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北京久敬庄关押、受审

22日早上7时进入北京，看到了久敬庄的路标。7时50分，驶进了北京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久敬庄的大门。连续2天的旅途劳累、紧张的心情、无奈无救的处境，我们疲劳到了极点。

久敬庄太气派了，比马家楼的条件好多了。停车场上隔不远就竖立一块牌子——“新疆”、“甘肃”、“青海”……

治总的两个领导走了，小头头朝着我们车上的治总王领导的后背说：“你们北京人真不怎么样。”一路上王领导什么闲事都不管，抢到副驾驶的座位上，睡了一路。我指着依维柯的赵经理说：“你们是武警，怎么管那个人叫经理呢？”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各有各的任务。”

停车场的南面是两列四排平房，北面是几座像工厂的仓库那样的大房子。我们被带进了第一排大房子的大门，安检机过完了行李，就顺着用连椅隔成的过道进了里面的一个厅，这个大厅的南面好像有六七间大房子，正对着门口的一间的门上挂着“上海”的牌子，我们就被关进了这间屋子，我们又变成了上海来北京上访的了。隔壁是江苏的、浙江的……

这种房子的设计跟老式的拘留所一样，很高，大约有4米。南面2米以上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窗户下面有一个大门，我判断了一下位置，这个大门出去，可能正好是停车场“上海”牌子的地方。

一位负责安排我们的警察还是很和蔼，他说马上就加热馒头，大约20分钟。又有人马上把大厅里的6个饮水机的电源打开了，能喝到热水了，我很高兴。很快馒头就来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肖娟竟然吃了一个半馒头。吃完了，就靠着墙，用手按住头。我估计，她的血压又高了。看门的警察用对讲机叫来了医生，肖娟的高压165，低压110，医生让她好好休息，有情况随时叫他。

10点，呼啦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警察，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其中有肖娟、庞银平、王秀珍、野靖春、王玲居住地的片警，还有治总的几个人，其他的都不认识。警察们找到“自己的人”，就招呼着要带走。大家都没动，我们不能单独被带走，我们是一起来的也要一起走，这在12

年的“上访”中形成了民间的规矩。大家也都朝着自己派出所的警察说着两天来的冤屈。正在这时，新源里派出所的一个警察生气地朝庞银平和王秀珍说：“告诉你们，今天过节，别耽误我们回家！”

一句话把我们惹火了，一肚子的怨气爆发了，我们一起朝他喊起来：“谁耽误你过节啦？为什么把我们害得这么苦？”“谁让你来的你找谁去！”“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治总的一个便衣警察像是今天负责的，他急躁得不得了，不停地说让我们赶紧跟各自分局的警察出去谈话。整个屋子里的声音像交响乐团在调音一样，乱成一团。

我指着墙上贴着的《上访人员须知》说：“你们专门建这种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上访人员’是哪一类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上访人员’是哪一条法律定的罪名？”他竟然说：“你他妈的不是上访的，还是什么人？”

这一句话引起了我们更强烈的抗议，吵嚷声把屋子灌满了。这时，其他的警察全部都离开了屋子，只剩下他们3人。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说：“我刚才说错了，我道歉行不行？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我……”我说：“行了，只要你承认说错了，这一段就过去了，不要再说了。”

11点半，又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大家都疲劳极了，躺在靠南边的一排排连椅上。这里有从小窗户里照射进来的一小片光线，我睡着了。

突然，“起来！都起来！”我们被叫醒了。只见那几十个警察又回来了，而且许多警察的手里都举着摄像机、照相机对着我们，噼里啪啦的快门声、连续闪烁的闪光灯，看这阵势像是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吃馒头，要不然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我迅速地拿出一个馒头，王玲拿出腐乳给我夹在馒头中，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个吃馒头的样子也被他们录下来了，人在失去了人身自由之后，一点儿尊严都没有了。可是我凭什么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呢？我不明白！

