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墙运动兴起之后，1979年4月我与秦永敏通过信件取得联系，他给我寄来武汉《钟声》，我给他寄了上海《民主之声》，我们一直同步行动，配合默契。1980年2月，我到武汉见了他一面，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我们一起入狱，之后很长时间中，不是他入狱就是我入狱。1996年我流亡到了美国，此年我请兄长傅申平到武汉去看望了他一次。没想到1998年，因民主党组党，他又入狱12年。一别竟过了30年，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回首但见风和雨，多少往事到心头！

如果说：中国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布满荆棘，有无数志士为此奋斗，付出艰辛、鲜血和苦难，那么秦永敏就是其中最优秀、最突出的人士之一。如果说：当代中国民运人士犹如寥寥树苗，历经一次次寒风、暴雨、雷电的袭击、扑打和摧残，但依然顽强生长、蔓延，最终将成为茂密森林，那么秦永敏就是其中一棵挺拔的大树。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没有任何一面旗帜像中国民主党那样注入了如此多的苦难、坚韧、执着和尊严，有如此凝重的道义力量，那么秦永敏就是付出了全部青春、贡献了全部力量，承受了所有苦难的主要中国民主党人之一。

秦永敏1953年8月1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属于文革一代，文革的风暴埋葬了他读书的梦想。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还不满16岁，就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作为知识青年到湖北省沔阳县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毁掉了一代，但激烈的冲突也成就了思考的一代，秦永敏便是思考者之一。在农村恶劣的条件下，他坚持自学，尤其喜欢诗词，很长一段时间，他沉浸在浩瀚、深邃的唐诗宋词中。

他观察社会，执着地思索，坚持写日记。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都没有隐私权，他的日记受到检查，被发现其中有对社会表示不满的内容。1970年，他仅仅17岁，就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之后又送回农村。然而，这没使秦永敏放弃思考。

林彪事件促动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思考，秦永敏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全面。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这一代第一次大规模展示，秦永敏深受鼓舞，但也感到这一代人理论的缺失。同一年他被招收到武汉钢铁公司冷轧厂当工人。回到城市后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籍和资料，他努力阅读马克思原著，欲以其之矛击其之盾，他也尽可能了解现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他随时准备走上社会、街头批判毛泽东，挑战中共的一党专制。

1978年后半年，趁着中共党内实践派对凡是派的发难，贵州启蒙社在北京点燃了人权、民主的火光，民主墙诞生了，秦永敏在武汉立即以行动呼应。汉口市中心中山大道的水塔下，有一段约百米长的墙，成为“武汉民主墙”，秦永敏在此墙上张贴了许多文章，还转贴一份题为《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批判毛泽东的系列长文。

随着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许多地方相继创办民间刊物，凝聚力量，扩大影响。1979年初，秦永敏与朱建斌等创办的《钟声》就属于较早出现的此类刊物，这些刊物还有贵阳的《启蒙社》；北京的《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广州的《人民之声》；上海的《民主之声》、《海燕》等；杭州的《四五月刊》；青岛的《海浪花 》；重庆的《童音》；安阳的《民主砖》、《星光》；长沙的《共和报》；宁波的《飞碟》；天津的《渤海之滨》、《天津评论》；温州的《呐喊》等等。

但是不久寒潮就席卷而来。1979年，随着北京的魏京生、任畹町、刘青等，上海的王辅臣、杨周、乔忠令等相继被捕，各地民刊陆续遭到打压，乃至被迫停刊。在这种形势下，民运人士中间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退回书斋，保存现有的力量，进一步积蓄，伺机再动。持这一看法的人大多是体制内有一席之地的，被称为“曲线民主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利用还有的空间，继续活动，扩大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强行嵌入社会。即便民主的社会基础并不完备的，但仍然要尽可能推进民主化进程。持这一看法的人们大多数是知识化的青年工人。持前一种观点的朋友，后来大部分成了80年代中共推动改革的主流派，他们最终在1989年又走上街头，这是后话。持后一种观点的朋友，坚持继续出版刊物，并在全国范围里进行串联，是邓小平反复提到的“西单墙”那帮人。秦永敏和我都是这帮人中的中坚分子，其中最活跃的中坚分子还有：何求、刘国凯、王一飞、王希哲、陈尔晋、杨靖、徐文立、孙维邦、张京生、徐水良、叶宗武、王屹峰、王荣清、钟粤秋、朱建斌、牟传珩、孙丰、徐东平、吕洪来、彭金贵、刘二安、郑玉林、黄河清、刘力平、王明、邓焕武、何德普等。大家不约而同地为建立全国组织而积极活动。

