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03期）

到北京丰台区找人大代表，前排右三为作者

第二天早上小哨一喊“起床”我就睁开眼睛坐起来，一眼就看见徐文丽站在我的床头。我正穿着衣服，代元元一边系扣子一边走到我的床边，站在靠门的那一头。我看到这样的阵势气得要命，可是很快就“教育”自己了：“不许生气！要不然该得病了！俗话说：先学不生气，再学气死人！只要我不生气，她们的目的达不到，她们就该生气了！这两个人像保镖一样站在身边多威风啊，中央领导才配保镖呢！我的级别提高了，应该高兴啊！”

这样想着，心里的火好像压下去了一些。于是，我就当她们是空气！我还像昨天早上一样帮助新来的王书先打被子。代元元看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对王书先说：“你先别打了，把你的被子塞床底下，让野靖环先打。”

王书先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打被子，蹲在被子跟前看着。她听了代元元的话，看看我，我不说话，继续打着。

“野靖环，不用你管别人，赶快打你自己的被子。”代元元对我说。

“那你来帮她吗？”我问。

“有人帮她。我的被子还没打呢，一早上光在这儿站着。”代元元嘀咕着说。

听到这话我有点高兴了：活该！谁让你们是狗腿子呢？

我刚打完了自己的被子，就轮到六班放茅洗漱了。我从我的床和墙的空档处把尿盆端起来站在门口，没人站在我前面，可能怕我端不住尿盆把屎尿洒在她身上吧。

刘超雨刚端起我的洗脸盆，就听史丽娜说：“让她自已拿。”刘超雨没动，史丽娜一把抢过我的洗脸盆放在我的脚前面。

尿盆都是“自愿抛弃”的洗脸盆或被释放的人留下的洗脸盆，每班两个，一个当盖子，扣在尿盆上。端尿盆的人的洗脸盆都是别人拿着，其他班都是班长拿着。齐兆兰从来不帮我们拿洗脸盆。现在史丽娜不让别人替我拿脸盆，我就把尿盆放在地上，把洗脸盆放在扣在尿盆上的那个盆上，三个盆一正一反地摞在一起快到我的下巴了。我小心翼翼地端着，慢慢走到厕所。我把尿倒进便池后就到水池上刷洗尿盆，马上又听见史丽娜叫喊：

“唉呦！你干什么哪？”

我奇怪地问她：“怎么啦？你嚷嚷什么？”

“你怎么在这儿刷尿盆呀？”史丽娜阴阳怪气地说。

我说：“在哪儿刷呀？我都刷了两个月了，怎么你一来就不行了呢？”

没想到，齐兆兰、郭燕燕等人一齐围过来朝我叫喊起来。

洗漱之后回到班里，我放下洗脸盆就要钻到床底下擦地。

史丽娜大叫一声：“你要干吗？”

代元元说：“她擦床底下。”

郭燕燕说：“不行，以后不用你擦了，我们也不能跟你钻到床底下去。”（她们是在执行“24小时不离开包夹人员的视线”的任务。）

我问：“你怕我在床底下逃跑还是自杀？”

“少废话，快干你的活吧！”郭燕燕没话说了。

我开始擦地。我蹲在地上擦，身后两个人跟着我一点儿一点儿的往前挪。屋子里这么一点空地儿，身子都转不过来，还要给这3个人让出道来。

郭燕燕又叫起来：“不行，不能让她擦地，我们还得跟着她来回走，让咱们溜腿哪！就让她摆盆，省得我们累得慌。”

我被重新安排了卫生区，摆盆、毛巾、标牙刷。我蹲在地下干的时候，她们可以坐在高板上监视着我。

刚吃完早饭，我就被叫到北二，代元元和郭燕燕跟到门口没进来。

杨亚楠坐在窗户前面，她的表情很平静，这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平常她在巡筒时也是满脸的阶级斗争相，好像随时都要做好发生恐怖袭击的战斗准备。此刻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不生气、不发火的样子，完全像正常人。我的胆子大了，我站在门口喊报告词的时候，没有低头，仔细地看着她。她的眼睛不大，看不清楚她的眼神，嘴唇的轮廓非常清晰，皮肤细嫩，脸上几乎没有一个斑点，看样子33岁左右，警衔是两个星。

