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8期）

女劳教人员打饭规范动作模拟照。摄于北京市劳教局门前

（女警察坐在椅子上，用勺子给每一个人分菜。如果桶里的菜多，饭盆儿的位置可以高一点儿；如果桶里的菜少了，就要把饭盆的位置放低。劳教人员要一边做动作一边高喊，如：“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打饭。”）

这年的6月份非常热，6月6日是高考的日子，气温就到了34度。从北京新闻里可以看到有些高考的场地都准备了空调或者电扇，可是我们这里却不给开电扇，说是有规定，7月份才能开电扇。

不让我到C楼去干活了，我和齐兆兰、侯秀英等留在班里。我们每天都要把全班的被子整理好，这个“好”是没有标准的，袁源要求是“手不离被子”。每天都要干到放茅前，大约是10点，然后才能坐下来看书，写字。有时候刚坐下来，哪个队长巡筒，站在门口说：“被子这个样就行啦？”我们就赶紧起来继续捏被子。其实手都不敢再动一下被子了，生怕动坏了。这种整被子的活儿比劳动要累得多，弯着腰扭着身子重复地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对体力、对心理的耐力都是一个极限。有的年轻人冬天早上起来打被子就穿一件队服，穿多了还要出汗，何况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了，我们的汗都滴答到了被子上、床单上。

三顿饭前背23号令，必须立正站着，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我前面站的是李亚斌，眼看着她的衣服在背诵23号令的20分钟里，从后背开始湿，一会儿就湿了一片，湿到袖子，湿到腰。如果按要求大声喊着背，要使出很大的力气，那样出汗太多体力消耗太大了。所有的人都有气无力的，只有当队长出现在筒道时，齐兆兰给大家使眼色，大家立刻放开喉咙喊起来。

这天午饭前背23号令，蚊子在筒道里不顾一切地飞来飞去。齐兆兰格外招蚊子，我眼看着蚊子叮在齐兆兰的手上，用眼睛向她示意，她使劲儿挤一下眼表示她知道，但还是一动不动。等23号令背完了，她一步迈进屋来，手上已经起了红红的一个大包。她不停地挠着。我用肥皂沾上一点水给她涂抹到包上，这个土办法止痒还是挺有效的。

叫到六班打饭了，一到大厅就看见二班的班长叶永辉站在菜桶旁边，她朝窗户低着头站着。今天是杨敏的班，她正在从菜桶里给每一个人打菜。

齐兆兰最纳闷了，说刚才背23号令的时候还看见叶永辉站在二班门口呢，怎么马上就被罚站了呢？她很担心自己也会随时出点什么事，显得很紧张的样子，不停地跟代元元唠叨。代元元吃完饭就到大厅协助队长给有病的发药了，等她回来告诉齐兆兰，因为叶永辉在筒道里站着背23号令时手被蚊子叮了，她就把手背在裤子上蹭了一下，恰巧被杨敏在大镜子里面看见了，刚背完23号令叶永辉就被叫出去罚站了，还扣10分。

齐兆兰对大家说：“班长都知道有这个规定，再怎么咬也不能动。谁让她动的？这可是自找的。你们别以为在屋里就可以动，监控看着呢。以前有人挠了一下头，被扣了10分。野靖环，幸亏我没听你的，我要是动了，也该被罚站了，你给我挖坑哪，差点害了我。”

过了几天，五班的班长被蚊子叮在眼皮上，她使劲地眨巴眼睛也不敢用手去拍打，结果眼睛被叮得肿成了一条缝。

现在把生产现场搬出生活区了，晚上很少到C楼干活，我想可能是怕有人趁着黑夜逃跑吧。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可以看新闻了，只是看电视的时间没有准，有的队长6点半就把人叫到大厅去看北京新闻，有的队长快7点了才想起来让小哨组织各班看电视。

这个阶段我的胃越来越不舒服了，吃点儿饭喝点儿水都要胀肚子，好像堵着一块石头似的。我知道这是跟情绪有关系，虽然在努力地调整着情绪，不让自己被眼前的这些事来打扰，但是还是调整不过来，吃饭喝水之后还不停地打嗝。这一天看电视，警察冯雪在大厅值班，我打了一个嗝发出了声音，她盯着我问：“谁呀？打嗝用着那么大声啊？你不会小点声啊？”

我知道是在说我，没点我的名字算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没敢应声，再打膈的时候使劲往下咽，结果是不出声了，却发出咕噜咕噜的动静，就像什么东西要反出来似的。这种动静听起来很令人恶心，还不如打嗝的声音好听呢。

邓月英64岁了，是卖淫的，听说她刚拿到手20块钱就被抓了。她也是因为“不服从管理”被留在九大队。近来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事，每天三顿饭后立即擦筒道，擦完筒道就跟着集体到C楼劳动，劳动回来就坐大厅，不让她回班，一直到现在。

这一天，各班领了饭盆在班里等着背23号令，突然听到筒道传来了哐啷啷的声音，好像谁的饭盆掉在了地下，紧接着又听见几句叫嚷声，代元元站起来就往门外跑，边跑还边说：“看我怎么矫治她。”

