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以来的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是“家天下”的政治，是“党天下”的政治。既往的中国社会就是“家天下”和“党天下”，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党的领导；率土之滨，莫非党的儿女”，这就是古代和现代的区别。要认识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就必须首先搞清楚这是谁用鲜血清洗出来的天下，谁的鲜血就是谁的政治，谁的天下就是谁的政治。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权力是社会运行的轴心，统治者超越社会的、不受干预的权力可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任何角落，可以控制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可以控制人们的嘴和裤裆；当然，统治者在无奈之中也可以放松控制，但是很显然，理解既往的中国政治必须先理解专制和权力，以及控制和被控制，然后你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政治。

在一个权力社会中，社会结构都是从权力中心复制出来的，“家天下”会把帝王之家复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党天下”会把政治局复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家天下”和“党天下”并无本质的区别。自古以来，整个中国就是一个诺大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型的中国，至今而言，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偌大的政治局，从中央复制到省、市、县、乡、村和居委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表述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关系，那就是绝对支配和绝对服从，所谓“民主集中制”，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谓“忠诚于党”，这些都是现代概念包装出来的旧货，只是多了一些新的障眼法。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分赃系统和等级系统。这样的分赃系统和等级系统造就了对应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性格，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前者。人们面对等次较自己为低的权力时，他就表现出一种宰制一切的欲望，要求别人对他的绝对服从；而面对较自己为高的权力时，他就像被抽去了脊椎一样，表现得诚惶诚恐和奴性十足，甚至感到自己背负了一种罪恶一样。

在专制社会里，专制权力的特征就是不受约束，是绝对的、无限的、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的，是一种代替了上帝和老天爷的东西。在专制权力下，政治的一切别的方面都被弱化了，本来应有的积极意义也完全消失了，政治只表现为权力的攫取和丧失、巩固和转移。在古代中国，专制权力的最高形式是皇权，一切社会存在着的政治权力都是从皇权中产生，从皇权中复制和派生而来的，因而古代中国的权力崇拜必然表现为对皇权的崇拜。皇权是通过家国体制和宗法伦理来实现的。在现代中国只是党权代替了皇权，党国体制代替了家国体制。党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实行的是尽可能的垄断，财富、名望、地位、身份所有这些价值物都要通过“党中央”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进行分配。谁与“党中央”拉开了距离，谁就丧失了靠近权力中心的能力、信息和通道，就意味着丧失了社会竞争力，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获取靠近权力或权威的资格，在竞争政治资源方面真正作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多大学生们毕业后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是通过公务员考试，以求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辉煌腾达，这种理想和愿望就其实质，是有“党中央”政治权力作为最终的推动力的。所以，皇权和党权形似高不可攀，实则无所不在。

我曾追问一个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你关心政治吗？”他说：“一点儿都不关心”，我说：“那你加入中国最大的政党做什么？”他哑然了半天，没有回答。在党国体制下，向“党中央”靠拢，这是最好的获利方式。自古至今，也确实不乏一些抱着救世济民的所谓高尚理想的人，但是攫取政治权力仍然是他们实现理想的基本前提，有些人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辩护，他们说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改造它。权且将这个话也当做一种说法吧。人们通过手中所掌握的知识和资财，大行贿赂，买官求进，以图取得和接近权力，在很多时候这甚至是一种正常的进阶方式。在权力进阶完成之后，权力又成了寻租的工具，所谓的崇高理想大部分被忘在了脑后。官商勾结以及文化和权力的勾结，正在中国大陆演绎新的版本，只是这个版本更为精彩绝伦。党的权贵、文化权贵和经济权贵，他们在各个层面上沆瀣一气，他们上通官府，左右地方政局，形成纵的势力；下制百姓，利用宗法家族制度，形成横的势力。而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被农民工者”、“被上访户”、“被拆迁户”、“被死族”、“被失业者”和“被迫害者”，等等，都成了权力刀俎之上的鱼肉，只好任人宰割。大多数人只能托庇于党权势力，被排挤在党权势力之外的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流落在社会的边缘。

在满清皇朝终结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两个党国体制和两个党国时代，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构成巨大影响的人物有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和邓小平。其中的袁世凯不在党国体制之内，只在党国体制的边缘，稍显例外。但是，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和邓小平都是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他们身处政治核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走向和社会走向产生了无以替代的影响。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袁世凯和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次之，与他们相比较而言，蒋氏父子身上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是最少的。但是权力社会中专制政治的结局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谁能够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谁就是胜利者，逆淘汰和继续逆淘汰只能使品质更好的政治领袖以失败告终，那么蒋氏父子远走台湾也就符合中国政治的前期预算了。像邓小平那样先给华国锋写效忠信，然后再把华国锋踩在脚下，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政治家所能做得出来的，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的政治，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中国社会此前发展的密码就在这样的政治里面。

中国大陆从1978年开始的日子里，主要是邓小平的基业与遗产。而邓小平则至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卓越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之一，权谋、韬晦、韬略、擅权、明智和果断这些政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有卓越的世界潮流与大局观，奉行实用主义，没有教条，也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但他唯权力是图，当然，他谋图权力即包括他个人的权力，也包括中共的权力。邓小平运用自己的政治手腕主导了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进行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改革，但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绝然不在改革计划之中。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在一个制度内部进行的权力调整，根本不可能给权利进行足够的松绑，更谈不上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虽然中国人民的自由程度借助于邓小平的改革有了相应的改善，但是中国公民的权利碰不得“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根红线。中国大陆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包括：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第三，武装力量属于中国共产党。这三条里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国可破，家可亡，核心利益谁也不能撼动。

