人权状况的改进。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有同情人权的分子，要会利用他们的力量来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

　十七、普通公民在追求人权中可以起什么作用

人权与特权相对立。百姓要追求人权，就要和特权斗争，但是特权是强势群体，和它作斗争是很危险的，所以要讲究斗争的方法，要用合法手段去争取人权．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做侵犯人权的帮凶。有些人分不清是非，认为政府总是正确的，领导决定都是对的，甚至侵犯了人权还不知道错。自己参与了对别人人权的侵犯，还认为为国家做了贡献。每个人都应该认识清楚，只有人权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权是判别是非的最终标准，对判定一个政府的性质尤其如此。

从根本上讲，特权观念是人权的死敌。而在我国，特权观念非常普遍，一个人受到政府的欺侮，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找一个高级干部为他伸冤，也就是依靠主持正义的特权。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维护人权这种观念，相反，多的倒是依靠包青天这种伸张正义的方法。乾隆皇帝下江南，为民锄奸，这是大家最喜欢听的故事，所以说，特权观念不但存在于有特权的人头脑中，同样存在于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的头脑中，而且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了制服变成的。

因此根除特权的彻底办法，是百姓们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进而组织起捍卫人权的各种组织，如工会、农会、纳税人协会，参与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工作，旁听法院的审判，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等等。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的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调一致。搞得不好是形成对立，甚至于变成直接的剧烈冲突，全国人民将因此付出巨大代价。一般而言往往是百姓这方要求比较高，政府方面能够同意的步子比较慢。如果协调不起来，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为了避免冲突，应该劝说双方协商，彼此尊重，妥协让步。政府一方应该把自己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首先要把架子放下来，从领导地位逐渐变为服务于群众。这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百姓一方要理解政府的困难，有耐心，能以大局为重。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五年十年。在这期间并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做工作，做好宣传教育，让各方面都逐渐接受人权是最高准则的观念。

　十八、人权只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问题吗

侵犯个人人权的首先是政府，倒不是其它情况的人权侵犯就不存在，而是因为政府侵犯人权的问题更难解决。事实上，其它情况侵犯人权的事例，从数目上讲要超过政府对人权的侵犯，比如对妇女的人身侵犯，干涉婚姻自由，家庭里的施暴，对儿童的虐待，企业中不平等的劳资斗争，社会上因人的地位不同而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国，因为是权力社会，个人得到的法律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社会地位。农民是最缺少法律保护的群体，工人稍微好一点，一个人当上人大代表，法律的保护更全一些。如果是党的中央委员，不但有充分的法律保护，而且有了特权，谁也不敢随便动他们。长期的社会等级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和尚都有局级处级之分。级别观重新塑造了人性，领导同志一开口就有一股子官气腔调，但是碰到更大的官时，又立刻变得低三下四。普通百姓自然地认同一个低微的社会地位。小学生看了电视剧，开口会说∶臣罪该万死。人按地位而分成三等九格，谁也不感觉有什么不正常。马路上两个人吵架，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碰到一个当官的，他甚至会说：你们算个屁！意思是人和人首先要比谁更了不起，最差的人连屁都不算；要比谁的官更大，谁的父亲的地位更高。等级意识深入人心，这种现象妨碍了一个平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要纠正它可不是容易的事，它是中国两三千年皇权社会培养出来的产物，即便社会转型开始了，纠正它恐怕至少也要一代人的时间。

　十九、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争取人权

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当一个人和政府争取人权的时候，力量是十分渺小的，根本不可能站在平等地位上来讨价还价。为了争取一个比较平等的谈判地位，需要有组织作后盾，这种组织一般就是非政府组织。这是现代社会中新出现的，既不是企业，又不是消费者，更不是政府。它们不像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不像政府有公众所赋予的管理特权，而是关心社会生活中政府不愿意管，或者管不太好的事情。它们由热心于公众事情的人所组成，像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同业行会等等。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说理。他们熟悉法律，懂得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善于寻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同点，能够协调各方利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说到底，一个民主社会就是协调利益，讨价还价，避免冲突的一种政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