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06期）

关键词：停止探监

7月23日星期一，今天下午接见，我充满了期待。

上午，我被带到北一，屋子里有一个体态偏胖、略显臃肿的中年男警察坐在桌子前，我按规范报告之后进去站在他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张纸，他看着纸，头也不抬地问：“《劳教人员守则》第一条是什么？”

“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我马上背出来。

他说：“你写给劳教局的关于接见规定的信收到了，现在我来答复你：你利用写信和见面的机会把劳教场所的情况暴露给外面，违反了劳教的有关规定，所以停止你三个月与家人见面。你向外面说这里的情况就是散布敌对言论，就是不服从管理；不服从管理就是说明你对劳动教养不服；对劳动教养不服就是反对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制度，你反对劳教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反党。所以，你违反了《劳教人员守则》的规定。现在，经北京市劳教局研究决定，先停止你与家人见面，看你的表现再做进一步处理。”

我听着他的每一句话，都觉得有无数根针一样扎在我的身上。几乎全身都麻木了，只有脑子还是自己的。只因说了实话，就被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这哪是劳动教养啊？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

我说：“报告领导，我给劳教局写信，只是要求看一看接见和通信的规定，和不服劳动教养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我不服劳动教养，也不能定性成反对共产党啊？我跟家里人只说了不让洗内裤和干活时间太长了，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你可以定我是诬陷罪，也不能说我是反对共产党啊，那不就成了政治犯了吗？”

他不说话。

我接着说：“我还要向劳教局反映问题，为什么对我实施包夹？为什么不允许我直接跟队长说话？为什么利用劳教人员整治劳教人员？”

我还说：“我的腿已经肿起来了，这种包夹的方式是虐待，是迫害，我要求劳教局领导制止这种做法。”

他站起来说：“你走吧。”

下午，其他人出去接见了，我和王淑贤没有去接见。她没写接见信，她家在平谷山区，太远了，孩子来一次要两天时间。

看着别人去接见，心里真是像油炸一样的难受，惩罚我的目的就在于此。

王淑贤一句话不说，默默地坐着，又默默地掉眼泪。

正巧代元元进门。她刚才跟着队长去C楼给第一次接见的新生拿暂存的物品，交给接见的人就回班了。她一进门就朝我叫喊：“野靖环，是不是你挑动法轮功了？”

我不说话。

王淑贤赶紧说：“不是，不是，我们没说话，我就是想儿子了。”

代元元一直叫着，我知道她是想把队长招来，我一句话不说。

当天，代元元让史丽娜写在《包夹记录》上：野靖环煽动法轮功的不满情绪。（史丽娜把记录本上的一张纸撕掉，揉成一团，放在桌子上。她离开桌子时我打开看到了这句话，只是情绪的“绪”写成了继续的“续”，可能因为写错了才撕掉的。）

过了几天，春妹来信说是因为她在见面时录音，违反了“不许照相、不许录音的规定”停止见面3个月。她非常后悔录音了，家里人看不见我都焦急万分。我二哥这两个月天天都要念叨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妹妹的自责让我更着急、更难受了，根本就不是因为录音，纯属是巧合，被调遣处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借口。可是我又不能及时告诉她，每个月才让写一封信。就在这种揪心的日子里过了一个月，直到寄出去了这封信。在信中也只能说不是因为录音，是我的问题。我也不能直接说明原因，否则，此信就该被扣下了。

这一天，天已经黑了，张宏才开始查卫生。

如果是上午查卫生，查完了就能放松了。如果是晚上查卫生，一天都紧张着，生怕谁的手摸着玻璃了，谁的脚碰着盆了。地面更是一会儿擦一遍。我是负责摆毛巾的，毛巾分别摆在两边床底下的杆上，班里这时是12个人，一边摆6条毛巾，另一边摆了7条毛巾。郭燕燕有两套洗漱用品，有一条毛巾是擦脚的。按规定，洗脸、洗脚、洗屁股、洗澡都用这一条毛巾。

九大队的地面比床铺干净、班里的地布比毛巾干净、门窗比皮肤干净。

张宏一进来，就先扫视了一圈被子，然后蹲在地下，看床底下的毛巾。

“看看这条毛巾，不齐！”她一蹲下看毛巾，我的心就咚咚咚地跳起来，我知道她要找茬了。

我说：“每天我最少要蹲在地上一小时整理这几条毛巾，每次都让班长看过的，大家都说挂齐了，我才住手的。”

