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7期）

关键词：我的话就是法

6月11日下午是九大队的接见日，齐兆兰等人一个一个地被叫到大厅站队了，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我想上次就是过了几天才见面的，这次也许……

突然副大队长袁源站到了门口，朝我一挥手说“出来”，我赶紧跟出去，她却转身拐进了厕所。我刚迈进一步又退了回来，站在厕所门口喊：“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进吗？”

“进！”

“是，谢队长。报告，队长好。”这才进了门。

袁源严肃地跟我说：“野靖环，我告诉你，你妹妹已经来了，现在我向你提出警告：不许说这里的事，如果再说这里的事，以后就停止你接见。你的信已经没收了，不许告诉你妹妹。”

我问：“写信和接见时能说什么话有规定吗？给我看看，我好照着去做”。

袁源说：“有规定，以后会给你看的，现在必须按着我的话去做。”

我说：“袁队长，还是给我一个明文规定看看吧，我会按规定去做的。你们的行政行为也得依据法律吧，也是依法执政吗。”

“我的话就是法！我说的话就得照办！”袁源的话一出口，我就愣住了，我面对的是一个掌握着劳教人员生死大权的法盲！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我惊讶地问。

她又改口说：“我的话就是规定、就是命令、就得执行！”

我刚想再说几句话就被她打断了：“你见是不见吧？别耽误时间。”

等我到了接见楼，别人已经开始说话了，大部分人都在擦眼泪，有的呜呜地哭着，我妹妹焦急地朝劳教人员进出的小门张望着。

我还是顾及袁源的话，没有跟妹妹说这里的事。我俩始终是笑着说话。我只是反复跟妹妹说：“让全家人放心，我很好。”

她问我：“怎么瘦了许多？”

我说：“是吗？我觉得身体很灵活，有一次擦凉台的玻璃，我上来下去的比年轻人动作都轻巧。”

她说：“你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我让妹妹记住一句话：惊险、刺激、好玩、不虚此行。这是我来了50天的结论。

她说：“家里人都很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妹妹用MP3在录音。警察过来说不许录音，把MP3收走了。

终于妹妹问我：“这个月还没收到你的信呢，发了吗？”

我告诉她，信被没收了。

半小时到了，电话被关了。袁源从接待窗口把我被封存的衣物交给我妹妹，我妹妹把一袋子仙妮蕾德的营养品交给袁源，袁源不收。

我妹妹和她争执起来：“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8章第54条规定，‘劳教人员家属送来的衣物和食品，一般不应限制’。”

袁源说：“谁定的法你去找谁，现在我就是不收。”说完转身走了。

我妹妹哭着喊起来：“你是什么警察呀？你太不讲理了！我姐姐肯定受罪啦！才来了两个月就瘦成这样了，还有一年半哪可怎么熬啊！”

她被带领接见的警察拉走了。

刚接见回来，就有两个人因见到亲人哭而被叫到北一谈话，接着就被罚站大厅。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北一，杨亚楠狠狠地训斥了我一个小时。

杨亚楠说：“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思想肮脏、心底黑暗的人！你还说惊险、刺激、好玩？你什么心态呀？你是来玩啦？”

我明白了，她已经听过我和妹妹的谈话录音了，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8章第52条规定是：“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不检查。会见家属时，不旁听。”

“什么叫‘不虚此行’？什么叫‘最后见证人’？你来这儿想干什么？”她大声地喊着。

“‘最后见证人’是海淀拘留所的李所长对我说的，他说许多法律专家都认为劳教制度是违宪的……”

“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

“你不是问我想干什么吗？”

“我让你闭嘴！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还想写书？告诉你，你一个字也带不走！”

她早就看了我的信，她一直憋着火呢，这回可一块儿发出来了。我在5月的信里写了“等我出去的时候，带着一本书稿，也算我不虚此行”；我还写了“会克服一切困难，健康的回到家里”；还写了“五一节连续几天坐小椅子看电视，你们也试一试，这也是一种强身健体的好方法”——就是这封信被没收了。

