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道歉，也不给你下掉手铐”

李玉芳的述说

1

2007年7月1日。我上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行道上，巡逻警察搜出我包里的上访材料，带走我，交给了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于是我被押回上海，7月3日被关进杨浦区看守所。

我发现警方把行政处罚书上羁押日期填写错了，这个日期必须经过一遍一遍程序审批，而这个日期对政府来说是权力的象征。

管教警察想骗走我的行政处罚书。我是在看守所里拿到这张处罚书的（在我被释放时，管教退还给我这张处罚书，但上面注明的错误日期已被涂改过了）。

2

7月7日。管教来。先问其他人要行政处罚书，没向我要。管教问我：“李玉芳，她们都交了，你为什么不交呢？”我问：“你要处罚书干什么？”管教说：“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还要它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交？按照法律程序处罚书已属于我个人。你现在问我要已不合法了。”她说：“可能要核对每个人的情况。”

管教在门口站了好久，我没办法，只能把处罚书交出来。

拿到处罚书，管教马上提审我了。我意识到，管教把处罚书骗走，不会给我了。我们监室有一个叫王生芳的，她的处罚书被管教骗走很长时间都没归还给她。管教是想毁灭证据。我请求管教把处罚书还给我。管教说：“我们给你保管。急什么？”我说：“为什么还要你们保管？你们想掩盖什么？”

管教不给，还喊来7个人，其中包括3个管教和4个在押嫌疑人。这些人拉住我的头发，把我拎起来，一边拉一边打，把我拖到提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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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审室，有2个警察承办我的案子。只警告我三句话：“你要为你的公公婆婆设想；你要为你的小孩着想；要为所有的亲人安全考虑。”他们威胁我，是想阻止我到北京上访。

我说：“事情一天不解决，我一直走下去。”我发现头发掉了好多。我手臂和大腿上都被打得乌青。疼痛。我请求验伤；我按报警器。无人理我；我叫。管教把厚铁门封闭，不让我的声音传外面。我再按警报器，警报器没有反应。可能警报器本身有问题；我拿着茶杯使劲敲 打那扇大铁门。管教露面，从监视孔外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验伤。”无人理我。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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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我哭累了，睡着了。管教命令我起床，我起来吃晚饭。洗。我刚洗一半，有五六个管教冲进来，还有两个男管教。管教命令我不要洗了。男管教给我戴上手铐，把我铐在大铁门上。管教吼道：“你违反监规，把报警器按坏，扰乱看守所秩序。”

5

我被铐在铁门上，人站着，脚着地，双手举着被反铐。吊着比死都难受。整整铐了3天3夜。手指残废了。

24小时亮着灯。监控探头对准我，晚上不让我睡觉。手肿得像馒头。我没劲，叫不出声了。

6

监室30平方米。住15人。吃饭是叫人喂的。大小便是叫人用脸盆接的。有两个卖淫的在押嫌疑人，看着我直流泪。监室里的人都同情我。

天亮。我撑不下去了。我哭。监室的人按响警报器，说：“报告政府，李玉芳受不了了，哭了。”

我浑身抽筋。管教们好像都没有听见。

7

第二天。中午吃饭。

管教带着两副手铐来，把我手放松一点。一副手铐铐在我手上，另一副手铐铐在铁门上，再连铐我的手。

监室的人暗示我：“请求管教，把自己放下来。”我向管教道歉。管教说：“上手铐，你才知道错了；把手铐拿掉，你嘴巴又老（硬）了。”管教还说：“你道歉，也不给你下掉手铐。”

管教要我向所有的管教们认错，还要写悔过书。我拒绝，我是个维权者，不是罪犯。我再也不求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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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把我反铐着。大小便憋得没办法，我只能说：“我要大小便。”监室的人都看着我，这让我害羞。我说：“你们能不看我好吗？我拉 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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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3夜。我都忘记自己是个人了。吃饭，由两个在押吸毒人喂食。大小便，一个人帮我解裤带，另一个人拿脸盆接。男管教在监视器里看。

（二）“共产党有原子弹和氢弹，我只有上访材料”

杜阳明的述说

杜阳明，退休工人。上访7年，先后3次遭刑事拘留，劳教一年半，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入狱两年半，曾3次自杀未遂。

1

2003年4月24日。我到闸北区信访办上访，被警察捏造罪名刑事拘留。在上海市总监狱，我被绑在病床上20小时，大小便拉得全身满床，让全世界男人都感到羞辱。

2

2003年7月6日。我和10个上海访民到中南海递交请愿信，被押回上海，关进闸北分局特审室，接受强制性审问。

闸北公安分局徐达芳局长说：“上访的问题我不管，我只管抓人。”

我被强制一年半的劳动教养。我已59岁，赶上劳教年龄的末班车。

3

在上海市第二劳教所。我遵守劳教所的制度规章。早晨4时45分起床，15分钟漱洗时间，反复叠被子，打得不好，重新来过，再打得不好，狱警便拳打脚踢。

6时，吃早饭，22时睡觉。静坐，早中晚3次，每次2小时。要求：挺胸收腹，双手放在膝盖上，双眼平视，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

