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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勇祥先生曾在他的《公开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已经死过多次了，因此，死亡对于我来说多一次少一次已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死得其所。”

2012年5月27日贵州民运人士公开悼念“六四”的事件发生后，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普遍受到当局的迫害，其中卢勇祥先生的遭遇特别凄惨。在6月至8月的两个月中，死神曾经两次把锁魂铁链紧紧地套在卢勇祥先生的脖子上，然而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帮助卢先生击退了死神，卢先生至今依然活着。用卢先生自己的话说：活着就是斗争、活着就是胜利。

2012年5月31日半夜两点多钟，七八个贵阳市国保大队和黔灵派出所的警察突然闯进卢先生家进行搜查，当时卢先生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他们进门后，立即对病得昏昏糊糊的卢先生进行审问，其中一个警察把卢先生的女友带到一边威胁恐吓。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后，警方抄走了卢先生的电脑、手机、光盘、记事本等物品，并且警方此次行动没出具任何法律手续，也没有留下任何字据。

天亮后，卢先生的女友收拾好自己的衣物走了。走前，她流着眼泪对卢先生说：“我知道，现在离你而去于情于理都不应该。但是，我没有办法啊！否则，我女婿的那份警察工作就保不住了，女儿女婿恨我一辈子不说，丢掉这份工作，他们小两口靠什么生活啊……我走了，是死是活你就听天由命吧！”

女友离去对卢先生是致命的打击。卢先生和女友共同生活了11年，感情十分笃厚。他们之所以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就是担心牵连到女方的儿女。但是这一对恩爱情侣，最终还是被当局硬生生地拆散了。卢先生本来病得已经不能生活自理，女友这一走，他只有等死了。

于是，他挣扎着写下一份遗书，前几句是这样的：“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因病而亡，实际上我是被中共谋害的……”接下来,卢先生陈述了这两年遭受当局残酷迫害的具体经过。
后来我们得知，就是这份遗书也被国保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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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先生女友被逼走的第二天，黔灵派出所派来监视的警察们便住进了卢先生家。这些警察平时横行乡里，住进卢先生家后更是有恃无恐，到处乱翻，大声喧闹，随地吐痰，把脚架在茶几上，通宵地抽烟、看电视，甚至顺手牵羊，随便拿东西，连卢先生衣兜里的两百元钱也被他们偷走了，幸好卢先生发现得早，要了回来。

卢先生因病不能外出买东西，也不能做饭，而监视的警察每天去餐馆大吃大喝，然后带一点剩饭菜给卢先生；有时，他们连剩饭菜都不带回来，卢先生只有挨饿。

6月18日下午，廖双元和吴玉琴夫妇来探望卢先生。当时卢先生躺在床上病得很重，面无人色，两眼紧闭，而监视的警察则熟视无睹，只顾玩自己的电脑。吴女士怒从心起，指着警察大声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还要不要人活啊！没见老卢病得如此严重吗？他现在不是犯人，你们不能住到他家里来。要监控可以，到外边去。你们这样做不是置人于死地吗！”警察回答：“这是领导的命令，我们只是执行任务，别的管不了。”

这时，协警队长何义从外边冲进卢先生家，上来就要抢吴女士的手机，并指着吴女士和廖先生大声说：“你们都给我出去。”勉强睁开眼睛的卢先生拼着力气对何说：“应该立即出去的是你们，这是我的家，他们是我的朋友，而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你们无权在我家指手划脚。”何说：“我们在执行命令，上级交代过，不准任何人接近卢勇祥。所以你们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吴问：“你们住进老卢家实施24小时监控有法律依据吗？有法律手续吗？如果没有，请你们全部出去。卢勇祥是这个家的主人，他不欢迎你们，请你们出去。”警察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们作不了主。”吴女士就理直气壮地说：“那就叫作得了主的人来解决问题。”

不一会儿，云岩区公安分局负责维稳工作的主任张健来了，他自知理亏，便答应从明天起警察从卢先生家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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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天，警察不仅没有从卢先生家撒出，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他。卢质问警察：“你们的张主任已经当面答应警察从我家撒出，为什么还要强行住在我家？”警察说：“我们只听派出所柳教导员的，他是直接领导。他叫我们继续住在你家，我们不敢不来。”