杨大好像说累了，停顿了一会儿，我抬起眼睛看了看她。

“低头！看你的脚！看我干什么？!”她总是对我“看”她的不规范行为及时纠正，可是我又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动作。

我把视线下降到她的脚上，看着那双带点花的精致的皮鞋：“报告大队长，你认为我写的信不符合规定，你应该让我重写。一个月就写一次你还给没收了……”

“你是谁呀？我‘应该让你重写’？你指挥我哪？不让跟你妹妹说信的事你非得说，你就说吧，我看你能说到什么时候！”

我说：“她说没收到信，我才说的，就别让家里盼着啦。”

“你总有的说，没你没话的时候！”杨亚楠又说开了。

我按军姿立正站在她面前，我的腰疼得像断了一样，左腿疼得直颤抖，从脚脖子一直麻到脚面。有了上一次的经历，我知道她是不可能让我活动一下腿脚的，我只有死扛着，一动不动地站着。天气本来就热，再加上疼痛，汗珠子从头发里顺着脸往下淌。一些汗快流进眼睛里了，我想擦一下，可是我的手刚抬起来一点儿，就听她大叫一声：

“站好了！我让你动了吗？”

“我擦一下汗。”我说。

“你敢！我还没见过我说不行她就敢动的呢！”杨亚楠恶狠狠地说。其实，她的头上也冒出了汗珠。

我被大队长“教育、挽救”之后就允许回班了，还是宽大处理。那两个哭的人一个被罚站5天，一个被罚站了7天。

齐兆兰的表弟和妹妹来了。按调遣处的规定，如果有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都不能见面，“表弟”就更不行了。齐兆兰的“表弟”在调遣处有熟人，所以这次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她非常高兴，不停地说着表弟他们的事。

我面无表情地坐着，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来我被杨大教训后不愉快的样子。小哨刘芳的丈夫也来看她了，趁着筒道里没有队长，她站在六班门口聊天，忽然问到我，说：“你女儿跟你长得真像啊。”我说：“那是我妹妹。”我妹妹已经51岁了，我比她大3岁半，却被看成母女了。我进来还不到两个月，难道就老成这样了吗？

杨亚楠大队长的“教育”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反而促使我给北京市劳教局写了《请让我看关于通信、会见的规定》的一封信。等到管班李颖队长值班巡筒时交给她，她接过去看完了，一句话没说就拿走了。

过了几天，她进班让我们都出去，在筒道面朝墙站着，我听见她在班里推拉学习柜的柜门声。一会儿，她走了，我侧过头看着她的背影，她的右手拿了几张纸，我马上就判定是我的东西。回班一看，《请让我看关于通信、会见的规定》的草稿和日记被拿走了。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9年来，光“新国大”上访日记就记了四大本。

入所时每个人发了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我就把重要的事用几句话记一记，比如：几号取得了记分许可证、几号见到了妹妹、几号给劳教局写信等等。

过了好几天，等李颖队长值班巡筒时我问她：“这里不让写日记吗？”

她说：“你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别给我提问题。”

我说：“我的日记被你拿走了，就是这件事。如果有规定不让写，请给我看看规定。”

她说：“我不负责解释。”

我说：“是你拿走了我的东西，怎么还不负责解释呢？”

她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负责解释。”说完就走了。

后来，日记里的话引起了这些女警察们的无限遐想，被她们充分利用，制造了一场暴风骤雨。

赵俐是吸毒的，和我在海淀拘留所关押在一个监室里。她应该算是三进的，第一次被劳教一年三个月，她说差点没死在里面；第二次吸毒是被海淀公安局的警察抓的，恰巧她小叔是海淀公安局预审大队的一个科长，当着其他预审员的面扇了她一个大嘴巴之后，把吸毒改成了打架斗殴，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如果被劳教的话，就是两年。她们宁肯当罪犯、进监狱，也不愿意被劳教。

