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6期）

2009年11月19日。欢迎奥巴马访华，也被说成是“非法上访”，周围都是警察。此照片由跟踪的警察帮助拍摄

关键词：劳动十几小时

蒙牛吸吸爽的六菱形包装盒是急活儿，天热了，新产品正等着上市呢。郭燕燕挨着班催：“现在抢活儿，快点儿干，哪个班干不完就别睡觉！”

连着干了20多天了，每天都干14、15个小时，太累了。我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叠盒子，中午吃完饭，我的手就越来越慢了。王福芳本来是在桌子上粘胶条，她干着干着，突然走到窗户跟前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她把头靠在墙上，闭着眼。

齐兆兰急了：“你疯啦！快起来！监控看着哪！”

王福芳说：“我头痛，实在没劲儿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齐兆兰把她拉起来：“你不怕我还怕呢，别让我剐刺。”

郭燕燕又来催活儿了，齐兆兰说我们班已经是干得最多了。郭燕燕说：那没办法，你们班都是整劳力，就得多出活儿，我催那些老弱病残的没用。

我趁机说话了：“郭燕燕，如果午饭后能休息十几分钟，体力恢复一点儿，再干活儿就有速度了。”

郭燕燕奇怪地看着我：“这种话你也敢说？跟我说没用，跟队长说去。现在干的活儿比包筷子要轻松多少倍了！以前我们包筷子的时候，没一个敢说累的。”

在餐厅、饭馆，大量使用一次性筷子的时候，谁能想到劳教人员受够了包筷子的苦役？我已经听许多人讲过包筷子的故事了，郭燕燕又讲了一遍：

“我一进时，包了3个月的筷子。每一个人都有定额，一个人一天也许定一万、也许定两万，就看这批的活儿有多少。如果来的活儿多，定额就高，活儿少就低一点。像我这样身体又好、手脚又利索的经常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干到晚上10点多。除了扛麻包，我3个月没出九大队的门。”

我打断她的话：“去澡堂还得出门哪？”

没想到，郭燕燕、李亚斌、王福芳同时说：“上哪洗澡啊？”

齐兆兰说：“我刚来的时候还一个月没洗澡哪。”

郭燕燕接着说：“正好那次也是夏天，3个月没洗衣服没洗澡，裤衩和袜子都能站起来，这粉色的衣服都变成灰色的了。有的人刚进来时被剪头发还不愿意，还想留得长一点儿，没几天头发就被土沫子、木屑糊满了，粘在一起。3个月不让洗头，好多人都自愿地剪成秃子了。胆子大的、和小哨关系好的，洗脸时偷着洗头。没有几个能逃过监控的，宁肯扣分、挨罚也得洗。你还对剪头发有意见，要是那时候进来，不让你剪你才受罪呢！每个人的脖子都像车轴似的，就脸是白的，耳朵眼儿都被糊上了也不许洗。这手就是早晚洗漱时可以洗，其它时间不让洗手，就那样脏着拿馒头吃饭。

“干不完不许睡觉。有的人干活儿慢，加班干到夜里12点，早上3、4点起来接着干。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查卫生，一起床，把褥子一掀，就在床板上包筷子。我后来一看见一次性筷子就恶心。

“都说在调遣处3个月扒一层皮，那何止扒皮呀，3个月连肉都没有了，就剩下骨头了。”

郭燕燕说的这些话是对的。3个月之后，我的皮还在，骨头也有，就是肉没了。

第二天，我还是想向队长提建议午饭后休息10来分钟，就把这个想法跟大家说了，征求一下她们的意见，如果有人反对，我就不说了。大家说要是能这样当然好了，都说确实是太累了，“你就去提建议吧”。

于是，中午吃完了饭，我一听见喊“退剩菜”就端着班里的剩菜向大厅走去。大厅的地上堆满了纸箱子，还有两个生产厂家的人在检查质量。管劳动的宋队长正好在大厅和厂家的人说话，我站在一边等着，看她说完了，赶紧说：

“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想提个建议。”

宋队长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大厅是不能随便来的，就连筒道也是不能随便走的。班里的门虽然白天是敞开的，但是你如果不经允许迈出这个门一步，轻则算你“擅自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重则算你“逃跑未遂”。

我马上说：“报告队长，我是来退剩饭的。”

她看我手里端着饭盆，就没有再问我。我接着就简单地说了我的想法。

宋队长从眼镜片后头翻出眼睛看着我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休息十来分钟？那这十来分钟的活儿谁干哪？”

我心里说：“你说出这样的话才奇怪呢！”但是嘴上说：“宋队长，我长期在工厂里工作，比较熟悉劳动管理，劳动的时间和劳动效率不是正比。一个人连续工作的时间太长会影响劳动效率的，适当的休息一会儿之后会干得更快，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功啊’。”

“你这是笑话，耽误了时间还能干得更快？这时间谁补上啊？不行！”宋队长生气地说。

我马上又说了一句：“宋队长，如果不行的话，我要求见处长，我直接向处长提建议，这种劳动方法不行！”

