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5期）

访民们愤怒地走出“国务院信访办”的大门

回到了九大队的门口，杨亚楠朝着队部的门喊“拿钥匙”，一个队长出来开门，我朝着她们喊：“谢队长！”再喊“报告”迈进大门，走进大厅。杨亚楠朝队部门走去，那个队长从外面把门锁上。我站在大厅里面的队部门前，随着“啪嗒”一声响，杨亚楠又从这个门进了大厅。我好奇怪呀，本来一步就迈进了大厅，可她却过了两个门、绕了一圈进来。后来发现，有的警察是不走这个大门的，可能是因为门上写着“收容人员专用通道”吧。

我穿着长袖上衣，有两个兜，我把兜翻出来，杨亚楠绕着我走了一圈，说：“报数！”

我说：“就我一个人。”

“一个人也得报！”杨亚楠生气地说。

“是。1，报数完毕。队长好，报告队长，九大队一名劳教人员外出接见完毕请求回班。”我流利地喊完报告词。

我等着听“回”这个字，没听见。杨亚楠不见了，我回头看，小哨喊起来：“站好了！不许东张西望！”

接着，小哨又在我身后叫了一声：“过来！”我转身跟着她到了北一门口，杨亚楠已经坐在里面了。

我喊了一声“报告”，就进了门。

“出去！”杨亚楠冷冷地说。

小哨也同时叫住了我：“喊报告词！”

原来是我没喊队长在屋子里时的报告词。我想了一下，喊：“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进吗？”

我觉得有点可笑：明明是你找我，我还要问“能进吗？”这对于我是明知故问，对于你是多此一举。

“进。”

“是，报告。”我喊完了，抬脚进门。

“出去！”杨亚楠大喊一声，吓了我一跳。

我赶紧又退了出来。我一下子糊涂了，想不起来又是哪儿错了。我看着杨亚楠，等着她说什么。

“低头！”她两眼射出凶光，又朝着我大喊一声。

我紧张地想着：哪错了？我想问问小哨，又不敢随便说话，越急越想不起来。

小哨说话了：“‘谢队长’哪，重报！”

啊，我明白了。“是。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进吗？”

“进。”

“是。谢队长，报告。”我抬起发软的腿进了门，“队长好！”这一套总算完整地说出来了。

“野靖环，你今天违反了接见的纪律，你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吗？”杨亚楠开始了声色俱厉的训话。

“你竟敢跟家里人说这些废话，让你见面，就只能说好，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许说！你才来几天哪？你才干了几天活儿呀？你不就是不想干活吗？不就是不让你洗内裤吗？别人都不洗，怎么你来了就那么多事儿？”

明明听见她说我“你来了就那么多事儿”，我还是提出新的问题：“大队长，让我们用洗发液洗头吧，洗涤灵烧头发，肥皂洗不干净。”

她瞪着眼睛看着我：“我让你们洗一次就不错了，别的大队还不让洗呢！”

我说了一句惹祸的话：“既然你已经让洗头了，为什么还要限制用洗发液呢？”

“闭嘴！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要是认为不应该洗，我马上就停了洗头。”杨亚楠火冒三丈。

一句话吓得我说：“千万别停，就当我没说！大队长，以后我再也不说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到星期三早上，这是让洗头的时间，看见大家照样洗头，才放心。）

就这样，劈头盖脸地训了一个半小时。她说一会儿停一会儿，不说话时就抱着双臂瞪着我。

我年轻时腰椎受过外伤，平常站几分钟左臀部和腿就会又疼又麻，一直麻到脚面，多站一会儿腰就疼。走着路，活动着就没有这么严重的感觉。这一个半小时，我被命令按军姿站好，还得要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两只手五指并拢紧贴裤缝。腿和腰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要是敢动一下，马上就会被喝斥。

我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了了，我说：“大队长，你让我稍微动一下腿吧，我左腿都麻的实在站不住了。”

“我看你敢动一动？在这没站不住的！比你老的、比你病的照样给我站着，没一个说站不住的！我今天就看看什么叫站不住！你不动就能死了吗？”杨亚楠太厉害了。

这一句话倒是启发了我：疼，不是标准；死，才是标准。我就这样站着，离死还远呢。我的眼前出现了电影里那些被吊起来用鞭子抽、被绑在老虎凳上的酷刑场面，竟然感到自己很幸运！

终于听到了一声“出去！”。

我回答“是”，但是没动，我的左腿和脚已经没有知觉了。

杨亚楠指着墙边摞着的纸箱说：“扶着！”

看来，她清楚地知道久站不动的结果是怎样的！

我伸手扶住了纸箱，才敢慢慢地挪动左腿，也慢慢地弯一点腰，腰像断了一样地疼。

我回到班里，赶紧跟齐兆兰说：“接见的规定改了，你们别着急了，肯定不是家里出事了。”

齐兆兰说：“从窗户看见你姐姐妹妹了，我们就知道了。等着你接见回来干活呢，一听说直接进了北一了，就知道你肯定说了不该说的话。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我问：“回不来上哪去？”