我的听力严重下降了，筒道里传来的那些叫嚷声我都听不清是怎么回事。等到我们班去打饭的时候，我才看见邓月英站在大厅的西墙边，头顶着饭盆面朝墙站着。她顶着饭盆一动也不敢动，只要稍稍一动，饭盆肯定就掉下来。她刚想拿手扶一下饭盆，代元元就呵斥她，邓月英就不敢动了。可是又不可能不动，眼看饭盆就要掉了，她赶紧又伸手扶，就又被骂着。

袁源坐在椅子上分菜，还不时地抬头看一眼邓月英，喊一嗓子“站好了！老实点儿！”

我打完饭回到班里，吃了几口菜，肚子就堵得慌。我知道是看了邓月英的样子受了刺激。我努力地不去想她，我劝自己：你比她难受的事多了，个人承受吧。自己的饭盆一定要牢牢地拿在手里，千万不能掉在地下，万一也罚我去顶饭盆，我肯定是不顶的，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邓月英从此被关押在十班，与一个被包夹的在一起实行严管，一直到一个月后被释放。

我每天还是在放茅后打扫厕所。忽然张研也来到厕所，进门就干活，边干边骂：“太没人性了！这一帮狼心狗肺的不得好死！”我才知道她是被罚打扫厕所的。张研是学习委员，还有20天就要被释放了，怎么会来打扫厕所了呢？原来是前几天她的嗓子就发炎了，疼得很厉害，还发低烧，今天早上起床后觉得实在是很难受，就跟带班的杨敏说：嗓子很疼，早上起来喊不出声来，求队长换个人给新生训练。结果被队长训斥了一顿，当时就撤了她的学习委员并罚她打扫厕所。

这20天就由我们两个人来打扫厕所了。我打扫厕所是自愿的，我怕腿肿起来；可张研是被惩罚的，她一点儿也不想干。我本来是仔细地打扫，可张研就说“别给她好好干”。小哨跟张研关系好，干成什么样也不说，要是其他人打扫，小哨总是能挑出毛病让你重干的。就这样，厕所成了她们聊天的地方，小哨站在门口监督我们干活，却成了放哨的，见队长走过来，就通风报信。当然，聊天也得装作干活的样子，因为监控还看着呢！

张研打扫完厕所就坐大厅，一直坐了20天——队长还算手下留情，没让她站20天。

张研被释放了，我继续打扫厕所。我每次打扫完了厕所都把拖布洗干净放在暖气上控水，今天一进厕所就去拿拖布，却不见了。小哨说收起来了，不让用了，她说以后用刷子刷便池、用抹布擦地面。我有点急了，这刷子是那种只能握在手里的，如果用它刷地面，人蹲在地面上，手握着刷子在地面上活动，这样的姿势还能干活；可是，便池是低于地面的，便池的底部就更低了，身子费力前倾，头深深地低下，伸长了胳膊往下面够，而且还要使劲地刷，好像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了，就要栽进池子里似的。

我试着干了干，不行。一个便池没刷完，我的头就充血了。25个便池我要刷到什么时候？这时我已经看见拖布在垃圾桶后面，就拿出来。

小哨刘芳不让：“队长说了，用拖布擦完便池再擦地面，太脏了。”

我说：“便池干净得都能当洗脸盆了，地面被鞋踩的还有脏印子，怎么能把地面弄脏呢？”

刘芳说：“反正队长就这么说的，我就这样告诉你。”

我问：“哪个队长说的？”

“我说的！”突然换了一个声音。

我朝门口一看，副大队长杨敏站在门口，她阴沉着脸，两只手背在身后。

我对她说：“杨队长，你看这样行吗？我用拖布擦完便池，把拖布放在盆里端到下一个便池里，这样水就不会滴答到地面上了，然后我再用抹布擦便池边和地面。”我边说边干让她看。

她不说话，走了。

第二天，我从厕所下岗了，拖布也从九大队彻底下岗了。

自从劳动场所搬到C楼以后，每个星期日就不去C楼劳动了，“休息”一天，这一天要大扫除。

虽然每天都要打扫3遍卫生，屋子里已经干净得没有一点灰尘了，只有地面可以用卫生纸擦出一点脏，那也是脚踩的印记，也不是灰尘，可是，星期日还要全体劳教人员动手大扫除。一上午不闲着，一遍一遍地重复地、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还得干着。女警察在筒道巡筒，看见谁的手闲着了，就会训斥你几句。小哨更是时刻盯着每个班、每个人，好像全体劳教人员都在偷懒似的。

代元元是生活委员，大扫除的事归她管，她从各班抽出一些人彻底地打扫水房和厕所。水房和厕所的地面被泼满了水刷地，她不停地吆喝着“那个地方再擦一遍，那个地方不干净”。每次大扫除她的鞋都湿透了，中午回到班里，累得她一屁股坐下就不想动，连饭都不想出去打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9期     2013年2月22日—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