我妹妹立即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照。还好，没人来抢她的手机。治总的高个子警察站在这群警察的前面，表情严峻地说：“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们宣布，现在，依法告知你们，必须接受分局民警的谈话。”我一边使劲地嚼着馒头，一边认真地听着他的话。我咽下一口馒头，乖乖地举手说：“报告领导，你上午怎么不这样说呀？”他竟然笑了，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然后问：“我的告知你们听到没有？”我们齐刷刷地喊：“听到了。”我又举手问：“报告领导，你是依据哪条法律告知的呀？”他说：“我就是依法告知。”我问：“你告知的内容是依据哪条法律呀？”他问我：“给你5分钟时间吃完行不行？”我说：“我吃饭慢，给我10分钟吧。”他说：“好吧，10分钟必须吃完。”我说：“是！报告领导，10分钟吃不完我就不吃了。”

然后他就对大家说：“收拾好你们的全部行李，一件也不许落下！”这时，其他警察纷纷涌到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边。就这样，我们被带到各个谈话室谈话。这时是22日下午2点。

结果是有惊无险，4点至5点，5个人陆续被送回家，只有王玲被带到派出所，关押到10点才让回家。警察说她：你又不是“新国大”案的，跟她们凑什么？警察还答应给她补偿1000元，但到现在也没给。不过，这一次她没挨打。

四、“团伙”成员都说自己是组织者

说是谈话，比审问还严厉。每一个“团伙”成员都分别被三四个警察带到停车场南面的平房单独“谈话”，内容是：谁组织去上海的？谁买票？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世博会的票是哪来的？

每个人的全部行李都被仔细搜查。因为我是临时决定去的，只带着随身的书包。海淀区公安局治安处的姓于的警察要搜查我的书包，我让他出示搜查证，他说特殊情况下没有搜查证。我说他这是违法行为，他理直气壮地、轻蔑地说：“你告我去吧！”他知道我永远告不倒他，因为是他的上级让他违法的！他宁可违法，也不敢违背领导的指示。权大于法，中国特色之一！

他拿过我的书包，先说：“你把钱收起来，少了别找我。”我说：“你这是做贼心虚！少了一定会找你的！”我的书包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他问：“你还有别的行李吗？”我没答话。他把钱包里的20张100元的纸币都翻看，生怕里面藏着炸弹似的。我说：“安检的机器都过了好几遍了，不会有炸弹的。再说了，我还不想死呢，我觉得我的命比你值钱。”海淀治安支队的李国强立即说：“我告诉你啊，威胁有炸弹的话是要犯罪的！”我说：“你听明白了，我是告诉你没有炸弹。”

姓于的找出我的U盘，问我：为什么带这个？存的是什么内容？我说：常用电脑的人，带个U盘还有什么奇怪吗？你想知道内容，找个电脑打开吧。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找来电脑。

每个人对审问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庞银平：是我提议去上海的，但是我的腿不好，我也不会用电脑，我就委托野靖春买票，联系住的地方。

肖娟：是我组织去上海的。我让小春买票的。警察：是不是野大姐跟你商量的？肖娟：野大姐根本就没打算去，就是我一个人组织的。

野靖春：我们大家商量着一起去玩。都是我一个人具体安排的，我在网上找了许多旅馆，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上海联邦大酒店，还从我的信用卡上扣了800元预定金，连到世博会的路线我都用尺子量了，走路20分钟就到了。我二哥排队买了8个人的火车票，买返回的火车票又排了一次队。在家里我最小，从来没有操过心，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安排活动，没想到一切心血全白费了！（她又呜呜地哭起来，这两天，她哭了好几次，本来就不大的小眼睛，哭成了一条缝。）

警察从她的本子上发现了行程安排，其中有与冯正虎见面的内容。警察问她冯正虎是谁，她奇怪地问：“你连冯正虎都不知道？他是世界名人，他在日本机场住了94天。”

野靖春最冤了。因为贾建英和她都是归展览路派出所管辖，而早在17号“国宝”就找贾建英谈了话：你要去世博干什么？都谁去？是否还有其它打算？贾建英说：丈夫被你们抓走了，儿子不在家，放假好几天，我想去看看世博会，散散心。警察说：去看世博可以，但是不准干乱七八糟的事。警察还问：野大姐去不去？因为贾建英管我妹妹也叫姐姐，她就问警察：你说的是哪个野大姐？警察说：海淀的野大姐。贾建英说：那个野大姐不去，这个野大姐去。

