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6月21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发现饿死，到2013年6月21日南京两个李姓小姐妹（分别是三岁和一岁）被发现饿死，已经整整10年了。但这两例儿童被饿死事件，明显有相同点：都与其父或母吸毒有关，都与警察有关。其间，警察失职，以及警察不作为，直接导致孩子被饿死。这类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而且惊人地相似，难道不令人震惊吗？

再者，该事件不是发生在偏僻贫困的农村，而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这又说明了什么？两个孩子，姓名中都带有一个“梦”字（李梦雪和李梦红），而我们的政府正在实现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孩子们都饿死了，还不到梦醒时分吗？我不禁为之悲哀，并质问：下一个被饿死的又该是谁呢？

据北师大儿童福利研究中心透露，截至2011年12月，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57万（不包括父母双重残儿童）或58万（含父母双重残的儿童）。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可看到前面发生的两起事件，又仿佛说明发生此类悲剧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权。理应是有困难找政府，救命找警察；可现实是，政府根本找不到，警察根本就不让你找。什么《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法》，什么民法、《宪法》，若是中国有一部真正实际有用而不被敷衍的法，这些孩子就不会被饿死了。

所以，我不得不说：政府无能，法律无效，公权力犯罪，警察失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包括孩子的父母，包括看客的我们。

看南京那个警察如何说，他很肯定地说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了，强调自己不可能照顾孩子；该社区工作人员也如此说；甚至孤儿院也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那些邻居们呢？事后，他们耻辱地给挂起了所谓辟邪的桃木和红布条。注意：不是哀悼死者，而是辟邪。但是，谁才是邪恶？谁心中满是黑暗幽灵？他们认为死去的幼体有邪，因此要驱邪辟邪。如此邪恶的内心，让人心寒。

政府失职，父母失责，社区失去功能，邻居失去起码的爱心，整个社会都很冷漠，整个人群相互推卸责任。南京幼儿之死是一面社会的照妖镜，照出世间满是“妖精”，只是他们不以为然，不以为耻，不是推卸责任就是纷纷“辟邪”。这恰恰是证明他们有罪。

事后一周多了，国人为她们哀悼了吗？国旗为她们下降了吗？有为她们篆刻的铭文吗？没有。反之，强烈对比的是，政府、妇联、团中央、福利机构，包括当地派出所及民警，没有人出面承担这一责任。这说明了什么？

我甚至想说，不是饥荒年，而饿死孩子，这个国家是否是一个该受咒诅的国度呢？否则，如此惨剧怎么会发生在2013年的中国？中国不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吗？财政收入不是已经高达11.7万亿了吗？为什么会饿死孩子？这简直就是谋杀。

我把这一切的罪恶归于一个暴力革命的政权，暴力革命就是以杀人为正义的革命。100多年前，马克思发明了暴力革命，即社会主义理论——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宇宙真理”。但马克思理论被引进中国后，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地上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仅1959-1961年三年被饿死的至少在3800万之多。

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被当局当作战无不胜的矛；另一方面，当局又将“人治”，即所谓的“中国特色国情”称为战无不胜的盾；因而他们“伟大、光荣、正确”，所向披靡，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这个自相矛盾的制度说：所有反对它的人都是汉奸、“人民公敌”。其宣称：今后，中国依然要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七不讲（禁止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个手拿矛和盾的暴力之王消灭了所有的挑战者，并奴役所有不肯低头的质疑者，这就是“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果。

从此，这个国度没有人权、没有法治、没有宪政、没有民主和自由，只剩下人治、专政、奴役。在这个国度，不是被杀，就是杀人，或者自杀。杀人制度不废，自然还会杀人无数。

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杀害这些孩子的凶犯？答案不是不言自明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8期   2013年6月28日—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