警察继续强行住在卢先生家里。卢先生家不足二十平米，他病得本来就很严重，加之警察每天24小时地摧残和虐待，病情越加严重了。卢先生知道自己不行了，多次提出到医院治疗，警察却不予理睬。6月27日晚，虚弱的卢先生终于昏迷过去。可当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仍旧躺在家中的床上，而监视的警察仍然乐呵呵地看着电视。

卢先生再次昏迷过去，他朦朦胧胧地感觉死神已将索命铁链紧紧地套在他脖子上，并拉着他往地狱走。就在一只脚刚跨进地狱之门时，他意识到，生与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与死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卢先生的意志和信念使他挣脱了死神，重新回到阳间。

此时是6月28日下午3点多钟，回来拿衣服的女友见卢先生快不行了，于是立即把他送到贵阳市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病科进行救治。刚住进病房，派出所就打来电话，命令卢先生立即转院，卢没服从，因为当时已经上氧输液了。事后得知，警方之所以逼迫卢转院，因为当时糜崇标（异议人士）也在此住院，当局禁止二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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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住了21天后，卢先生的病情没有减轻，而住院费却高达近2万元，于是只得出院。回到家后，警察又强行住进了卢先生家。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和人权，卢先生决定以生命进行抗争。但是，无论卢先生怎样谴责和驱赶，警察就是赖在沙发上不走。卢先生愤怒至极，开始乱砸乱摔，杯子、水瓶、衣镜……凡是可以砸的东西都砸了。卢先生筋疲力尽，眼看着就要昏迷，警察胆寒了，灰溜溜地走了。

警察走后，卢先生心情轻松了许多，但是他病得生活不能自理，最简单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活下去，卢先生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做饭。实在爬不起来，他就吃饼干，饼干吃完后吃生花生，生花生吃完后吃生面条，生面条吃完后吃生米……终于有一天，家中的食品全吃完了,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人进门……没人能知道他的处境。

卢先生虚弱地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又一次把索命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就在卢先生离地狱只有一步之遥时，卢先生的前妻突然来了，当她看到卢先生已奄奄一息，眼泪倾刻间涌了出来。这次，前妻救了他，也加强了卢先生求生的意志。前妻走时流着眼泪对卢先生说：“女儿那个家我不能丢下不管，我只能抽空帮你购买食物，需要吃什么你尽管说。但是，饭你还得自己做。”

卢先生非常虚弱，整天虚汗不停，内衣经常被汗水湿透，每天要换五六次，可他病得洗不了衣服，换下来的湿衣服只好挂在窗户边，晾干后再穿。如此多次后，衣服就晾不干了，盐迹形成一片片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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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先生的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8月下旬，房东通知卢先生说，下个月起房租要加倍。问其原因，房东不得不委婉地道出实情。原来警察两次把她叫到派出所谈话，威胁她说：“卢勇祥是个危险分子，你把房子租给他住，出了问题你就得负法律责任。”房东明知道卢先生不是坏人，但怕警方报复她，只得用加房租的办法逼他搬家。

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同样的原因卢先生已经搬了四次家，如果再搬家那就是第五次了。有什么办法呢，在中国没有不害怕警察的房东。卢先生不愿意让房东左右为难，因此只得一搬再搬。但是，搬到什么地方能住长呢？走投无路的卢先生只得搬到大女儿的房子里去住。

2012年10月11日卢先生搬家，他请田祖湘和另外一个朋友来帮忙。但田没能来，原因是其住地派出所不准他帮卢先生搬家。卢先生搬到新住处后，当地派出所立即安排人进行监控，并在离卢家不到二十米的出口处修建一个永久性的警察岗亭。卢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敏感时期，警方还不准卢先生出门，手机也要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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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先生虽然还活着，处境却依然十分严峻。卢先生67岁了，又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而且他没有收入。卢先生在政治迫害、重病、贫困中顽强地坚持着，为了他的信念，他不曾屈服。

我是一个局外人，不太关心政治，但是卢先生的崇高精神、坚强的意志及险恶处境使我震撼。我写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一是表达我对卢先生的敬意；二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卢先生的遭遇，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2012年12月30日于贵阳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6期     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