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欧转型经验的改革性误读

我们对1968年东欧转型经验，都有一种改革性误读，也就没有看到1968年之前与之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向：党内改革转向对党内改革的绝望——后改革时期。1968年是东欧转型的分水岭，正如1989是中国1949年之后历史的分水岭一样。尽管哈维尔与米尼奇克的文集在中国国内很流行，但存在普遍的误读。

哈维尔在其文章“第二口气”中说：1968年8月不仅仅意味着以一个更保守的政权取代了一个更自由的政权；不仅仅是一度解冻之后的通常又出现的冷冻，它还是另外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气氛的瓦解；一种深刻的精神断层。导致这场转变的那些严重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经验似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1968年那种类似狂欢节的兴高采烈的东西走到了尽头，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完全改观，它变成与我们的经验完全断绝的东西。

哈维尔还说，我们所踏入的新世界，开始以其自身的生存尺度触及我们每个人，它远非我们以前习惯的那种。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中还有类似说法。

采克•库隆的弟子米奇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这本书中，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后改革转变，在“新演进”中，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并且指出，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米奇尼克说这些改革派，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时，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米奇尼克分析了体制内部改革的失败，开辟了不同于过去的后改革思路。

国内体制内改革派的有色眼镜是扭曲的，其奠立在虚幻的共同体改革之上，没有敌我的划分。我厌烦改革派和半官方媒体制造出来的“我们的”幻觉。我看到有人说“我党”,就会说“你党”。曹禺《日出》中说：日出了，但是日出不是我们的。我们可以说：神七上天了，但是神七不是我们的；奥运了，但是奥运不是我们的；60国庆了，但是国庆不是我们的；薄熙来重庆打黑了，但是打黑不是我们的……。中国已经是两个完全割裂的领地，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日益断裂中。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说，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融合”和“利益”使之丧失了部分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与合法性的外衣，由此它们的信誉也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些改革通常是不彻底的措施，企图为后极权制度服务。其改革只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的清晰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当然，改革从根本上说来还是件好事，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体制内改革消除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界线。

美国的公共外交新时代

台湾逢甲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杨志诚在《海峡评论》2009年11月号发表文章《“公共外交”新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他说，2008年9月，当时掌管美国公共外交暨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在伦敦以官方演讲的方式正式宣告了公共外交新时代的来临。格拉斯曼指出：“公共外交，简言之，就是以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官员为对象的外交。……都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公共外交以独特的方式完成这一使命：通过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

美国的外交不再以督促对象国政府接受美国价值，推动自由化政策，而应该直接与对象国的人民、组织、团体及社会相互交流，期使它们成为普世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在战术上，美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必将采取“分众合流”的网络整合方式：分众者，根据中国社会的特质，将之分化成各种机能领域、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及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或组织，分别建构连结网路，交错成网络系统，逐渐增强其连结力；合流者，以美国国务院体 系为虚拟中心，扮演网络平台的角色，依特定时空的议题、需求或事件，执行网络收网整合。只要全球化网络存在，包括资金、产业、科技、财货、资讯、人员等的流通网络仍能运行，“分众”的工作就能顺利进行。

为了贯彻公共外交，美国积极赞助反封锁软件。最成功的反封锁软件是由全球互联网自由委员会开发的，包括自由门和无界浏览。去年当伊朗的抗议者们通过推特（Twitter）组织起来并传播来自外部世界的镇压消息时，他们主要通过自由门来登录外部网站。美国国务院官员证实，美国政府已决定拨款150万美元资助全球网络自由联盟开发破网软件，帮助全球各地用户绕过互联网审查制度。

美国互联网自由研究者和支持者麦金农说：“‘翻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翻墙虽然可以让网民接触外部世界，但却不会改变专制国家的检查制度。但冷战期间，西方世界曾下大力气传播书籍、录音带、传真机、收音机信号以及其他信息到专制国家，翻墙则是数位时代的替代品。

海外《网络革命宣言》

利用美国以网络自由为中心的公共外交，海外民运人士严家其、王丹、胡平、郑义等在新年发起《网络革命宣言》，指网络正是中共的“软肋”，可以群起攻之，探寻秘道，分享翻墙技术，制造信息井喷，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聊天室等计算机阵地，以不需流血牺牲的方式，发动互联网革命。

《网络革命宣言》由今年2月12日发出，目前正在国内的维权网站跟贴、讨论、签名、特推当中。宣言提出，网络世界处处是战场，无需短兵相接，更无需流血牺牲。计算机是阵地，鼠标是武器，可以随时投入，随时撤出。可以游击战，也可以是阵地战、集团作战，位置不拘，时间不限。宣言呼吁国人分享翻墙技术、制造信息井喷，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聊天室等方式，传播真实，击中中南海封锁网络的“软肋”。 在当今中国，网络上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而且网络的政治作用，嵌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只要不触动中央政府，就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网下的政治空间却没有，没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

《网络革命宣言》的目的，从国境之外，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主化压力加大的政治形势之下，一鼓作气，很清楚在于获取新闻言论自由。获得新闻言论自由的下一步是在大陆成就反对党制度，也就是在政改的落脚点之外。值得庆幸的是，《网络革命宣言》下一步目标隐藏起来，那么就为《网络革命宣言》另外打开了一个模糊的空间，那就是新闻言论自由也可以用来促进维权运动。

