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如今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劳动人权保障水平明显地亟待改革。而问题的来源，至少包括：隔绝于工厂之外的法律强制性，非人性化的军事化管理，威权国家与资本主义的附合体制等等。可说是由上到下，由宏观的政治经济到微观的工厂体制，织起了一片侵害劳动人权的网，将中国劳工紧紧地束缚起来。

我们怎么突破这样的人权侵害处境呢？中国的工厂人权问题，有可能获得改善吗？此次富士康的连续自杀风波，向全世界投下了颗震撼弹，也引起了全球工运和人权工作者的关注。这波以全球为范围的相关抗议、监督行动及其影响如何，值得我们仔细观察。

全球监督中国血汗工厂

先是在今年5月底，当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九连跳”后，几位中国学者，发表了公开请愿：“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参与的学者包括：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戴建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敦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9位知名大学的社会学者。

这样由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工厂问题的公开声明，在过去相当罕见，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自此之后，各种新闻媒体，开始纷纷对富士康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报道。国际媒体也接连跟进，一时之间，这个雇有30万名员工的“世界最大工厂”，第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持续瞩目。

接着，在全球范围内，抗议富士康工厂血汗管理的各界行动，随之此起彼落。在台湾，青年学生来到计算机展、鸿海集团（富士康母公司）的股东会上，发表谴责言论；也有超过150名学者召开记者会提出公开批评。在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公开发声批评，也号召全球诸多知名学者共同谴责信息产业的“隐形制造”问题。在纽约的曼哈顿，劳工运动团体也至苹果计算机卖厂外发声，要求作为主要上游厂商的苹果计算机公司应当对此问题监督和负责。欧洲大陆上的德国也有类似行动，英国学界则发起了联署声明……直到今日，相关的行动仍未结束，学者号召的访调行动，也将亲自前往深圳富士康工厂继续观察。

总结来说，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监督“世界工厂”的运动，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分别是：一、串连跨国企业的母国人民；二、向供应链的上游厂商抗议；三、要求所在地政府负起责任。这些方面不只是在富士康工厂的问题上适用，对于诸多在中国侵犯劳动人权的血汗工厂，也值得未来的劳动人权运动援引参考。以下我将一一论述：

一、串连跨国企业的母国人民

在跨国企业日益甚嚣尘上的今日，表面上来看，我们越来越难判断一家跨国企业属于“哪个国家”。然而，多数的跨国企业尽管合资，实际上仍有其主要的“母国”。这个“母国”不但是这一跨国企业的主要资本来源，同时也是核心管理人员的重要参照对象，甚至该“母国的政府”，也对该跨国企业有着一定的影响和监督能力。

因此，作为监督劳动人权的运动者，我们有必要串连跨国企业的母国人民，在其母国进行监督该跨国企业的运动，往往更能有效地对该企业形成压力，改善相关连国家里的人权状况。这样的观点摆在富士康，就是要将施压的对象回溯到台湾，特别是针对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

在台湾劳工团体的主动串连下，今年的6月8日上午，诸多抗议者来到台北县土城的鸿海总部外集合。这天是鸿海集团的股东大会，劳工团体前来抗议鸿海在中国设厂管理不当、引发多起自杀的风波；并且一齐高喊“不要刽子手总裁”，要鸿海集团、富士康公司的总裁郭台铭为失职负责下台！

“出了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生产的纪律！”是鸿海集团、富士康公司董事长郭台铭的名言。而什么是“生产的纪律”？对于富士康的中国劳工而言，是7秒钟要重复一个同样的环节动作，一天要工作12小时，工作时间不能讲话，同寝室室友被错开休息时间等等的“军事化管理”。

不少人说，从台湾成长起来的台湾企业家历经兵役和戒严，身上往往留有着“军事化的血液”。台商到海外投资，甚至偏好找有统率经验的台籍退役将领担任厂长。如同他们在台湾找寻男性劳工，爱问的那句话“你有没有当过兵？”所反映，他们要的就是如同士兵一般听命的工人。

有谁想过，这套从台湾威权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化管理文化，竟然能跟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有着极端良好的吻合。当台湾在1987年政治宣布解严了之后，戒严令依然长存在工厂之中。“戒严”的范围更是从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工厂，随着资本全球化和台商的足迹，来到了中国、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等地。一座座依循军事纪律的工厂，吸纳了第三世界离开农地谋求生存的工人，在极端上下服从的压迫关系中，生产了以全世界为范围的各式商品。

