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才十二三岁就读于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还戴着“红领巾”的时侯，一天一位政治辅导员给了我一份“活页文选”式的课外读物，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

阴森的牢房代替了温馨的托儿所，  
镣铐声代替了妈妈的儿歌。  
你还是个稚气的孩子，  
就成了小小的囚犯。  
你应该哭啊，却在无知的傻笑。  
这笑，鞭挞着  
每一颗正直的良心！

在诗页上印着一个咧嘴而笑的婴儿头像。那位政治辅导员十分耐心地给我讲解说，这个婴儿是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她当时说了那个国家的名字，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位女共产党员的孩子，刚出生几个月还在吃奶，妈妈就被捕了，于是她随妈妈—同关进了监狱的牢房。一天有记者进入这个监狱采访时，“抓拍”下了这个婴儿傻笑的面孔。于是记者在报上刊登出了婴儿那张像，附上了前面这首短诗。最后引起人民群众强烈反应，谴责反动政府不人道……。少年时的我听得入神，记得还流泪了，心里很痛恨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小爱文学的我，也非常爱那首短诗，所以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将其背诵出来。

然而我的心路历程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我也作为政治犯——“右派”加“反革命”被判以长刑关进监狱里。—次狱吏说我“抗拒劳动”对我又打又踢，还不让我吃牢饭，这时欲哭无泪的我突发奇想，觉得这时如有个记者也进监狱（那时叫“劳改队”）来“采访”，也“抓拍”一两个镜头让外面的人也了解我们的痛苦该多好啊！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么？这不甚至是狱吏经常爱骂我们的一句话“反动幻想”么？由此我也感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似乎比那“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如。然而当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当所谓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高唱入云，当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上任，大力强调遵守宪法，践行宪法的今天，发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则骇人听闻的新闻，令笔者感到的不仅是震惊，是愤怒，更是无语。

张安妮是个年仅十岁的小女孩，其父张林是安徽省知名的异议人士。2013年2月27日安徽合肥市警方先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张林骗到了派出所，说要帮他办理暂住证，结果却非法拘禁了张林，使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年仅十岁的张安妮当日下午放学后，在失去家人陪护、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更被四个身份不明的强壮男人绑架到合肥市琥珀山庄派出所，单独关押了3个多小时，一直关押到当天晚上8点左右。在此期间既没有人给她饭吃，也不准让她与其父联系。一个十岁的小孩，遭此虐待，形同囚徒，真所谓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辘辘饥肠，内心恐怖绝望。

孩子何辜？“祖国花朵”遭此荼毒，合肥警方，干的事像人做的事吗？合肥警察竟敢如此在光天化日之下，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干这种残害未成年人的恶劣行径！该事件一经网上披露，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大陆几位有良知的律师如李方平、江天勇、滕彪和肖国珍等，都介入了这一严重侵犯公民人权、残害儿童的重案的调查。正如李方平律师严正指出的那样，这些警察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警务活动，他们对张林的拘押没有任何刑事和行政的手续，而孩子更是无辜的，警察没有权力把孩子强行带走关在派出所里，他们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中国的警察是特权阶层，要追究他们谈何容易！

而事发至今，不但在大陆官方所谓的“主流媒体”如“央视”、《人民日报》等都装聋作哑，不置—词，合肥警方对此更是讳莫如深、编造谎言、胡乱搪塞。对那几个绑架张安妮的男子，他们—会儿说是琥珀山庄派出所的，一会儿又说是街道的。—般说来，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不会去参与绑架儿童。但是中国的警方对警察作恶违法之事，往往就推脱说该警员是不在编制的“临时工”，或者是非正式警察的“协警”等等，于是一推了之便万事大吉。这回更干脆，推给了街道居委会的普通民众了。然而根据张林多年与“国保”打交道的经验，认出那几个绑架张安妮的就是“国保”人员。所谓“国保”，就是中共公安局中从事“政权保卫”工作的便衣秘密警察。但令人不解的是年仅十岁的张安妮不知干了何事，竟然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以至需要对其进行“强制措施”而抓捕与关押以“保卫我党政权”，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现在张林和他的女儿张安妮仍被禁锢在蚌埠，张安妮不能回到合肥琥珀小学继续上学。据张林揭露，合肥国保为了阻止他们父女回到合肥，甚至恐吓合肥市琥珀小学的校长和教师。包括琥珀小学五十多岁校长在内的多名教师都被国保吓哭了，迫于压力，老师不停地哀求张林不要让安妮到琥珀小学上学。—个十岁的小孩，竟需要“国保”同志们花如此大气力加以对付？老百姓有句玩笑话“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你们这是用原子弹去炸蚂蚁啊！

张林先生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1986年张林辞去公职，宣传自由民主理念。从1989年到2009年期间，张林多次因为参加民主活动和发表相关文章被判劳教、入狱。2009年8月出狱之后，张林也多次被失踪、被喝茶。而张林先生目前的身体非常差，颈椎病和腿关节滑囊炎，让他不得不经常卧床。这样—位优秀而有良知的知识人，竟遭遇如此不幸，而且牵连其年仅十岁的女儿也被绑架、被关押，莫非这就是外交部李肇星之流所谓的“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的“铁证”吗？这难道能证明，今日“习李新政”真的要遵宪、行宪了吗？

当年我读书时，那位政治辅导员告诉我的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女共产党员的婴孩被关在狱中，如果是真的，固然也很不幸；但他毕竟还有母亲伴随他、哺乳他、爱抚他，还有记者可以进入采访、拍照，为其鸣不平，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声援。而我们的小安妮孤零零被关在派出所时，除了警察冷酷的面孔，除了派出所阴森的气氛给小安妮带来的恐怖、无奈与绝望，谁也见不着她，谁也帮不了她，使小安妮这个“稚气的孩子”，这个“小小的囚犯”连“无知的傻笑”也笑不出来，而只有欲哭无泪。这是多么罪恶而又可怕的情景啊！今天，我们才真该为小安妮而流泪，也更该为她而抗议，而呐喊！

 2013年3月8日完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0期     2013年3月8日—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