也可以说在获得新闻言论自由与成就反对党制度之间，又横向增加了一个卫星变轨的动力。获得新闻言论自由的路径是不可能走向成就反对党制度，但是增加了新能源和新动力，就有了可能。所以目前需要的是卫星变轨，把主力军队和已有的政治能力，从原来的轨迹中跳脱出来，进入新轨道。

当下民间的政治宣言或者政治意志的宣告，只有两个落脚点或者着力点，要么呼吁政改，要么维权。呼吁政改要么泥牛入海，要么招致打压。最为要命的是，政改呼吁将民间作为体制的对立面，作为未来宪政的母体这个根本维度丧失了，丧失了自由民主的主体性和政治面 目，又将民间纳入在体制的羽翼之下。目前需要的是将自由宪政的政治面目“清洗”出来，而成为一个站在专制对立面，可以供民众选择的政治力量。

我认为，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在西亚能够成功，北京当局已经做好很充分抵抗，在中国未必能够成功。所以不如在国内避开中共锋芒，推动维权运动，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所有的政权，多死亡于其内部瓦解，而不是外部摧毁。来自外面的推动民主化的力量，要转化为社会内部自动，这才是有效的。

应该从单纯关心新闻言论自由，退一步回到关心民生——生存权，这样渴望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就会推动更有效的维权运动，能撑开更大的公民社会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时代初步言论自由的形成，并不是通过言论自由本身的诉求和抗争，而是通过维权运动所带动的，例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就造成当时一段特别放开的新闻言论自由时期。

追求新闻言论自由的媒体力量，可以用来辅助于维权。例如《南方周末》和《财经》都是群体性或者体制性案件的维权，而威震华夏，并不是其阐述改革理念。只有将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服务于维权运动，才能反过来保障新闻言论自由。这二者互相帮忙，越帮越“忙”，于是前景就开阔起来。如此，《网络革命宣言》才不是空洞的呐喊，也就是《网络维权革命宣言》才是正确的名字。要推进新闻言论自由，也必须先推进维权运动。这是唯一可行可靠的强力。

国内的进步

哈维尔说，一般无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

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这是通过公民不服从的方式实现的。例如上海维权者赵汉祥向本市维权上访民众提出维权互助的倡议，这就是面向社会公众，而不是乞求于政府的，这正是米奇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中所阐述的公民社会的精神：面向社会公众的言说。

像杨佳事件显示出来的一样，是一种发动暴力的可能性。将发未发，将官员置于不确定和恐惧之下，脱离了政府带来的优越感与安全地位，以此才有所谓的妥协。公民社会就像波涛汹涌、狂风暴雨的海洋，把政府作为浮岛包围，让其处于弱势。如果图穷匕见，那么就只有一种选择，那么当局很容易找到应对措施。但是如果守势不发，那么将深不可测，形成无数的可能性，当局无从找到应对措施，妥协的可能性更大。

厦门PX事件中市民散步，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固定地点出发，而是从自己家出发，那么就有无数的生长点，就有无数的可能性；参与的人，不再是过去游行示威那样在固定地点集合，有固定路线、固定口号和相当的组织性，那么厦门政府无从防范。与此相似的是，维权运动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生长点，成为一段时间内舆论焦点所在。

以散步的形式，没有集合，没有固定路线，四面八方从家走出，在广场按照心中的诉求，再协商出口号。目的是保卫家园，只有信息联络，没有组织，具有非常浓重的公民社会的精神。

后来成都五四散步比厦门PX散步更进一步。不少散步的市民还戴着白色口罩，一方面象征言论自由的缺失，另一方面也象征空气污染。在警察通过拍摄等方式记录现场时，散步的市民也纷纷掏出数码相机，拍摄散步的人群和吆喝的警察，甚至将照片即时传上网络，进行文字直播，让身处异地的网友参与进来。成都反PX项目五四散步的总结为“网内讨论、网外散步”，就是在现有政治自由条件下，由成都人创造出来的最佳模式。成都五四散步与厦门PX散步比较，规模虽然小很多，但是在政治空间的创新方面却有进展。

“网内网外”是相同的，但是厦门PX散步是网络传播，而成都五四散步不仅传播而且讨论。传播是一种确定的正确的价值在市民心中的伸展，而讨论就不仅如此，就有和对方展开话语权的竞争、政治正当性的搏斗。一个是团结起来，另外一个是团结起来并且用说理的方法说服对方。

成都五四散步，为了在表达意愿的同时不引发冲突，市民在发起活动时便互相传播“无标语、无口号、不集会、不示威”的散步原则，更加符合公民社会精神。抗争活动，越来越少政治异议和追求权力的色彩，越来越多自卫的色彩，越来越多理性。

诉诸于自卫的散步，具有最强大力量，连警察也不敢撄其锋芒，只能采取劝说的方式。就如《神雕侠侣》中的玄铁剑，至韧无锋。厚重而理性的抗争，直深入对方的人心，从内部摧毁了其正当性。自我防卫是一种天性，铭记在每一个人心中，它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没有一项人类的法律能够合法地反对它；它就是上帝的法律，又是所有宪法的《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