秦永敏仍坚持《钟声》出刊，并明确建议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会议，成立全国性组织。我与秦永敏取得联系后一直密切联络，同步行动。我继续出版《民主之声》，与各地联络，希望促成武汉会议的举行。

1980年1月底，我先到了北京见了一些朋友寻求共识，由于美国之音提前报道了武汉会议的消息，当时多数意见认为要稳住阵脚，避免大规模打压，取消原定的武汉全国民刊代表会议，代之以部分代表会议，选择另外的时机建立全国组织。2月，我到了武汉，与秦永敏一见如故，相聚甚欢。我们一起参观了几个武汉“首义”的纪念点，泛舟东湖，在他青山区的家里住了一宿，尝了武汉的热干面。秦永敏认真准备和主持了武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李晓林等，杭州的杨晓雷，河南的刘二安，上海的我和湘樊的几位朋友。这次会议为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暂时停刊，健全各地组织，积累力量，当年7-8月同时复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组织。会议将此决定通报了各地民刊编辑部，基本得到认同，各地采取同步行动。

在送杨晓雷上火车之前，在车站广场秦永敏、杨晓雷和我讨论了组党问题，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为组建中国民主党做准备工作。

1980年7-8月，经过休整的各地民刊重新出刊，决定9月在广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9月中旬，贵州的秦晓春、武汉的朱建斌等部分代表到广州之后，广州《人民之路》的主编何求及这些代表被拘押，但广州的朋友们在王希哲的主导下及时地采取了行动，王一飞在危难关头站出来，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出版会刊《责任》，全国各地的刊物同步进行抗议，而香港的许多朋友及时利用媒体，制造影响，中共党内的同情者也不失时机地施加了一定影响，此时邓小平对华国锋的斗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对舆论还有一点顾忌。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所有被拘押的代表均被释放。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事实上成立了。此后，以武汉《钟声》、长沙《共和报》、重庆《童音》为主体组成华中分会；其中秦永敏发挥了巨大的领导作用。

1981年初，中共发布9号文件准备打压民刊，秦永敏又参与筹划组建进京请愿团，继续抗争。全国大镇压中，他被捕，重判了8年徒刑。出狱后，秦永敏以摆地摊糊口，继续思考、交友，继续吟诗赋词，他悲伧的词句：“潇湘远，碣石朔风衰，云际孤鸿搏怒雨，几番折翅未心摧，谁敢共高飞。”吸引了年仅24岁的李金芳，不远千里从北京奔到武汉去找他。秦永敏面对磨难的淡定、安然和坦诚，以及他的词句：“谁道孤鸿搏怒雨，雏鹰已自朔方来，相携若许如鸾凤，敢叫日月换旧颜”，赢得了李的芳心，使她不顾一切反对，克服所有的困难，成为他“身后的那位女人。”

1993年11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5周年前夕，秦永敏在北京起草了《和平宪章》，提出十项政治改革建议，其中有“立即平反‘六四’事件，释放因‘六四’和其他原因入狱的一切政治犯”；“解除一切对政治流亡者的法律禁令，允许流亡国外的一切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其他人回国”；“在以上各条被各方、当然首先是被大陆政府基本接受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从速召开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少数民族以及海内外朝野各界人士在内的圆桌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中国下阶段的和平变革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问题”等等。为此，秦永敏被拘捕，12月中旬被遣送回武汉后，以“扰乱社会治安”处以劳动教养2年。他在劳教所里多次遭到毒打，致使左侧睾丸被打碎裂。