这一次她又是海淀警察抓的，她对预审员说自己是提供吸毒场所的，是“组织容留”，是犯罪行为，因为在她家里还有两个人吸毒，都被抓了；并说出她小叔的名字，希望预审员能高抬贵手，按犯罪判刑。预审员说“就是判刑也得两年”，赵俐说“3年我都愿意，劳教的罪不是人能受的。”在拘留所里她天天盼着小叔能来见她，但是她的小叔始终没有露面。预审员第二次审问她时告诉她：“你小叔不会管你的事了，我们局里有规定，凡是替吸毒人员说话的就下岗。”赵俐觉得自己应该是“大满贯”了——劳教3年，但最后被判2年6个月，还是她小叔起了作用。

她每天去C楼劳动回来之后，就看小说《深牢大狱》。这一天，她看着看着就趴在桌子上抄书，抄一会儿又接着看。正看着，女警察张宏突然进来，直奔赵俐就过去了，一把拿起她的本子，说：“你从书上把这段给我找出来。”

赵俐马上就把书拿给张宏看。

“为什么抄这一段？你对谁有‘深仇大恨’？”张宏问。

赵俐说：“没对谁有深仇大恨。我就觉得这一段有几个句子排列的比较好，就顺手写一下。”

张宏说：“我就问你为什么抄这一段？这一本书都不抄，偏偏抄这几句，你是什么目的？”

赵俐说：“我哪有什么目的呀，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张宏说：“不说是不是？出去！”

赵俐出去以后，代元元说：“我早就说过了，你看什么书，监控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别说你写的字了。”

赵俐被罚站大厅。早上整理完内务就到大厅罚站，一直到晚上9点半才让她回班洗漱。站了4天，晚上洗漱完了在班里说：

“老子受不了了，星期一见了我家老爷子（爸爸）我得让他找我三叔去。”

我知道她三叔是北京市检察院的纪检副书记。她几次被抓，她三叔都没有出面托关系、走后门替她说情，为此她特别恨三叔，不跟他来往，就连每年过春节几个叔叔、姑姑来她父亲家团聚，她都不跟三叔说话。

我说：“你三叔不是不管你的事吗？”

赵俐说：“这种虐待人的事正归他管，还怕找不着这样的事呢。别人不懂，我可懂，欺负到老子头上了，一星半点儿也就算了，让我站了4天了，我的脸皮再厚也受不了呀！我的腿都肿成这样了。”

齐兆兰问她：“你三叔是干什么的？”

赵俐说：“检察院的。”

第二天早上，队长点完名，齐兆兰就朝队长喊“报告”，队长叫她出去，在筒道里说话。

赵俐整理完内务到大厅站着。杨亚楠大队长从队部出来，站在她身后问：“你叔叔是干什么的？”

赵俐说：“北京市检察院纪委书记。”

“叫什么名字？”杨大问。

“牛建国。”赵俐说。

“是你亲叔叔吗？”杨大问。

“是。你觉得和我不一个姓吧，你可以去查我的登记表，我老爹姓牛，我老妈姓赵，我跟我妈姓。”赵俐说。

“我现在让你回班，但是你不许和家里人说这里的事。你不是一进了，你知道违反我的命令是什么结果！”杨亚楠威胁她说。

“是。”赵俐回答。

赵俐见到父亲时没有说被罚站的事，她很快就“非常”了（“非常”就是从调遣处往其它劳教场所遣送劳教人员的时刻。队长宣布“现在进入非常时期，听到名字的劳教人员，立即收拾你的行李准备出发。”所以，“非常”就成了专用名词。大约一个月左右就要“非常”一次。户籍是北京的劳教人员，一般都遣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户籍是外地的，但比较能干活的、有点文化的，大部分也都遣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文盲或病人、残疾人都遣送到外地的劳教所。外地的劳教所需要劳动力时，就会向调遣处求援，如果北京女子劳教所的人比较满时，就把外地人遣送出去）。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