她惊讶地说：“你说‘不行’？在这里还从来没听谁敢这么说话呢。”

我说：“请宋队长帮我联系，我求见调遣处的领导。”

回到班里，她们已经听见我跟宋队长说的话了，都很失望，闷着头继续干活儿。

下午，大约3点钟，当各班陆续放茅之后，突然传来了郭燕燕的喊声：“收活儿了、收活儿了。”

大家很奇怪，怎么这么早就收活儿啊？平常都是晚上睡觉前才收活儿呢。没人停手，还在继续干着。突然郭燕燕站在门口说：“你们班听不见哪？快把活儿送到北一。”齐兆兰这才让收起来。我们三人抬着箱子、抱着零活儿刚放在北一，又听见有人喊：“不能放北一，全部拿到C楼去！”

C楼在九大队的北面，二层是男队七大队。七大队是负责做饭、种地的长留队。一层是九大队和十大队的劳动场所和库房。当我们送活儿回来之后，从窗户看见好几个男队的，一队一队的，扛着的，抱着的，像蚂蚁搬家似的向位于九大队东面的仓库走去。

李亚斌说：“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呀！野靖环，你可能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可能是你要求见处长提意见，促使他们作了一个决定，把所有的劳动场所都撤出了生活区。”

我说：“不让在生活区干活儿吗？”

李亚斌说：“当然不应该在生活区干活儿了，有劳动场所就应该在劳动场所干。”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日，我至今不知道此事是否因我而起，我不希望此事和我有关系。

刚吃过晚饭，郭燕燕就通知各班：能劳动的都拿着小椅子到大厅集合。

除了夜班的、班长和法轮功人员外，其他的人都到C楼劳动。每个房间安排8、9个人，还是做蒙牛吸吸爽的盒子。

郭燕燕说：“现在是抢活儿，你们的手都利索点儿，1个小时就干完了。”

大家自然地分了工，我还是最后一道工序。张宏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板凳上，两脚交叉，不停地动着，双手抱在胸前，几乎快躺在椅子上了，眯缝着眼监视着我们干活儿。这个屋子里没有学习柜，都在床板上干活儿，很得劲儿。我叠的速度很快，前一道工序的人干完了之后给我，我会马上就叠好。我在等前一道工序的活儿时，有几秒钟的停顿时间，没想到，让副大队长袁源看见了：

“野靖环，就你的手在那闲着不干活儿！”

说话的功夫，前一道工序的活儿已经放到我面前了，我一边叠一边跟她说：

“报告袁队长，我的手干得非常快，所以我和她有几秒钟的街接的时间，如果我手稍微慢一点儿，你就看不出来我停顿的这几秒钟时间了。我干快了反而被你批评。”

我说这话的时候手就慢了一点儿，果然，前面的活儿放在我面前了，我才刚好叠完一个盒子。

她瞪圆了眼睛：“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我不是废话，我是说明我不是偷懒。”我还解释。

她瞪了我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行啦行啦！”

我密切注意用前道工序的人的速度来调节我的速度了，可是我发现我的手越来越慢，原来，她们的手也慢极了。李亚斌朝我挤了一下眼睛，我明白了！这些人里没有班长，尽管张宏坐在门口看着，也看不出事来。郭燕燕和副大队长袁源挨个屋子查看，一进来，大家的手就快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快到夏至了，天黑了恐怕应该有7点半了。已经干了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干完呢？正想着，突然又来了十几个人，李志新也在里面。李亚斌她们嘀嘀咕咕地说：夜班的都被叫起来干活儿了，这活儿肯定很多，今天不知道要干到几点？

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手也抬不起来了才收工。立即点名锁门睡觉，没让洗漱。

第二天吃完早饭，郭燕燕站在六班门口喊：“昨天干活儿的人到大厅集合”。我刚要出门，郭燕燕就拦住我说：“你年龄大了，不用去了”。我正好看见八班的一个比我老的走过去，就说：“怎么让她去呢？”郭燕燕说：“你别管人家，就是不让你去干活儿了。”

5月30日我和王燕霞都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记分许可证》，终于可以购买食品了，但是要等到6月11日的星期一才是九大队的采买日。            

刚考试合格的每个月能买50元食品，每个大队是半个月采买一次，买25元的。每个人都提前写采买单，计算得一分不差。我仔细地算计着：买一袋红星奶粉12元、一袋红糖4元、剩下9元正好买10个鸡蛋；再过半个月采买时，再买一袋豆奶10元，再买16个鸡蛋，剩下6角钱买一袋咸菜。

我在拘留所里还能买到食品，从进入调遣处至今已经50天了，没有吃到其它食物。最近，我的腿肚子开始抽筋了。这里不让放风、晒不到太阳、营养又差，可能是缺钙了。

我买到了10个卤制鸡蛋，像得到了宝贝似的。我舍不得把鸡蛋皮扔掉，当成钙片吃。每次吃鸡蛋的时候，我都是先用牙把鸡蛋皮磨细，再喝一口稀饭咽下去。她们看着我吃鸡蛋皮的样子，一个个都呲牙咧嘴的。