一样的军事化管理，一样的自杀频频，只是这不是军营，而是搬到了中国的工厂。一个挤纳了30万人的超大型工厂。在这里，人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个编号？！

在台湾发起的抗议行动，要挑战的正是此一“剥削廉价中国劳动力”的血汗台商逻辑。特别是当150名学者发起联署，并在记者会上的一句“郭台铭是台湾之耻！”，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尽管此一批判不断遭受某种来自“民族主义”的质疑：“台湾人干嘛批评台湾人？”，但学者们的响应相当正确和清楚：台湾社会应该保护的不是跨国的政商共犯结构，而是民主价值与劳动人权。

大体而言，此一来自“母国”的批判浪潮，的确让跨国企业有着一定的压力。而富士康在承受“内外交夹”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释出善意，在劳动条件上做出些许让步。尽管，在实际管理体制的让步程度上，还有待进一步的监督。

二、向供应链的上游厂商抗议

另一方面，对抗富士康公司的血汗管理，要放大到批判全球性资本运作；富士康生产体制的问题，要摆在全球国际分工的不平等下来观察，才能掌握完整的图像。

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工血汗的付出，身处第三世界专司生产厂商顶多能有5%、10%的利润，而位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真正握有品牌的厂商，却能握有30%到50%的巨额利润！也因此，在此波抗议富士康的浪潮中，有人提出了：问题不只在富士康，更在生产链中真正获取暴利的苹果公司！苹果应该“让利”！

或许，更根本地说，重点不只是在于“苹果要‘让利’”，而是 “苹果‘还利’来！”，还给谁？不是还给富士康公司、不是还给郭台铭，而是要还给富士康的广大劳工！

在此我们不费心争执商品的价值究竟是否主要是由生产劳工所创造，尽管苹果花下了多少的经费投入商品设计、技术研发、广告营销……但不可否认，没有富士康的这群中国劳工，无法撑起苹果行销全世界数千万只的I-Phone手机！资本世界中厂商跨国间的区隔和代工关系，无法掩饰第三世界工人为跨国资本创造出巨额利润的事实。不然，利润是哪里来的呢？

这样将血汗工厂的问题，指向供应链的上游关键厂商一齐抗议，已不罕见，甚至是面对当代资本全球化连结下的必要作法。举例而言，香港关注中国工人权益的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今年6月初前往富士康代工客户美国苹果公司位于铜锣湾的专门店抗议，引来媒体的积极报道。行动成员带着“血的苹果”标语牌及代表血汗工人的纸扎公仔表达不满，更将苹果总裁乔布斯的画像画成魔鬼，要求苹果为富士康员工的死负责。

除此之外，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也前往柏林一家电子电器产品连锁店Saturn门前抗议。Saturn是德国零售集团麦德隆（Metro）名下的连锁经销店之一，而麦德隆与苹果公司一样，同富士康有多年的供销合作关系。他们期望揭露电子产品行业中存在的生产污染、“血汗工厂”、不公平贸易竞争等现象。

这样要求知名上游厂商介入的行动，其优点在于，能以上游厂商的命脉——品牌形象——为诉求，要求它积极监督供应链上的相关厂商。近年来从美国发迹的“反血汗工厂运动”，正是循着这样的路径，要求Nike, Starbucks, HP, Dell等跨国公司，要为其相关厂商是否侵害环境、劳工、社会等，负起监督责任。

再者，这样的行动，也才能让实际上彼此相连的生产过程，不受到不同的资本拥有者所切割，完整显露到社会上。还记得，当我在大学求学时，与朋友讨论到资本主义下工作的异化时，有人回应我：“苹果好像就不会这样，他们好像很重视设计时的创意与合作！”真是如此吗？还是“血汗”与“剥削”在外包代工中被掩盖了？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认清，光鲜亮丽、获利丰厚的苹果公司，也同样是富士康劳工悲惨处境的共谋者之一。在抗议富士康之余，不能够放掉这背后真正的共谋获利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要求苹果公司负起责任，改善富士康及其它相关连生产厂商里的劳动条件和管理手段。把不同阶段的资本和厂商串起来，一齐要为劳工负责！

