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04期）

 
女劳教人员打饭规范动作模拟照。摄于北京市劳教局门前

（女警察坐在椅子上，用勺子给每一个人分菜。如果桶里的菜多，饭盆儿的位置可以高一点儿；如果桶里的菜少了，就要把饭盆的位置放低。劳教人员要一边做动作一边高喊，如：“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打饭。”）

关键词：求打饭

史丽娜每天三顿饭前都要被带到小医院注射胰岛素，过50分钟准时吃饭。

这期间雨水多。有一天下了一夜的雨，到早上她去小医院打针时还没停。打针回来，她全身湿透了，郭燕燕笑个不停：“你这只鸡变成了落汤鸡啦。”（卖淫的都被称作“鸡”）她们一阵哄笑。史丽娜笑眯眯地说：“我还愿意淋雨哪，多凉快啊，跟洗澡似的。”我看她那个样子，我是又解恨，又难过。警察打着伞，她淋着雨，两人一起走，和她同龄的女警察根本不拿她当人看，这是对她人格的漠视，对自尊的伤害，她难道不懂吗？她懂。但她无奈，她由此产生了报复，她要把这些仇恨转嫁到别人身上！

她的经历让她的心灵扭曲了，形成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劳教人格”：仇视社会、报复他人、惧怕强者、欺压弱者。难道这就是劳动教养的目的吗？

叫到六班打饭了，史丽娜站在第一个，快步向大厅走去。在筒道里就看见杨敏坐在稀饭桶前面。史丽娜走到杨敏跟前，双手端着饭盆低头弯腰喊：

“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杨敏求打饭！”

史丽娜的“杨敏”两个字一出口，把我吓了一跳。

杨敏已经舀了一勺稀饭，立即停住了手，抬起眼睛看着史丽娜。

史丽娜嘴唇哆嗦着：“对、对不起杨队长，我、我”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杨敏看着她足足有半分钟，每一秒都让她那么难熬。终于杨敏的嘴动了一下，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报！”

史丽娜喊了一声“是！”接着又喊了一遍打饭的报告词。

我重复着史丽娜的动作，重复着已经说过270遍的“求打饭”的报告词。我在想，史丽娜已经报了1400遍了，怎么会报错呢？

史丽娜坐在高板上，浑身哆嗦着，嘴唇没有一丝血色，眼里含着泪花，不停地说：“我会怎么样啊？代元元，你说我会怎么样啊？”

谁也不说话。各班都打完饭了，队部的磁卡门“啪嗒”一声响。杨敏进了队部，代元元说话了：“我觉得可能没事了。小杨队长如果不是当时罚人，可能就不罚了。”

星期五晚上，是李颖值班。代元元给我带来了一张纸，说：“李队长让你写这些认识，每天写一份，下星期一交。”

我心里有点儿别扭：李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嗨，别想这么多了，反正她也没拿我当人。

纸上列了6个题目，有“你怎样溶入集体？”“要多做好事”“把自己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今天让我写专题认识，正好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于是，我赶紧拿出纸笔铺在学习柜上写开了。

代元元吃惊地看着我说：“瞧瞧人家，满不在乎。这要是让我写，要了我的命我也写不出来呀。”

星期一，我全写完了，但是我只交了一份。可能李颖从监控里看我一天都没有写东西，下午就进班了，阴沉着脸问：“野靖环，我让你写的东西必须每天交一份。”

“是。”我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写？”她生气地问。

“我写完了。”我说。

她吃惊地看着我，张了张嘴，没出声。

“认识”这个概念，在这里是和“检查”相同的。一般来说，让你写“认识”，就不会扣分；写检查多数都伴随着扣分。写“认识”和写检查都是劳教人员最害怕的一种惩罚方式。她们宁可被罚站，也不愿意写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被要求写了20多份。

这期间发生了两个变化：从6月15日起就不锁厕所的门了；每天允许洗内裤、袜子，但洗漱时间不延长。我可以勤换内裤了，没有再得阴道炎。

厕所的门虽然不锁了，却还是不许随时去大小便，只是方便了牢头狱霸，在筒道里没有队长的时候，她们可以随时上厕所了。史丽娜这一类人的地位属于必须“求”才可以去的，我们是属于“求”也不让去的。史丽娜对目前的地位比较满意，但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她说：“如果我住院之前能让我上厕所，可能我就不会得病了。”

这一天，我的肚子又绞痛起来，我连续喊了三遍求茅的报告词都不让去，我只好又拉在了洗脸盆里，班里的叫骂声乱成一片。没包夹之前也便在盆里，却听不到叫骂声；史丽娜也便在盆里，也没有叫骂声。

晚上，正在大厅看电视，我被祝队长叫到北三，她问我为什么在盆里大便，我说了肠胃功能的问题。

她说：“从理论上讲，只有婴儿和半身不遂的病人才控制不住大便。我们分析过你的问题，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管理方式有意见。你的行为太不符合一般人的规律了，可以说所有的人来了之后都是便秘，逐渐地适应了劳教生活之后，才能正常大便。但是筒道里总是有你求茅的喊声，没有人不知道你野靖环了。”

