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薄熙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调任重庆，从此西南数省在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经营下，“政法委”变成了一个黑社会组织，肆暴横行，使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贵州即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2007年，贵州民间人权活动人士议定举行第三届贵州人权研讨会活动。贵州政法委授意警方大肆进行封锁、围堵、威胁、监控，并在“国际人权活动周”非法对参与人士实行绑架、软禁……自此警方不断对人权活动进行暴力镇压，其无法律授权，却一味表示是受政法委的旨意，是执行“上级命令”、“上面的指示”，并且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法”、“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贵州第三届人权研讨会的活动原预定的时间并不长，地点是在杜和平家中，定期进行学习讨论。但是杜和平却受到国保的警告与威胁，迫使其不能提供活动场地，否则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杜和平天生残疾，生活来源全靠出租一间祖传门面）。从此，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就被迫走向街头和其它公共场所。

贵州人权研讨会公开活动的地点多在河滨公园，每周定期讨论，参与人数逐次增多，讨论议题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展。而警方也不断加强监控，从公园治安派出所逐步升级到地区河滨派出所、南明公安分局、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但贵阳警方始料不及的是，我们的公开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赞扬，自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参与者的热情和讨论也越来越热烈。于是贵州省公安厅派员亲临现场监视，并下令警方镇压，绑架、软禁参与研讨活动的人。

从此，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相互配合，以维稳之名，用黑社会的方式对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士大打出手，实行残酷迫害镇压。

2008年6月，贵州“瓮安事件”后，时任省委书记石宗源道出了真相：“瓮安事件是长期非法动用警力的结果”。因为石宗源说了实话，因此石宗源以及省长林树森不久即遭整肃。于是贵州政法委更加猖獗，打压贵州人权研讨会的事项成为其日常工作。

2010年10月，刘晓波获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人民争取普世价值的高度肯定。但是，贵州政法委却如临大敌，命令警方对贵州的“零八宪章”签署者和人权研讨会的所有人员实施所谓的“12∙10”行动，即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对他们全部实行非法拘禁，其间许多人受到暴力对待。

“12∙10”后，贵阳市国保警察的面目越来越狰狞，暴力程度也越来越没有底线，例如：

为了制止陈西参加人权活动，十几名彪形大汉闯入陈西家中实行绑架，不由分说地将其扭翻在地，强行塞进警车。

为了强行将李任科从家中带离软禁，警察竟残暴地将李任科从三楼推滚至二楼，以致砸倒一老妇人，使其腿骨被压断，李本人的软肋骨也严重受伤。

为了软禁黄燕明，派出所警察闯入其家中，黄燕明被逼迫到四楼窗台上抗议。警方人员竟对黄燕明的妻子大打出手，致使她整个头部淤肿近月余，造成其店面停业二十多天。

廖双元被强制拘禁在山庄时，市国保警察竟对其进行殴打、虐待，不仅从头往下浇泼冰水，还用过敏性的植物抽打其身体裸露部分，致使其全身奇痒、疼痛难忍。

为了阻止糜崇骠在街头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警察竟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架七十多岁的糜崇骠，将其拖入警车内的地板上，并唆使雇佣的无业人员堵其口鼻，而后多人用膝盖强压糜的胸腹，导致糜崇骠的直肠涨出。

在非法拘禁卢勇祥和田祖湘期间，警方虐待卢勇祥，致使其昏迷跌倒，并不予救治，以致卢的病情恶化，至今仍然卧病在床……

这些年来，贵州省政法委推行恐怖政策，对“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非法迫害到了令人惊恐的程度，骚扰、监控、传唤、拘禁、虐待、殴打、抄家的频繁度和力度节节上升，随意便关押个三五天、十天半月；非法收押手机电脑、断网断电更是家常便饭。当地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小会议以及一些商业活动都成了拘禁、软禁人权人士的借口，并且警方还对受害人家属美其名曰：旅游！

2011年初，有的人权人士被非法关押的时间一次就达24天，而且此次非法拘禁结束时，公安部门还要强迫受害者签署“告诫书”，并全程录影上报。

贵州政法委在“维稳”、“综合治理”的幌子下，学习重庆公安街头办公的先进经验，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贵阳市各街头路口设立“公安卡点”，实行全社会严格监控管理。“重庆模式”在贵州全面推广。

推广“重庆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黑打”。贵州的黑打案例多多，例如：取缔“贵州人权研讨会”案；“陈西煽动颠覆”案；“贵州黎庆洪”案……。2011年11月，周永康到贵州视察，特别指示：取缔贵州人权研讨会，抓紧处理相关人员。贵州政法委获旨立行，公、检、法三家通力合作，成立专案组：立即逮捕陈西，发文取缔“贵州人权研讨会”。

根据高层政法委的要求，陈西先生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10年，后来当局对此居然宣称“贵阳市维稳工作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政法委倒行逆施，在贵州形成了“大公安，小法院”的局面，例如警方抄陈西家时没收的“罪证”至今仍然滞留在国保手中，一件也没有移交法院；陈西先生从看守所被送往监狱时，也未经司法程序，省司法局、劳改局均不知情，政法委直接安排国保将陈送到监狱，并且数月后方通知家属；之后家属到监狱探视也都由国保全程“护送”。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在各种会议上都称贵州人权研讨会是“国内反动势力”，凡是参与活动者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如上访人士王某某、郭某某、路某某被强制劳教，另外一些人则是频繁地被非法监控、关押、软禁，非法被实行监视居住。

贵州人权研讨会在“‘六四’二十三周年祭”时，呼吁释放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人权研讨会召集人陈西，糜崇骠老先生在公众云集的广场上高呼：“人民万岁！民主万岁！打倒独裁！”这也是贵州政法委称之为的“贵州2012.5.28事件”。事件之后，相关人士受到非法抄家、没收财物，并被非法审讯、软禁、关押近两月；糜崇骠老先生更是被软禁至今，关押地点无从知晓。

2012年的“两会”、“5∙28”、“六四”、“十八大”期间，贵州人权活动人士被非法秘密关押时间普遍近达半年之久；即使在他们（包括家属）未关押期间，也受到非法监视居住、贴身跟踪、禁止朋友之间交往等等，这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虽然贵州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异常险恶，但贵州人权研讨会为建立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的公民社会的努力依然坚持着。我们坚信：中国社会必须也必然要走向法治、走向宪政。

 2013-2-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