她先说话了：“你跟梁队长说找我？”

“是。”我回答。

“现在我告诉你，今后你不许直接找任何队长，有事跟郭燕燕她们说，让她们来找我。”杨亚楠还是平静地说。

我说：“大队长，你是管理者，我是被管理者，法律赋予了你管理的权力。我和其他劳教人员之间没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我们身份是一样的，我们的权利是平等的，你怎么能安排其他劳教人员来管理我呢？我在2001年从朝阳拘留所出来后，就给强卫书记写信反映犯人管犯人的问题，书记很快就明确指示禁止了。可是……”

杨亚楠打断了我的话：“我不用你来教育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能直接找队长。听明白了没有？”

“是。”我应答之后接着说：“郭燕燕说我被包夹了，为什么？”

“注意你的身份，你没有资格问我‘为什么’。告诉你，现在让你在大班，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就另有安排，你自己考虑后果吧。”杨亚楠又恢复了生气的样子，但没发火。

我说：“大队长，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犯了什么错误，请大队长直接指出来，我好改正啊！我没有不服从管理呀，为什么被包夹呢？你不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改正错误呢？”我的声音带出了哭腔，但是我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涌出来。

杨亚楠说：“你自己去想吧。”

这时她看了一下手表。

我问：“你要赶班车吗？”

“这话该你问吗？”她瞪了我一眼。

“你要是赶班车，我就不说了。”我解释着，我以为她昨天白天和夜里都在队里值班，今天早上该下班了。

“还有事吗？”她问。

我赶紧说：“郭燕燕让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向她们报告。”我以为这是郭燕燕她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整我呢。

没想到杨亚楠竟然说：“对，你必须随时向她们打报告。”

我开始随时向她们打报告了。

起床一睁开眼，我就喊：“报告，我要穿衣服！”

下了地我就喊：“报告，我要打被子！”

打完被子我就喊：“报告，我要——”

“报告，我要喝水！”“报告，我要看书！”……

小哨站在门口说：“野靖环，你小点声，全筒道都听见你的声了。”

我说：“我怕声音小了，不符合规范标准。不是规定必须大声喊报告词吗？”

齐兆兰说：“她就是成心！”

我说：“就是成心！谁嫌我声音大，找杨大扎针去！”

话虽这么说，我的心里还是难以承受，每天的心都是紧绷绷的，只有躺在床上，才稍微放松一些。想着郭燕燕的那句话：又减刑一天，过一天少一天吧。

关键词：钓鱼抓卖淫

史丽娜，27岁，北京延庆农村的，因为卖淫，被劳教一年半。

北京市公安局规定：卖淫的第一次如果是被“钓鱼”的（注：“钓鱼”是警察冒充嫖客与卖淫的电话联系，只要卖淫的与警察在约定的地点见面，就被拘留），拘留10天。如果第二次也是被“钓鱼”的，妇教六个月。也就是说，即使两次都没有抓住卖淫的事实，也要被劳教。

只要被妇教过的，再一次被抓，一律劳动教养一年（北京奥运前政策有变化：不经妇教，直接劳动教养）。

如果第一次被抓的现行，立即妇教。妇教期限六个月，在拘留所的时间不算。

妇教一入所先训练半个月，训练到挨打、挨骂都没反应了才进班。训练的方式很多，坐在木棱上、蹲在装满水的洗脸盆上、夏天“晒太阳”、冬天“赏雪”。一进去就要交一两千元，包括购买日常生活物品300－400元左右，检查身体的费用几百至千元，各项检查的费用比协和医院的费用还要高出一倍。查出病的必须进行治疗，但是要自费。有钱的直接扣钱，没有钱的等着被释放时通知家里来人一手交钱一手接人，不来人接就不让走，自然地延期。有些人知道家里肯定不接，就提前和早走的人说好，让她们带钱来接，出去以后替她们的老板卖淫。如果谁替老板发展了一个卖淫的，老板也会给奖金。