张宏说：“你还敢顶嘴，你看这是不是不齐啊？”

我说：“我看不出来不齐。”

“别废话，扣10分。”张宏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我气愤极了，说：“张队长，你说这条毛巾不齐，我把它拿走行不行？剩下的该齐了吧？因为我们班12个人13条毛巾，正好多一条。”

“什么意思？”张宏问。

“郭燕燕一个人用两条毛巾两个盆，你管不管？”我不顾一切了。

张宏转身就往外走：“你少管别人的事。”

她扬长而去了。扣我100分太容易了。

7月27日是星期五，副大队长杨敏值班，晚上她让我们看《同一首歌》。正看着，小哨叫我回班。我还以为是停止我看电视了，因为十班被包夹的人是不让看任何电视节目的，我的待遇比她们强，还一直让看电视。代元元和史丽娜正看得高兴呢，也无奈地前后包夹着我回到六班。代元元走在前面，边喊“报告”边抬脚进门，可是马上又退回一步，我来不及停步撞到了她身上。

“队长好，报告队长，我们能进吗？”代元元低头报告。

这时我才看见杨敏和管班队长李颖站在我的床前，我的心又“忽”的一下提起来。

李颖问我：“看出你的被子有问题了吗？”

“没有。”我的确是不知道被子还有什么问题。

“你这被子上下两层不一样宽。我怕我看不准，特意请杨队长再看一遍。”李颖说。

我不说话。

她又说：“你要是不服就拿尺子量。”

我还是不说话。叠被子的标准到了拿尺子量的程度，这还叫被子吗？这被子是木头做的还是铁做的呢？就是纸叠的也可能有误差呀！从来没有想到过叠好了被子还要用尺子量一量。她们是实在挑不出我被子的毛病来了，居然想出了用尺子量！

我说：“队长的话就是标准，我服不服没有意义。”

我知道她们会无休止地在我的被子上找茬，怎么办呢？如果我买一床新被子，可以表明我愿意把被子打得更好的态度，也许就能少找点麻烦了？

买被子不在规定的购买标准之内，算帐外的，要提前跟队长“求”，代元元负责生活，我就跟她说了。

代元元说：“你以为买了新被子就没有麻烦了吗？你试试看吧！新被子没有三天时间根本打不出来，那些买新被子的没有一个不哭的。”

星期一上午采买时买了新被子，下午才让我拿回班。我赶紧铺在地上打起来。新被子的棉絮是棉花和其它化纤的混合物制作的，很膨松，盖在身上很暄乎，可是鼓鼓囊囊打不出豆腐块的样子。我把被子抻平后叠成三折，用膝盖和手掌来回推压，可是，压下了后面的，前面的又蓬松起来。我开始急躁了，本以为我的技术可以对付这种被子了，没想到这么难，我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哭。代元元看我打不好，就说别的班有人用高板压。于是，我把高板倒过来，使劲地压碾。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快吃晚饭了才能放在床上。可是，它慢慢又鼓涨起来，我的肚子随着这个被子也鼓了起来，晚饭连仅有的半个馒头也没吃。

看完新闻联播后，我坐在高板上发呆，实在是又累又烦一点儿也不想动了，一声“野靖环”把我惊醒。

杨敏已经进了班。“起立，立正”“队长好！”这一套喊完之后，杨敏说话了：

“你这样的被子就敢往床上放！看看像什么样！”

我以为又要给我扣分了，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好像绝望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明天必须打好！”杨敏说完转身要走。

我一听没扣分，顿时轻松了，差一点激动得流眼泪。

我说：“报告队长，我今天下午才开始打被子，再给我一天吧。不是规定新被子给3天吗？”

“你还讨价还价？你以为我跟你说着玩哪？新生给3天，你来多长时间啦？还有脸说！”杨敏说完就走了。

我赶紧把被子放在地上，坐在被子上压着，这样可以尽快地压实。正常人在生活中都是喜欢让棉被暄乎，劳教人员在生活中都是恨不得把棉被立即变成毡子。劳教人员已经被“规范”得不像正常人了。

幸亏第二天是古力队长值班，她知道被子是昨天买的，虽然看起来很蓬松，但是的确是下了功夫了，她没说什么。这一天我趁着中午队长们午休的时间又继续用各种方式压被子，第三天基本达到豆腐块的标准了。从此以后，我的被子没再被扣分。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找被子的毛病了，还可找别的毛病。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7期   2013年6月14日—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