静坐结束，劳教人员到操场上军训，上午和下午各1次，每次2—3小时。

盛夏，高温40℃。狱警让我长跑，做各种军训操练，做得不对，拳打脚踢。

狱警陈亮罚我对着太阳看，使我视力降到0.49度以下。我静坐，狱警刘云松用电警棍电我。狱警酷爱用电警棍塞进嘴内电击，还电击生殖器。

政府、动迁公司来劳教所，跟我谈判，要我同意政府提出的搬迁方案。我拒绝，被关两次禁闭。

身体病得厉害，我必须出去看病，但条件是同意政府提出的动迁方案。

4

回家看病。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多次上门，催我动迁；我拒绝，马上重新回炉——再次把我押往劳教所。

劳教所加大对我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不发给我棉袄棉裤，理由是我不接受改造；还将我关入禁闭室，狱警将我衣服裤子逐件一一剥下。

我多次请求看病。指导员顾鲁兵说：“你死了不如一条狗。”

5

2006年6月2日。我出门，闸北区警察周叙带着两个便衣，将我拦住，说新来的所长要与我谈谈。他们强行将我拉进车，直接抬进看守所。

法官以寻衅滋事罪判我坐监两年半。我的罪名是三条：第一条是随地大小便；第二条是上公共汽车不买票；第三条是我打人。

政府恨我上访，用司法来报复我。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查明我具体在哪儿随地大小便；公共汽车售票员同意我不买票；不是我打人，而是被人打。

警察将我双手反铐，塞入囚车，送进监狱。

6

在监狱。警察与罪犯对我联手实施暴力，几个罪犯对我拳打脚踢，往我的头、颈、腰、胯部猛踢。我向警官队长呼救，警官不理睬。我昏死过去。

苏醒。我请求验伤，惩办打人凶手，依法查办幕后指挥者。狱方置之不理。我决定拒绝出工。警官将我戴铐示众，然后铐我17天。我仍不屈服，警官过家云说：“你赢了，不铐你了，给你换个地方休息休息。”

7

我被送到严管队。扒掉所有的衣服。禁闭两个月。

3个罪犯是政府管理我的代表。早餐吃不饱；晚餐饭菜少；由4个罪 犯每天书面汇报我的动态。他们约15分钟记录1次。

8

严管队指导员李善根对罪犯训话，要罪犯开展虐待我的竞赛。我是糖尿病人，需要饮用大量的水，但狱方只给我5杯水，我只能喝带有虫子和蚯蚓的深井自来水补充。

50多天不给我擦屁股的纸，清洗肛门处的余粪，只得用厕坑内的尿。

9

主管队长沈雪祥打我耳光，将我铐在铁栅栏上，命令罪犯打我。昏死。醒。已在严管队。身上的衣服已剥除。

罪犯将我的双手固定在铁栅栏上，像耶稣蒙难式地铐在铁栅栏上。左手用两副手铐固定，一动不能动，右手一副手铐稍能活动。只有大便才会解铐。 吃饭由罪犯喂食。喂饭时，他故意乱捣乱杵，我张嘴，他不喂；我合拢嘴，他用勺乱杵，牙龈常被捣出血来。

早晨凉，给我吹电扇。中午和下午热，关闭电扇，还把唯一的纱窗门关上。晚上，把门打开，让蚊子飞进来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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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新队长对罪犯训话，说：杜阳明的案子是国家安全局在插手，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罪犯搞我，说：我是代表党和政府专门搞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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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无效。狱方操纵罪犯对我精神折磨，强逼我背诵和抄写38条监规。羞辱远比酷刑难受。我感到快死了。

我抠下厕坑挡板上的螺丝，忍着剧痛，背着监视录像探头，躲过罪犯，在大腿两侧刻下“国安队在行动 十天反铐四次”。字字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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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上5米多高的铁栅栏上，要跳下自杀。被罪犯抓住，又被关进禁闭室。撞墙自杀。陈维新队长将我铐在铁栅栏上，要我保证不再自杀。

放我回监室。狱方将我与肺结核病人、肝炎病人、精神病人、智障人集体关押。

我在监狱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穿囚衣。警察多次在我食物和饮水中下毒，想让我死，想不沾腥、不见血地把我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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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看病的权利，我享受不到。我有一年时间不能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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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探监，告诉我：“上海强迁维权访民陈小明与段惠民已被政府打死了。”

我作出斗争方式的调整：以退为进。我给狱方写检讨书。大队长王汝刚叫我到办公室，说“你要穿上囚衣”。共产党折磨了我25个月，终于让我穿上了囚衣。

似乎我打败了自己，其实并非如此。我的重点已放在争取活着出狱继 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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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活着出来，就是共产党的最大失败。

狱方在释放我前，让罪犯警告我“继续上访，等待你的是从地球上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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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这个不把人民当人的政府。如果我接受了共产党的财产补偿，那么它明天就可以再抢去。共产党拥有原子弹和氢弹，而我手上有什么呢？我只有上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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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区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警告我：“胡锦涛总书记太宽容，你们才敢无法无天。如果我当总书记，对你们就要抓一批。杀一批。枪毙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