1994年3月，秦永敏从劳教所偷寄出的一封信中称，誓要控告政府非法禁锢，并要求公开审判。出狱后，他经营一间小书店，以卖书与租书为生，但仍不断遭到当局的刁难和迫害，以至于1997年6月5日，他致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当局给予生存权。当然，生存权并不是秦永敏关注重点。

1997年8月11日，秦永敏44岁生日那天发表给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五大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他又用电话和刚刚出现的网络与各地同仁及海外朋友联络，形成了空中民主墙，恢复了全国范围内民主力量的集结，有效地推动了反对派运动。1998年3月，秦永敏在武汉创办了《中国人权观察》通讯，成为中共统治下的第一个人权监督组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秦永敏就出版了300多期《中国人权观察》。《中国人权观察》材料被世界各大通讯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国际合众社、德新社、安莎社、共同社、BBC、自由亚洲、法广台以及“香港民运信息中心”等媒体广泛采用。他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充分、及时地展示给了国际社会。

1998年6月以后，海内外联手推动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开始后，秦永敏再度出手和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萧诗昌等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不久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的底线。

同年9月20日中国民主正义党临时总部在纽约召开国内组党形势研讨会。秦永敏以录音参加了研讨会，秦永敏对海外民运寄予厚望，他希望海内外民运能在一面旗帜——民主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强调，海外民运应担负起国内后勤、动员国际舆论和联系国际社会的作用。

11月30日，秦永敏被从家中带走。12月17日上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22日，秦永敏被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关在汉阳监狱。

秦永敏再次入狱后身体严重恶化，除了心脏病、胃病外，秦永敏的肝脏等也患有综合病症。即使在监狱里，当局还把秦永敏视作洪水猛兽，单独关押，剥夺他各项应有的权利，甚至剥夺他与女儿的通信权。他给女儿写了两百多封信，每到女儿的生日，他都会给女儿写一首诗寄出来，但他女儿只收到过两封信。秦永敏为争取与女儿的通信权，曾数度绝食。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抗争的勇士自己却被剥夺了所有人权。

听说，秦永敏的眼睛有了很大的问题，现在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尽管他已获准在监狱里看书，但现在连几分钟的阅读也无法继续。尽管如此秦永敏还是书写了大量文章、读书心得等，这些文字能否带出监狱还不确定。随着秦永敏释放的日子临近，当局越来越恐慌，7月1日李金芳被抄家，被抄走的七十几件私人物品至今未还，而且被冻结的银行账号也未解封。可以想象，秦永敏回家之后对他的迫害还会继续。

我读到民主党人高洪明的短文，他在文中说：我们视坐牢为政治舞台上的伟大的无言“行为艺术”，面对狱中或出狱后的无穷无尽的监控、打压、恐吓，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再次坐牢的镇压，我们坚忍，我们时刻准备着，心淡神定；面对物质的穷困，身体的病弱，我们精神富有；面对失败或孤独，我们并不悲伤；面对艰辛坎坷人生，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理想观。

我想这段话也道出了秦永敏的心志。作为身在海外的我和我们，无言，只有无限的沉重！在秦永敏出狱的前夜我想对我30年的志同道合者说：

我坚信：我们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坚信：中国人一定能享受到真正的人权！

我坚信：中国民主运动必将完成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

我坚信：中国民主党将成为一党专制的反对党！民主转型的建设党和民主中国的执政党！

而这一切都有你留下的奋斗印记，都有你作出的卓越贡献！

我还要说：

任重道远，让我们携手继续走我们的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海外团队将不负你的期望：“担负起国内后勤、动员国际舆论和联系国际社会的作用。”还将努力做得更多、更好！

押辛弃疾原韵填词一首以寄远思

念奴娇

忆往昔瞻未来致秦永敏

梦萦旧古，上心头，悲伧情思千斛。
青鹏博雨何处是，但见碣石满目。
巫山斜阳，东湖归鸟，潇湘尽落木。
大江东去，雨后谁挡新竹？

再朔谢公风流，霜叶未晚，谈笑谱新曲。
八千里云月付与，不日决胜棋局。
修远千寻，阿房将暮，紫红丛中绿！
淡定喜怒，子陵台下为屋。

2010年11月28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