这样的策略，对于如何监督中国日益广大与全球资本相连的各个工厂，应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三、要求所在地政府负起责任

再者，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中国遍布全国的血汗工厂状况，和中国政府本身是脱不了干系的。唯有将中国政权拥护的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纳入批判对象中，我们才可能根本地改善中国的劳动人权处境。

面对此次富士康的风波，在“终结血汗工厂、捍卫劳动人权”声明中，学者即正确地指出：“要负责的是偏袒资方、未能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中国政府。”

他们论述到：“被误导性地称为‘打工仔’‘打工妹’或‘农民工’的私营企业工人，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无名英雄，然而这些工人却必须面对艰困的劳动条件与户口制度的双重压迫。以富士康为例，虽然其员工每月的工资高过深圳关外最低工资，却不可能满足农民工全家移入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次地方政府多半不愿负担外来工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或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经费。第三，中国的劳动法令并未落实。富士康所谓的‘工会’代表人是郭台铭的助理，因此该工会实际维护的是老板的利益而绝不是工人的权益；而且劳动合同法执行上也相当松散。而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在中国都合理合法！”

学者们高分贝倡议：“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尽快调高法定基本工资至基本生活需要水平，废除城乡或本地与外来者的户口区隔，并调整既有工会体制，把工会还给基层工人，建立公平理性的劳资协商机制。”这样的呼声，中国政府听到了吗？

不论是富士康或其它工厂，视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令为无物，各种违法现象已为常态，而中国政府对之予以默许，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政府根本就是“有意的帮凶”，为了经济发展，不惜牺牲工人应有的法律保障，任由资方为所欲为！

对中国政府的施压，需要来自外界的关注，但来自中国本土的压力则是根本。基本上，目前中国不少维权组织的困境即在于：维权组织被局限在软性地关注中国的各种“非政治的权益问题”（如劳工、环境、性别等），但对于与权益问题相关的根本政治问题，则随时受到政府控制，倘若“跨越红线”，随时有遭政府镇压的可能。

面对这样的“红线压力”，一时的阳奉阴违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忘记，各种劳动人权遭受侵犯的状况，中国政府依然应当负起责任，成为我们检视的对象之一。唯有如此，长远的彻底改革才有可能。

小结

此次富士康风波，显示出当代中国之所以人权状况低落，问题除了源自于采取威权统治的中国政府，还包括在中国横行剥削人民的跨国资本。这是中国当代人权运动关键性的双重挑战。

然而，很荒谬的是，当郭台铭在今年6月初，宣布将为富士康工人大幅加薪一倍后（由原来的900元人民币增加为2000元），各媒体纷纷转向，再也不关心富士康劳工的工作压力和非人道管理问题，而只在乎富士康的股价是否会因此下跌、其它同业厂商是否会面临加薪压力等等。彷佛，一切都只是“钱”的问题。富士康的工人加薪一倍了，所以富士康的工作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郭台铭和众多“自杀辅导”专家的共谋演出，将十多名自杀死者称为互相模仿的“维特效应”使然，或者片面宣称他们患有精神病、幻想症。郭台铭甚至还在媒体前将问题归咎于“自杀抚恤金”，侮辱自杀员工是“为钱而死”，于是宣称“取消抚恤金，就能减少自杀事件”。然而，媒体面对这些片面“言辞”，为何照单全收？他们问过富士康劳工的心声吗？关注过自杀者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做出这样悲哀的决定吗？

从媒体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这已经是我们当代的一种集体意识：对于劳工人权的侵害，我们已是见怪不怪。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还是更加被稳固了？

台湾／中国；消费者／劳工；富士康／苹果；代工／品牌……一组组的差异和区隔间，我们隐隐发现故事有着相同的逻辑与连结。那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逻辑，串起了不论是中国、台湾还是欧美国家工人阶级的苍白脸孔。

我们期许那天的到来：当工人在遭受异化劳动与种种压迫的时刻，除结束自己生命之外，我们能一齐选择做些什么，在团结对抗的行动中，在大声说“不”的过程中，找寻到如何掌握集体生命意义的关键挑战！

注：作者为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