可以断定的是，中国还没有步入现代文明政治，中国的政治依然是一种不讲政治规范也不讲政治伦理的宫廷政治。连外国人都知道分析中国政治权斗的重要性，而且深知只有中国人中间有高手能够意会言传这些深宫权斗的刑侦学。那么中国的政治就面临着改造的必要，即要有改造的手段，也要有改造的目标。我们必须把政治改造成相对善良的和相对美好的政治，我们需要这样的政治来确立和修正权力和权利的边界，确立和修正法律和主流道德；我们必须把“只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改造为遵循法律的政治和敬畏主流道德的政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能在中国建立一个公民权利平等的、自治的和开放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只有这样的政治才能适应中国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虽然专制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可预测它要做什么，我们往往是想改变它却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它，这正是我们的困惑和困难，但是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努力改造中国政治的决心。

要改造中国的政治，首先要打破“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核心”对政治的垄断，这种垄断是1949年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复制和翻版，并无高明之处，甚至有些许低劣之处。在1949年以前，中共的先烈们就是为了打破党国体制在中国实现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才浴血奋战，但是侠客变成了魔鬼，中共的党国体制变本加厉了。这样的后果本身就消解了专制者的历史合法性，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上看，统治者是无法向历史交代的。但是这个国家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必须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们有个交代，必须尽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政治步入现代文明的轨道，以此保证自己与子孙们的自由和权利。要改造中国的政治，核心问题当然是开放党禁，实现多党制，保证每一个政党能自由成立并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平等公民权利必须先从平等政党权利开始。但是政治改造的任务并非如此简单，多党政治也很容易演变成分赃的政治。要改造中国的政治还必须在多党制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跟进措施，比如：宪政制度、法治精神、自由公正的选举、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军队国家化，等等。但是这些还不够。

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立足于社会的自治与开放，将政治还原于每一个人，建立多党的和多元的政治格局；必须在公民政治的基础上建立多党的和多元的政治格局。一切权利都是从个体开始，没有自治就没有权利，也就谈不上平等的权利。应该明确，政治不仅是权力的事情，也是权利的事情；不仅是法律的事情，也是道德的事情，如果没有公民政治而只有多党政治，这不应该是社会的最终目标。公民政治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是公民在权利义务基本平衡的前提下以个体或者集体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过程、实现政治权利和完成政治义务的形式的总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提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可以说，公民首先就是政治参与者，公民将政治权利让渡之后才能有权力。显然，公民拥有由法律保障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治决策的权利是形成公民政治的先决条件，考察一种政治形态是否属于公民政治也要以此为依据。如果说自然权利理论所关注的是个人权利的天赋问题，那么社会契约理论则主要从人民主权的角度阐述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安排，它解决的是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关系问题。因此，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等理论观点为公民政治的建立早已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然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曾经激烈地反对政党政治，但政党政治也是此前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至今依然是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公民政治也只是在成长阶段。自二战以来，各主要民主国家的公民政治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制约政党政治的有效力量，但公民政治只是在政党政治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它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民主政治的框架。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政治依然支配着公民政治，而公民政治无力进行反支配，这种现象实际上依然是人民权利的异化，违背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随着文明的发展，权力的人民化和社会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政治的改造也要因应这样一个趋势。自治的、开放的、多元的政治，就是公民政治。

中国显然是一个专制社会，但当今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文明和相对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同时，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政策，这已经使得中国超脱了那种最传统的专制社会，而演变成最现代的专制社会，这个社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后极权社会也有诸多不同。最现代的专制社会，这也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和必须的视角，否则你琢磨不透中国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不是非黑既白的，更多的地方是灰色地带，当然灰色是由白色和黑色组成的，如果仔细观察还需要更艰难的识别。中国的问题就这样被搞复杂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根除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就自然消除一切罪恶了。一切所谓的侠客都会变成魔王，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变成魔王，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会变成魔王，我们这些所谓追求民主的人也一样会变成魔王。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不仅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对权力的限制必须依靠制度，必须依靠制衡，政党政治必须有公民政治的制衡才可以避免其走上分赃的道路。远的来看，1949年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就是政治分赃，分赃不均导致散伙；1949年之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同样是政治分赃，分赃不均导致1950年代的争论和“反右”。推动中国民主的个别人物也是一样的，他们人为地扎起一个又一个小圈子，进行名利方面的分赃，抬高自己，打压异己，看到这些我们还能对政党政治中包含的政治分赃抱有希望吗？不能了，我们只能说，没有公民政治的制约，政党政治也是危险的政治，希望只在于公民政治的成长。没有公民政治作为稳固基础，政党政治很容易培养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的政治家，很容易走向分赃的道路。社会的希望只在每一个具体的公民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

可喜的是，中国民间在公开争论中正在形成多元格局，从而有效成长起来；官方在封闭的管制下已经导致合法性逐渐衰减，从而走向一条不归路。两个趋势都在发展。前者越来越活，后者越来越僵。旧的社会在消解，新的社会在形成。这种现象事实上已经为今后的公民政治做了良好的铺垫。中国未来的政治力量就是要融入这样的空间中，要在新形成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现象将在人类社会永久存在，除非上帝把人们接引到天堂，而不论有没有天堂，我们都要追求相对美好和相对善良的公民政治。

当然，不论唱多少高调，政治的核心内容永远是不断调整利益分配。为权力服务，这是权力社会，它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赃，但只是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分赃；为权利服务，这是公民社会，它也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配，但它是权利持有者之间的分配。权力和权利，一字之差，竟然成天壤之别。我们要改变的专制社会正是权力者的社会，我们要实现的公民社会正是权利者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有权利的和遵守法治原则的人，才能称其为现代公民；现代公民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把当权者请下神坛的社会才能称其为公民社会，这两点，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