我说：“我无法接受你的批评。我是对你们的管理有意见，但是我不可能用这种贬低自己人格的手段表达我的意思。你可以调查，哪一次我求茅是光蹲着不拉的？没有一次！都是立即就拉出来。”

祝队长也是副大队长，她的话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杨亚楠是在利用我的身体功能缺陷来折磨我，让我痛苦，从而达到打击我的目的。

她说：“每天放大茅的时间，你要一直蹲着，逐渐习惯了就会按时大便了。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大便，不许求茅、不许便在盆里。”

就在她说话的同时，我下了决心，只有少吃饭、少吃菜了。少吃饭可以减少大便的次数，如果能三天大便一次，会减少麻烦；少吃菜可以让大便干燥，就是肚子疼也能憋得时间长一点。

从第二天开始，早上我只喝一碗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都吃半个馒头，挑几个菜叶子吃。这个办法确实有效，大便干燥了，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但是大便前还是没感觉，肚子疼起来就急着要拉出来。因为干燥了，能憋十几分钟了，但是憋得快得心脏病了。

晚饭是5点左右，到了10点睡觉时，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忍着，忍着，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身体迅速消瘦了。

7月7日，是对我实施包夹的第10天。冯雪查卫生，她站在门口，用手点着我和郭燕燕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四床被子说：“扣分”。平常说“扣分”，都是扣班里的卫生分，极少扣个人的分，但是，却只给我开了扣分单。分，对于劳教人员来说就是命根。

扣分单上写着：“该人用具摆放不符合规定标准。扣10分。”

7月9日张宏查卫生，一进门就指着我和郭燕燕的被子说：“扣分，10分”。“忽”的一下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惊讶地看着她。

张宏说：“要是不跟你说被子有什么毛病，你就不服，你看这外侧的右面高了左面低了。”扣分单上写着：“该人被褥叠放不符合规定标准。扣10分。”和冯雪的扣分标准不一样。

张宏让我在扣分单上签字，我问：“被褥的叠放标准是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队长说的话就是标准。”张宏说。

自从不在生活区劳动之后，内务卫生就成了折磨人的好方法。尤其是被子，每一床都打成豆腐块似的，跟电视上看到的军营的被子一模一样。但是，这些被子可不是小伙子们叠出来的，是这样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农村妇女趴在地上、蹲在地上，用手、用腿、用全身各部位、用全身的力量打出来的。六班从早上5点50分起床，一直要整理到9点，有的班一上午都有人在整理被子。袁源的要求是“被子不离手”。新发的翠绿色被罩的棱角几天就成了暗绿色了。每天查卫生，被子都是最难的一关，因为谁也不知道队长会挑出什么毛病来。虽然不扣个人的分，但是谁的被子扣了班里的分，谁也得挨骂。六班经常得红旗，就是因为被子很少被扣分。齐兆兰每天都要替代元元整理被子，她要确保两人的被子不扣分。她也帮新生整被子，为了把被子捏出线来，手指经常抽筋。她说：还不如在班里干活哪，那时候还没这样要求被子哪！

队长经常带着班长查卫生，所以，筒道里都知道六班的被子打得好。

第二天，我一直蹲在自己的床前整理被子：捏出了线，整平了面，无修止的，既无聊又无奈，

被强迫无休止地做一件没有标准、没有意义的事，是一种软暴力，会让人烦得要命。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就当是“玩”，就当是锻炼身体，就当是磨练性情，就当是打太极拳，压住心中的火，唯一的目标是不能得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7月15日，李晓霞队长查卫生，一进门就说：“野靖环，看看你的被子，前面这条线一点都不明显，你舍不得使劲是怎么着？我今天不扣你个人的分，但是要扣你们班里的一分。”

前两个队长扣分都不是为了这条线，不管怎么说，谢天谢地她没有扣我10分！我再整理被子时就使劲捏上面的那条线。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7月21日，副大队长袁源值班巡筒，迈步进班：“野靖环，瞧你被子这条线，捏得这么假，这像什么样？扣10分。”

我看着她说：“报告袁队长，前几天李队长批评我的被子这条线不明显，还扣了班里的分，所以我才把它捏得明显一些。今天你又说我这条线太假了，那我是应该捏还是不应该捏呢？这个被子我到底应该打成什么样呢？”

袁队长瞪着眼睛说：“你这种态度是顶撞队长，再扣10分！”扣分单：“该人用具摆放不符合规定标准。扣10分。”“顶撞队长”没开扣分单。

每天一听见要查卫生，一看到队长进班，我的两腿就软软的。一直到队长出了门，才深深地出一口气。不光是我，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齐兆兰也是紧张得要命，只要队长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被子上，她的脸立即就变色。

劳教局的制度规定，被扣100分就要给一个警告处分，撤销记分许可证，不能减期；如果是两次警告处分，就要被延期。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5期    2013年5月17日—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