没人回答。

李亚斌说：“在拘留所我就跟你说过，接见的时候又有录音、又有监听，重点人被监听到问题，马上就关电话。其他人的录音要是发现问题，也饶不了她。我们都看见杨大亲自带你去接见了，都替你担心呢，就怕你多说话。”

她们都觉得没让我罚站而感到奇怪。我说：“我一直被罚站哪，我还从来没有跟人家站着谈话呢。”

齐兆兰说：“那叫什么罚站呀，没让你在大厅站几天！队长跟你谈话你还想坐着？从此以后就别想了！对你太宽大了，杨大对你太好了！”

李亚斌说：“我看你的脾气也难改，你老是拿外头的做法和这里比，受罪的时候在后头呢。”

“亚斌，我不想受罪，我觉得都是正常的说话呀。”我说。

“你这种想法就不正常，简单的说吧，你什么时候不拿自己当人看了，什么时候就正常了。你要是再不明白就等着吃苦吧。”李亚斌说。

这句话更让我不明白了，怎么可能“不拿自己当人看”哪？

下午，小哨把我叫到大厅，让我朝着队部的门低头站着。我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心里有点紧张。

“啪嗒”一声，队部的磁卡门响了，接着，杨亚楠大队长的一条腿迈出来，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她戴着塑料手套，把一个塑料袋扔到地下，说了一句：“拿走，入库。”

“是。谢队长。”我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很憋气。干嘛非要扔在地下呢？我接过来不行吗？我简直有点儿赌气不要了，但还是几步走过去，捡起塑料袋——原来是我妹妹带来的两条新裤衩。

小哨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这里从来不让送东西，你是头一个。”

我妹妹知道我有每天换内裤的生活习惯，所以给我送内裤。可是这里一个星期才让洗衣服，平时内裤不能换，只好都用护垫，很多人都得了阴道炎。我用了护垫才几天，阴部就起了一些小疙瘩痒痒起来；又过了几天，阴道开始流出臭烘烘的脓水，刺痒得坐不住、站不住的，我只好求医。

过了几天，副大队长杨敏带着我们几个人到小医院看病。一个女警察大夫说话很和气，要给我做妇科检查，我不想做，她说不检查不能开药。她在检查之前说：“可能有点不舒服，没关系的，一会儿就好。”这让我很意外。

听其他劳教人员说，得了妇科病的很少有人求医，尤其是卖淫的，少不了被骂得无地自容；说检查时跟受刑差不多，下了妇科床都不会走路了，有的大夫还说：“你不是就这里好使吗？我看你还拿什么挣钱？”，所以我才不想做检查的。没想到，女警察大夫的动作很轻，一点儿痛苦的感觉也没有，我觉得终于遇到了一个拿我当人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检查之后她问：“是不是用护垫了？”

我说：“是。”

她说：“不能再用护垫了。”

我说：“一个星期才洗一次衣服，不用护垫内裤就太脏了，也很难受。”

医生没再说话，开了钾硝痤，既口服又外用。

我说:“大夫，求您一件事，能不能允许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洗一洗屁股？”

大夫说：“这个得跟你们队长说，我不能决定，我只能给你开药。”

我说：“刺痒得很难受啊，我只是在上厕所的时候顺便洗一下，不会耽误集体放茅时间的。”

大夫说：“这属于大队的管理，我不能干涉大队的规定，跟你们队长说吧。”

杨敏双手插兜靠在门上，阴沉着脸。我站起来转身面朝着她说：

“杨队长，能不能让我洗一洗？”

杨敏冷冷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全大队一百多人，放茅的时候都洗开屁股了，像话吗？”

我说：“杨队长，我这里太痒痒了，很难受。”

“你还想怎么好受啊？你来享福啦？这不是带你看病吗，大夫给开药了，还想怎么着啊？”杨敏阴阳怪气地说。

我还是说：“我洗洗屁股不会影响别人，要不洗有臭味也影响班里的空气。”

“别说了，不行。”杨敏说一不二。

我垫上了卫生巾，外用的药和脓水流到卫生巾上。天气热，卫生巾捂着阴部总是出汗，那我也不敢用护垫了。药起了作用，熏人的难闻气味渐渐少了。

天气逐渐热了，脚上穿的劣质的布鞋都是化纤的，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很烧脚；每天要从早上穿到晚上，捂得脚非常难受，鞋简直成了一种刑具——只有洗漱时才可以换上拖鞋去水房，洗漱完了回班必须立即穿上布鞋。

这里的劳教人员多数都有脚气，我的脚也开始痒痒起来，很快就越来越严重了：脚趾烂了，脚趾缝烂了流出脓水；脚心起红疙瘩，再一层层地蜕皮；两只脚钻心地痒痒——白天只能用两只脚互相踩，好像能减轻一点儿刺痒；晚上躺在床上，在被窝里使劲地挠两只脚，恨不得把脚挠烂了。

代元元和齐兆兰的脚气已经把指甲腐蚀坏了，但她们都不敢因为脚气求医，我也只好忍着。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6期     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