得到了警察的默许，贾建英准备好了东西，没想到，19日上午，国保找来了单位的有关领导，警察说：有了新指示，不许你去上海。你去了上海，我们局长就得脱衣服。我们就是来给单位领导施压的。而单位的领导说：你要是去了上海，就开除。贾建英说：我是利用休息时间去的。领导说：我不管那一套，反正是不能去。谈话结束，立即把贾建英从单位押送回家，既不让上班，也不让去上海，连门都不许出了。她家门口为她盖的岗亭里，24小时警察值班。

可是，就在这时，展览路派出所的徐副所长给野靖春打电话，却说：该去就去吧，多注意身体。这说明允许野靖春去呀，为什么又从上海给押送回来了呢？

野靖环的供词是：是谁组织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打算去，也不关心。我知道的是大家在“上访”时议论的，我妹妹做一系列的具体事。海淀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李国强问：“那你为什么又去了？”野靖环：“本来是8个人去，结果东城的2个、西城的1个、朝阳的1个都被警察死看死守不许去。这几个人是比较聪明的，能处理问题。剩下的4个人有的有病、有的残疾，就我妹妹身体好一些，她又没有带着大家的经验，我不放心，一直到晚上7点我才决定跟他们去。”李国强问：“4个人加上你才5个人，你们不是6个人吗？”野靖环：“万万没想到，肖娟也到了火车站，看守他的警察撤岗了。肖娟和我们一见面就说，‘治总的政策变了，看守着我的警察走了，肯定让去了。’我们都放心了，高高兴兴地看看大上海。没想到……”李国强问：“你们到了世博会想干什么？”野靖环：“你认为我们能干什么？”李国强说：“你们不是前几天还到铁道部上访吗？”野靖环：“那是为了王宇的冤案。到铁道部和到上海是一回事吗？”李国强问：“要是在世博会有外国记者采访你，你怎么说？”野靖环：“你让我进世博会等着外国记者采访时听着吧。”

精彩的审问如果落实到文字上，又是一篇小说。

5点半，警察赵辉把我送回家。我的片警赵建国也被从家里叫来了，他从此时起，单独执行24小时死看死守的任务，一直到世博会结束；当然其中还有中共中央的全体会议。给他的任务是：不许让野靖环去上海、五中全会期间不许到敏感地区。

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开始怕群众了？这是不是一场闹剧呀？

最后的联想

就在这几天，听到了两个消息：

一、“安元鼎”公司非法关押、非法拘禁“上访人员”的罪行被媒体揭露。我不禁要问：“安元鼎”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公安部的眼皮底下绑架“上访人员”，是谁指使的？是谁允许的？是谁把“上访人员”交给“安元鼎”的？明明白白，公权力在给“安元鼎”撑腰。

我不禁要问：被“安元鼎”非法拘禁的人还能看到“安元鼎”的牌子，“安元鼎”的总经理也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了，而我们从上海被绑架、非法拘禁30多小时，这是谁干的？谁在犯罪？公权力亲自出场了！

二、“信访量连续5年逐年下降”。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就想说两个字“放屁！”为什么国务院信访办和全国人大信访办都由平房变成了大楼房？从前，全国人大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在一起办公，只有3间平房，每个星期只接待3天，只有3、4个工作人员；现在单独建起了高楼大院，保安死守大门，每天符合条件进去的人就有几百人，不符合条件不让进的人又有无数。我们去过多少次，一次都不让进。我们每次去都看见想进去的人被保安推搡，都看见人们坐在那里哭泣。我们也只好坐在铁门外喊口号，发泄不满情绪。

为什么最高法院的信访办从永定门的2层小楼变成了红寺村的宏伟建筑？为什么人们不顾烈日烤、不顾暴雨浇、不顾冻伤脚、不顾沙尘暴、不顾警察吼叫，在院子里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就为了交上一份材料？难道这叫“信访量下降”吗？

是人都看得见的事实，还在公开撒谎，这个权力太愚蠢了！

2010年10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