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纪念惨死于文革的王佩英，终与拍摄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联系，彼此相谈甚欢。此胡杰，即是《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片的制作人，2008年香港“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获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与我神交已久，他说：“银波，我非常惊讶于你的年轻、思想的深刻、意识的清晰与创作的才华。”胡杰的人际关系极其广泛，非但与艾晓明是最佳拍档，与章诒和、谭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强、丁东、傅国涌、邵建、翟明磊、卢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其是“纪录片里程碑”。胡杰的勇气与务实，备受民间推崇，被视为良知代表人之一。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就倡议：“官方已经到灾区来拍电影，接着肯定是全国巡回讲演，搞洗脑那一套。我们一定要让胡杰、艾晓明赶紧过来，做最真实的公民影像，抢救历史。”周钰樵称艾晓明为“中国四大女杰”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卫平、何清涟），说胡杰“为历史真相和维权运动做了许多人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52岁的山东人胡杰，曾任空军上尉、新华社江苏分社影视编辑。他当了15年的兵，后来又拍摄了15年的纪录片。他的民间纪录片，以追求真实和独立为目的，大致分为：时事题材，分为非干预性与干预性；历史题材，主要做口述实录，它的所有细节都有事实证据，不是改编演绎性的电影。在胡杰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信任采访，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识，是大多影视行业者不具备的。

抢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体视农民、民工为边缘群体，但胡杰认为，这些人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在胡杰的镜头里，这些卑微者是有尊严的，胡杰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拍摄的内容，从孤独的民间画家，到矿工、被拐卖者、媒婆，一直到文革惨死者及当代维权者等。这15年的拍摄之路，他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题材，遂与大批民间人士接轨，把镜头瞄准当下。尤其是2004年开始与艾晓明合作后，湖南黄静案、广东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独立选举等，都被胡杰拍摄成纪录片。灾难深重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国家，他的作品纵然震撼，但每拍完一部作品，他就很快投入社会新近发生的事件。

胡杰镜头下的故事及人物，多在官方竭力回避、掩盖乃至忌惮的范畴之内，因此他的纪录片，多不允许在国内公开放映，只在地下流传，或在境外播放。比如《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曾说：“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初，我就没有想过要发表。”他的作品讲述的多是不幸的故事，是被时代扼杀的牺牲品，他们死的死、抓的抓，但胡杰、艾晓明用镜头勇敢地给这些“伟大的受害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来，否定蛮横的权力。譬如《公民调查》里的谭作人，主人公纵然被冠以罪名关进监狱，但胡杰的镜头中谭作人却是第一流的好人。林昭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胡杰提供的真实的镜头就是这种历史证据。

胡杰曾寄给我一张照片，照片是浦志强拍摄的。照片中有两个女人，她们笑着，她们是谭作人的妻子和与谭作人一起搞公民调查的朋友。当时恰是谭作人被宣判当天。她们笑得很自信，很勇敢。胡杰说：“我想，在狱中的谭作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为妻子和朋友骄傲。”胡杰以这种方式，消除了我在维权中的忧郁与恐惧。由此件小事可看出，胡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坚持独立拍摄15年。我认为，胡杰看到了大量的苦难和罪恶，这激励着他为历史作证、唤醒民众的决心。他不是振臂高呼，而是静水流深，从心灵深处把丧失的良心抢救回来。

坚持独立的代价

胡杰的合作者艾晓明，为拍摄独立纪录片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在大学讲课，是国保重点监控对象。相对来看，胡杰似乎轻松一些，直到最近一些年，警方才开始找他“喝茶”。但是胡杰遭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和威胁。在1995年拍摄《远山》时，因拍摄不幸的矿工，胡杰遭到矿主的嫉恨，受到死亡的恐吓，一次“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这没有使他退缩，而是扛着他的摄像机，为揭示真实继续前行。

为避免当局寻衅打压，不给他们借口以禁止他独立拍摄，胡杰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接受国外基金，制作好的片子也常常压放很长时间。胡杰的这些做法是迫不得已，为了做成事情，他不能选择主动对抗。他并非“愤青”，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为单纯揭示黑暗、证明苦难，更是要在其中表现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不仅使我们看到黑暗和苦难，也从中得到奋争的激励和鼓舞。

某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有一种期盼，希望作品能把矛盾冲突展示得更直接更激烈，说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没有迎合这种要求，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愿意制造恨，而要树立爱。胡杰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是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人，是真的对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过作为独立制片人的危险，但不以为然，他说：“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够大度起来，保障言论自由，开放独立纪录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拍摄纪录片，成本不菲。相对于政治风险，对他更致命的是来自经济的压力。为了凑足拍摄的费用，他不得不为他人拍摄婚丧之事来赚钱。他竭力节省，有时买了长途车票后，身上只剩几块钱。他住过一天两元钱的旅馆。人们很难想象，他的声明、成就与他实际的生存境遇反差甚大。当然，倘若他愿意放弃某些底线，他绝对能挣到更多的钱，他有这个能力。这一点，他与黄琦、谭作人非常相似，实干而不慕名利。

公民影像的启发

胡杰的纪录片有了影响之后，不断有人为胡杰捐款。胡杰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灵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识的网络朋友纷纷解囊，我瞬间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泪把70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还有一位甘肃的老妈妈，在一个风疾的街头等到了我，把卷得紧紧的一小卷钱死活塞给我，那是200块钱。我知道她家并不宽裕，而且她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顾太多了，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纪录片。”

胡杰的拍摄，与体制内的记者、导演有很大区别。他是个普通公民，只有一张身份证，没有官方的各种批文、文件，也没有“公款”和“特待”，采访谁全凭自己的诚意说服对方。好在民间亟待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摄他们，有遭受政治迫害者，有反腐败者，有饱受屈辱的上访者，有走投无路的下岗者……。凭着胡杰的公义之心，他们与胡杰建立了信任关系。

类似胡杰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中国还有一些，几十人吧，如艾未未、老虎庙等。独立纪录片的拍摄，由于人力物力的局限，多是微观叙事。一个房间，一个人讲一些事，以一些实物辅证，再做后期剪辑、编辑。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了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极为悲凉、沉重，也是采用这种微观叙事的手法。其不同于宏观政论片，而是着眼于当事人、知情者的零碎叙述，将之编排对照，呈现真实。

胡杰的历程给许多人带来了启发，越来越多的作者加入了公民影像的行列，突破禁区，进入人们真实的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如受工伤的农民工怎么获赔、罢工的工人怎么罢工、患上艾滋病之后怎么办、一个村的选举怎么被操纵、警察怎么抓小姐、异见者怎么聚会、网友被捕了怎么声援等等。这些当前发生的真实的故事，以视频发布，并在网上流传，虽然它们会遭到封闭、删除，但是作者读者可以再发布，再流传。可以预见，公民影像将愈加流行，成为异于官方的时代见证。那时，我们不要忘记，胡杰是先行者、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