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17日始，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肖娟、崔丽荣、王浩颖、吴田丽等数十人，坚守外交部门前，要求国家接受访民派代表参加编写人权报告，以使访民严峻的人权困境能够被国际社会所了解。自19日起，她们在外交部外24小时全日静坐。

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规定，联合国192个国家都有义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本国的国家人权报告。根据联合国的安排，今年10月22日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日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中国撰写此类人权文件完全由官方炮制，只反映政府的立场，完全无视中国严重的人权问题。

多年来，北京著名人权活动家、法学硕士曹顺利女士一直在推进公民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活动，并为此遭受当局的打压非难。今年以来，曹顺利女士积极推动公民参与外交部负责的“国家人权报告”活动，用种种方法向有关当局提出以公民身份参加起草“国家人权报告”，但一直没有任何答复。

现在，以曹顺利女士为代表的访民为撞开政治对话的大门做出了极为出色的尝试，对此我深表钦佩，无论其结果如何，这都是中国公民打开政治对话大门的成功尝试，必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对话进程中的重要一页。

本人一向倡导政治对话，希望以此促成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今年3月22日，我们在致习近平《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的公开信中就曾指出：“虽然无需操之过急，也不必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应该给如何政改的讨论留下充分的言论空间，让举国上下的忧国忧民之士看到希望，你至少应该打开一条门缝，使和平转型成为可能，你至少应该对政治反对派人士释放一点善意，使良性互动有个起点，你至少应该给亿万访民留下一条活路，而不是把他们都逼上梁山。”

以曹顺利为首的代表们向外交部提出的《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编撰》的三项申请是：

1、接纳上访维权群体加入《国家人权报告》的起草和编写进程；在外交部将《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前，安排专门的机构和专门人员每月定期以适当的方式与上访维权群体进行对话和协商，每月定期接收上访维权人员填写和收集的《上访维权人员人权状况调查表》，将《调查表》和各政府部门长期积存的上访维权案件，作为编写《国家人权报告》主要信息来源；

2、在外交部将《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安排上访维权群体与参加起草和编写《国家人权报告》的工作组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公安部，监察部，最高法院，国家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的代表协商，讨论，查明和研究这些部门长期积存的上访维权案件及久拖未决的原因，并规划，制订合理有效的措施和政策，解决长期积存上访维权案件；

3、通过协商和讨论，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上访维权、腐败、维稳工作列为《国家人权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国家的优先事项。以此真实全面的反映上访维权群体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作出承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认为，曹顺利女士为代表的访民提出的以上要求不仅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而且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首先，就其宗旨来说，应该说是顺天应人，恰逢其时，因为人权就是正义，伸张人权是解决今日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而具体涉及到访民的人权问题，则无异于“解民于倒悬”，因为中国正有大量访民因为饱受迫害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甚至已经死去。

其次，人权本身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参与“人权行动计划”和“国家人权报告”天经地义，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中国公民却很少有人敢于和能够这么做，曹顺利团队的此次行动在今日中国具有先导作用和带动作用，而写在宪法上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这种慨然行使，也绝不会成为现实，所以曹顺利团队的这一行动对中国人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本人在给习近平的第三封信中说过：“当今时代民主潮流不可阻挡，人权状况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先进落后的根本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原因，中国国家元首虽因不是普选产生背离正义准则，从转型的角度说也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本来就缺乏民意基础的国家元首不能把保护人权当做自己的首要职责，则是彻头彻尾的自外于当今世界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应该说曹顺利团队的这一创造性工作，也给刚刚履任数月的国家主席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的良好机遇，使他完全有可能以此展示自己“把保护人权当做自己的首要职责”的崭新风范，从而获得必要的民意基础。

第四，本人在今年3月22日给习近平《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的公开信中还曾指出：“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文（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说：‘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团体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无论具体对手是谁，当局于某时某处起步，进而和国民展开全面对话，对和平转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是理有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显然，如果习近平当局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以现代文明国家的元首的态度慨然和曹顺利团队开展对话，那么曹顺利团队的这次活动更将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成为全面政治对话的一个良好序幕。无论如何，人权至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走向人权至上是全民皆赢的幸事。从人权问题开始对话是开展政治对话的极好起点。

曹顺利团队要求参加外交部主持的“国家人权报告”的编写是抓住了一个极好契机，只要当局打开对话大门妥善处理，就可以为习近平不失时机地开始政治改革提供旋乾转坤的拐点——虽然反过来它也可能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权状况在进一步恶化，应该说，这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愿看到的。

2013.6.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8期   2013年6月28日—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