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判定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即一党专政、镇压异己的“维稳模式”，发展经济，强国强军道路才是正路，而普世民主是“邪路”，这就将自己摆到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对立面。这即是新领导习近平高调宣示“中国梦”的真正内涵。

早在200多年前，世界上一些民主国家就已然建立了一套“尊重反对派”的现代政治伦理，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维护现代文明社会稳定的困境。然而，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讲话指出：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的30年。

公民敢于有异见、敢于批判，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批判和政治异见的表达，都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当代社会的合法秩序，正在于人们可以在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用批判、抗争与谈判等和平方法来完成社会革新的愿望。对此，政府必须给以积极回应并尽力改进。政府拒绝公民异见与批判，就是在自己解构自己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态中，凡不服从党领导的团体组织都被视为违法，并遭到清洗、镇压。如今尚存的一些“异议人士”，都以个体或“广交友、不结社”方式展现，现在又发展出了“同城公民圈”、“饭醉”等交流方式。他们多是有限地间或聚集，有限沟通，和平地发表一些批判性的政见，最多也不过是诉诸法律，推动一些公民维权。这完全是在宪法、法律范围内的建设性公民权利活动。

今年2月6日，习近平在会见党外人士代表时表示，“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此言尤响在耳，但近期国内微博上的各种言论仍然被打压、被删帖、被封号、被警告等，甚至2月20日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新浪开微博谈言论自由才一天即遭封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自由派异见人士依然被软禁严控，参与“2∙23”广州街头反对朝鲜核爆炸污染的维权人士，4人被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拘留。西安网友詹明松被国保约谈后被迫解散同城QQ群。“广交友、不结社”类的多个“同城公民圈”饭醉都遭到官方监控、干扰与打压。2013年3月30日晚上7点左右，郑州公民“同城饭醉”遭警察传唤，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当晚聚餐的20名网友，被分别带往不同派出所讯问，多名就餐食客被误抓。如今中国的“习近平新政”，又创新了什么？

4月1日，北京的侯欣、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维权4勇士，到西单展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反对腐败，即被警方带走。最近证实，他们均已被刑拘。种种事实说明，一向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北京执政当局，仍不放弃敌视“异己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者”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狱，这个名单正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被加长。

在大陆彼岸的台湾，马英九总统12月3日宣告，未来两岸关系要扩展到人权、法治。该信息一经发布，马上得到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财隆的“欢迎”，要求朝野在立法院通过“关怀中国良心犯4033人”决议的提案。这令大陆当局如鲠在喉。

国民党虽不断遭台湾民众质疑，但马英久背起历史十字架，向“二二八”受难者三鞠躬，由此赢得了国民党重新执政权。马英九既没标榜国民党曾把台湾带上“亚洲四小龙”的“丰功伟业”，也没有那些“复兴中国梦”的空谈，而是坦然面对着反对党对其合法性的不断挑战。反观夸夸其谈的“习近平新气象”，其甚至还没有胡耀邦抵制“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勇气。台海两岸的合法性比较，答案自在每个人的心中。

习近平为了维稳，年前亲自到武警部队视察，要求所有武警部队必须绝对对党忠诚，“要深刻认识当前维稳形势的复杂性和武警部队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很明显，武警部队的作用绝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对内镇压。习近平如此锋芒毕露地要武力维稳，真是有心要做一个能挽救前苏联红色帝国命运的“真男儿”。

今天，在中南海走向第五代的“维稳模式”里，仍理直气壮地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异见人士的标志性人物刘晓波关押在“共和国”的牢狱里，并蔑视包括图图大主教等超过140名的诺奖得主，及来自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万余人签名敦促释放刘晓波及其一直遭软禁的妻子刘霞的广泛舆论。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竟对国际社会的呼声强硬回应说刘晓波是罪犯，不清楚刘霞被软禁，并公开说谎称“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为此本文不禁要问：习近平的“新政”哪里还有真话？中国哪里还有“法治”可言？

中国古代，尽管也是帝制传承，但凡开明帝王，无不重视言官、诤臣、谏吏的作用，正所谓“家有贤妻不败家，国有诤臣不忘国。”满清后期尚能崛起“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之争；北洋政府都允许成立民间社团与办报；蒋介石再独裁也还容纳了鲁迅，如今大陆彼岸的国民党再也不会干出镇压反对派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而21世纪的今天，习李时代说要“依法治国”，却竟容不得几个民间人士的异议与批判，至今坚持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稳定的僵化立场。如此“崛起”的中国，竟把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受任何制约地用于严酷镇压异己力量，不断封杀反对声音的维稳中，真真实实地展示了大陆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精神上都没有丝毫自信的衰败气象。由此可见，习近平时代正在把镇压异己“维稳模式”推向绝路。

任何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国家，都必然表现为病态的社会。一种民主的制度，一种和谐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反对者的异议与批判砥砺。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现代化的民主政府应有勇气面对，有海量包容。一个禁绝“异议”声音的政权，绝不是一个好的政权。

本文再次呼吁中国执政当局，要想绝路逢生，就只有真正开启“依法治国”进程，从释放“异见人士”起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2期    2013年4月5日—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