北京市的妇教所主要是东北籍的卖淫女称霸。妇教的记分是按劳动数量的多少决定减期的时间。每天大约要干10个小时才能完成定额，但是有些人还会加班，为了多干活，多减期。有的手又快、又能吃苦的人，能减期2个月；多数人能减期1个多月。

史丽娜卖淫被抓时是和2个嫖娼的男人在一起，所以被劳教一年半。卖淫的在九大队地位是最低的，本来是被欺负的，可是她因为有“管理能力，听话”被留下来，当了六班的班长。

就在我进调遣处那一天，六班班长史丽娜因严重的糖尿病被送进医院，齐兆兰当了班长。

史丽娜当班长时，六班总是挂黄旗，急得史丽娜只好亲自干活，打被子、擦地、擦玻璃、擦床，她的眼睛近视，除了不能标牙刷，别的活都干，可是还不行。管班队长李颖朝她发了好几次火，史丽娜也哭了好多次。

从4月份起，她喝水、吃饭逐渐多起来。可是不到放茅时间又不让上厕所，实在憋不住时只好按规范喊：

“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史丽娜求茅！”

有时筒道里有队长，可是不让去，还说她：“你还是班长哪，你带头求茅，全班都求茅能行吗？”

有时没有队长，喊了也是白喊，实在憋不住了，就尿在洗脸盆里。

有时小哨到大镜子前面“默哀”帮她求队长，等队长拿钥匙打开厕所的门，她也快尿裤子了，哭得跟泪人似的，这里又不让哭，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训斥。

因为她尿在洗脸盆里、因为她总是“求茅”，队长让她写3000字的检查。这里的人最怕写检查，宁肯罚站也不愿意写检查。那时从早到晚都要劳动，她只好夜里写。这种检查必须写得深刻，要从思想上找原因，为什么违反规定随便求茅。她是初中文化，写起来费老劲了，天天夜里流着眼泪写检查。

结果，训斥无效、写检查无效，她不但不改，反而求茅的次数或尿在洗脸盆里的次数更多了，可把队长气坏了，停止六班打开水。别人都能忍住不喝水，她却在放茅的时候偷偷地拿水瓶在厕所喝自来水，然后还灌满一瓶带回班。这肯定要自找麻烦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分管医疗的古力队长提出带她检查血糖。4月23日在调遣处的小医院检查的，24日早上送去住院了。她被确诊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胰腺功能完全丧失。这一天，史丽娜从一个故意违反规定的人变成了一个重病人。

她住院50天，回来后很快就成了我的包夹人。

我被包夹以后，上厕所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史丽娜是最坚定的执行九大队的放茅规定的包夹人，坚决不许我上厕所，为此，我也只好在洗脸盆里大便。大便完了，必须马上去厕所倒掉。可以在厕所倒便盆，不能在厕所大小便，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我说：“你是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为什么不同情别人，反而还把我管成这样子呢？”

史丽娜说：“你少提我的事！凭什么光我受气啊！我受了气就要发出去，要不然我心里就不平衡。我就是看着你那个样才高兴。”

在调遣处九大队，像史丽娜这样想、这样做的劳教人员有很多。她们被警察侮辱、被比她们更有势力的劳教人员欺负，她们无处找到公正来处理，她们心中的痛苦无处释放。你欺负我，我欺负她，她们专门针对弱者。她们不是反抗恶，而是复制恶。警察的恶，被复制、被扩大，形成了倍增。

警察把她们训练成了听话的奴才，训练成了咬人的恶狗。她们被逼得放弃了在劳教场所做人的权利！

这里继续上演着“文革”时的悲剧――“群众专政”，群众自己把自己给收拾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4期    2013年5月3日—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