没想到，后来连鸡蛋皮也吃不到了。

6月5日，又进来了一批新生。中午打饭时，一个漂亮的新生坐在小椅子上身子一动不动，眼睛看着我，张了一下嘴。我认出来了，是卢静，她在叫我“妈”。

我第一次见到卢静是在从看守所转送拘留所的警车上，她和3个被抓的在临时拘押室关了一天，正好被同一辆警车送走。到了拘留所第二天她就出现在筒道里，来到我的监室门前，隔着铁栅栏门说话：“阿姨，我都听说你的事了。以后我就在筒道里，你有什么事就叫我。”

以后，她每天给我打好几遍开水，有空就站在门口说话。她说看见我就像看见她妈一样，以后就管我叫妈了。

她因吸毒被抓。21岁时就因贩毒被判刑4年6个月。一个叫刘琨的年轻人每个月都去看她，等她出狱就喜结连理了。刘琨既贩毒又吸毒，卢静就开始吸毒了。她没有其他人的那种悲观情绪，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她说：“咱俩肩并肩，手拉手，一起朝前走。”那时以为会被劳教两年，结果因她有立功表现，定了1年9个月。我们分开一个半月了，她也被分在九大队，真巧。

6月8日上午，我被叫到北一，副大队长袁源和两个男警察在屋里。我站在门外按规范报告后被允许进来。

警服上戴着三个星的警察说：“我是北京市劳教局的，我姓冯。我们来调查几个问题。”

我一听是劳教局来的人，立即激动起来，好像见到了救星。

我就开始说了：“正好我要向领导反映一些问题……”

马上被他打断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现在你只能听我问你问题，问什么说什么，你不要自己说。”

我说：“你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我有情况不能说吗？”

他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说：“我是什么身份哪？”

“你是劳教人员啊！你不知道吗？”他说。

“是啊，我是劳教人员，我反映劳教人员的问题还不行吗？”

他说：“看来你还是没有摆正身份，现在我再告诉你，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他看着我的鞋问：“你的鞋怎么破了？”

我说：“我的脚趾甲一直没剪，顶破了。”

“不可能！你才来一个多月就能长那么长？我参加野外生存训练48天还没顶破鞋呢。”他说。

他的这种口气让我觉得心里凉了。

我说：“我在拘留所就一直没剪。我想你参加野外训练时可能是穿的皮鞋，而我们的鞋只有两层布。”

他问：“你们这儿可以洗内裤吗？”

我说：“一个星期洗一次澡，让洗一次衣服。我就是想请求能……”

“你撒谎!”他打断我的话，“我刚刚调查过别人，人家说可以随时洗内裤。”

我惊讶极了：“你调查谁了？就因为不让洗内裤我还得了阴道炎，我还让我妹妹给王岐山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人说每天都让洗呢？”

他说：“那只能说明你没说实话，我和你谈话之前已经在大厅调查了，好几个人都说可以洗。”

我说：“你把她们都叫来当着我的面问一问，你把所有的人都问一问，是不是我没说实话。如果每天都让洗，我还跟家里人说不让洗，我又撒谎了，又让家里人着急了，那我可就是有毛病了！”

他又问：“你们中午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吗？”

我说：“不让睡。只有在周六周日有的队长值班能安排大家午休，有的队长也不安排，没有统一的规定。我曾经提出过中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干活儿会更有精神的。现在中午放下饭碗就干活儿，非常疲劳，下午干活儿的速度明显比上午慢，中午这段时间确实很难受，年老的人很多，希望领导能解决。”

他说：“你又撒谎了，我刚才也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人家都说中午可以休息。”

我提高了嗓门：“明明是中午不让休息，怎么会有人当着你的面说中午能休息呢？到底谁在说假话呀？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来调查了，为什么大家不如实地反映这里的情况呢？”

我还说：“为什么不让上厕所？……”

（一直到9月24日恢复我接见时，我才知道是我妹妹给王岐山写的信转到劳教局了，他们来调查后给王岐山办公室回复，说经过调查，野靖环反映的问题不是事实。王岐山办公室又将此回复告知我妹妹。）

我已经断定是几个小哨和委员们说假话了。回到班里，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代元元：“你为什么不说实话？难道你不想洗内裤吗？你不想中午休息一会儿吗？你不是总说女所能躺在床上睡午觉吗？你被长留了不是很难过吗？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咱们的环境呢？”

代元元无可奈何地说：“我没说假话，我根本没说话！她们那样说，我还能说什么？”

“她们为什么那样说？”我奇怪地问。

“不那样说行吗？你跟家里人说了还挨训呢，要是敢跟领导说，还活不活了？”听代元元这样说，我也理解她们了，同时，我的内心有了一些不安：我跟领导说了实情，会不会有麻烦呢？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7期     2013年1月25日—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