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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如师的恩人司徒华
——追悼司徒华先生纪实

吕京花

司徒华是我尊敬的恩师,而我更喜欢叫他“华叔”,因为亲切。得知华叔患了肺癌消息后,我特别通过一位加州朋友,为他推荐了一位治疗癌症的“神医”。2010年2月8日,在华叔身边工作多年的冯爱玲女士回信说:“谢谢你的资料,已向华叔转达了你们的关怀和问候。华叔同时采用中西医治,进展良好。”从那之后,我也就放心了一些。去年6月,华叔坐着轮椅到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纪念“六四”21周年的烛光晚会。

2011年1月2日,我在网上看到华叔病逝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不免回想起几次与华叔见面的情景。华叔每次出行演讲,只要路过纽约,我们都要见上一面,促膝交谈,而每次的话题又离不开“六四”。最后一次见华叔是2009年4月,他语重心长地对在座的民运朋友说:第一、要找一份实际工作,不要靠搞民运“搵饭食”;其二、学好当地语言,才可进入当地生活;第三、如有余力要为推动中国民主作贡献。每每念及此话,我都感到华叔对后辈们发自肺腑的关心和期望。

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后,华叔站到了支援大陆学生、工人的前线。他积极联络香港不同团体、建立团体、组织活动,并派人去大陆,与学运保持密切联系。5月21日香港民间成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天安门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华叔任主席。

我有幸参加了“八九”民运。当年5月下旬,我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广播站工作。当然,这点经历比起天安门“六四”英灵非常渺小。“六四”血腥镇压后,我上了当局通缉的“工自联”6名成员名单。“支联会”负责人得到该名单后,立刻派人到内地跟我接头。第一次见面的人告诉我必须离开内地,并说过几天将有人来安排我如何出境。我参与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初衷,是不满政府官员腐败及种种社会不公,在参与过程中,我有了对民主自由的急迫向往。之后,我加入了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当时政府简直是疯了,大批地抓人,全国一片恐怖。在此状况下,我如果选择逃亡,则意味着我将远离养育我28年的土地,“背叛”自己的祖国。而在种种挂念中,最让我挂念的是我刚满一岁的女儿。我万般不舍,内心有着万般的痛苦、挣扎,但最后我还是忍痛同意离开中国。

1989年8月23日深夜,经过几天的路程,我们数人有惊无险地抵达香港。当夜,我们在飘泼的大雨中与迎接我们的香港人相拥而泣。在香港停留3个多月,我们的吃穿住行全靠“支联会”资助。最后经过华叔及同道们的努力,我和一些人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同年12月8日离开香港,飞往美国洛杉矶,正式开始我的流亡生活。

1993年6月5日香港未回归之前,我持美国难民卡,去香港参加国际劳工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于6月13日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欲冒险闯关,看望4年未见的女儿和家人。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后,我被等候在那里的十几名警员截住,几经周折,我终不能入境。之后,我要求允许把我买给女儿的礼物,交给在机场守候多时的母亲,但被拒绝。我母亲和女儿目睹着我被强行拖走,那一刹那,我模糊地看见母亲焦虑伤心的面孔。最后,两名警察反拧着我的双臂,头部挨膝,用脚把我踢进机舱,遣返回原出发地香港。直到多年后,我父母过世,当局才对我有了一次特许:出于人道考虑,给10天时间,回国奔丧。

香港回归中国后,不断有海外民运人士前去香港,但多被海关堵截,未能入港。此次去香港为华叔奔丧,我很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能否顺利过关,进入香港。我抱着一线希望,望当局也能像上次一样,出于人道考虑,让我给华叔奔丧。华叔对我恩重如山,如同我父,他一生未婚,无儿女,我希望在华叔离世之际,能尽一点孝道,亲自送他一程。

1月26日中午,我拎着简单的行李,搭上国泰CX831直飞香港。27日晚7时,我抵达香港机场。海关出口处有一家商店,旁边有几个大椅子,我坐了下来,拨通香港朋友的电话,告知如果20分钟后失去联系,证明我已被遣返。随后,我排队入关,办理入境手续。没想到海关小姐居然顺利地在我的美国护照上盖了章,我出关了!

1月28日上午,搭乘地铁到华叔工作的旺角教协大楼。进门左手边大墙上是一幅巨大的照片,华叔年轻时与一帮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的合影。里边的大房间,有向市民开放的吊唁华叔的签署册。华叔遗像周围摆着丛丛鲜花,旁边是华叔的青铜像,另一处有播放华叔生前采访的视频。我在吊唁册上写下:“华叔,感谢您对中国民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永远怀念您!永远爱您!”然后,我向华叔遗像三鞠躬。

下午4点,我搭乘地铁到中环立法会大楼会见老朋友李卓人弟兄。21年前,李卓人和梁小姐两位工会代表亲自到我们驻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工自联”总部拜访,我们共同经历了“六四”血腥镇压。

28日晚9时,在尖沙咀浸信会举行华叔追思会。教堂地方不大,每场只能容纳800多人,我被安排出席第三场。教堂外排着长长的队伍,旁边有大批记者。在此,我见到了相识21年的好朋友蔡咏梅、蔡淑芳姐妹,及几位专程赶来参加追思会的大陆维权界的朋友。进入追思大厅,华叔的遗像摆在百合花编制的花圈中,礼堂两旁的挽联是“主赐我以力量、战友我爱你们”,这是华叔临终前最后的遗言。追思会由我的恩人朱耀明牧师主持,冯玉兰、刘育港、何俊仁、李卓人、叶楚茵等先后发言缅怀华叔。追思会温馨、肃穆,全体几次起立唱诗、祷告、祝福。

当晚回到酒店后,得知电视新闻已公布追思会的消息。大批媒体记者致电“司徒华治丧委员会”,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消息。

29日下午3时,司徒华安息日在尖沙咀圣公会圣安德烈教堂正式举行。我坐在大厅里,手捧“永远怀念司徒华”纪念册,悲思翻涌。象征“六四”的六长四短的钟声响起——毋忘六四,全体起立致敬,华叔灵柩在苏以葆主教及朱耀明牧师引领下,司徒华家人跟随在后,缓慢进入教堂。华叔的家人胞妹胞弟及华叔的学生相继发言,缅怀华叔。

大厅里不断有人哭泣,用纸巾擦泪。坐在右侧第一排、我视为兄长的刘千石,频频擦泪,伤心之情难以掩饰。华叔胞妹哭得最伤心,几次由人搀扶。教堂大厅内气氛庄严肃静,让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最后跟华叔道别时,我把手中洁白的鲜花放入华叔棺木内,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喃喃自语道;华叔您一路走好!

司徒华走了,走得那么不甘心。21年来华叔带领香港市民坚持“平反六四”的信念,年年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英灵。从公务大楼至窄小的街头巷尾,香港到处都留下了华叔的足迹。华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培养年轻人,让民主自由的薪火代代相传,继往开来,建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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