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4期）

公安部信访办门前

关键词：求茅

这天上午还不到放茅时间就突然想大便，肚子一下一下地拧着疼，大便憋不住地要拉出来。

我被小肠综合症困扰多年了，大便之前没有任何感觉，一旦有感觉了就控制不住，不光是急，还伴随肚子绞痛。进了九大队，我三天两头忍受着憋大便的痛苦。

可是今天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肚子疼得腿软，根本干不了活儿了。我对小哨王平说：“我实在憋不住了，你帮我找队长吧！”

她让我按规定求茅。“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茅！”我弯着腰捂住肚子站在门口喊。

过了一会儿王平说：“你等着吧，队长都忙着呢。”

我说：“我实在是肚子疼啊，我不是故意装的，你再跟队长说说吧。”

她朝大厅的方向看了看说：“队长拿钥匙去了。”

我正想着千万不能拉到裤子里，实在憋不住了就便到洗脸盆里。

“出来吧。”终于听到小哨喊了。

赶紧喊了一声“报告”，抬腿就迈出去了。厕所就在斜对门，三步就进了门，可是突然被叫住：

“站住，队长在这儿你不报告。”

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色隔离服的、戴着白口罩的人，反映到脑子里好像是大夫，其实根本就顾不上想，只顾进厕所了。

我站在那儿，报告词也忘了，说：“我以为是大夫呢。”

小哨说：“就是大夫你也得报告。”

我赶紧转过身朝着队长报告：“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过吗？”

那个穿隔离服的队长，从口罩后面嘟囔了一句，我也没听清是什么，还站在那儿呢，小哨喊：“让你过呢，走！”

我这才一步迈进了厕所，刚解开裤子，还没完全蹲下，呼啦啦的一堆大便就出来了，喷得满便池都是。

那两个小哨站在门口笑起来了，说：你看她拉的那个屎，噗的一下全喷出来了，好像要把坑砸漏了。听着她们嘲弄的话语，看着她们拿我的痛苦开心的样子，心里的难受劲儿就没法说了。我把头伏在膝盖上，双手使劲地抱着腿。

关键词：蒙牛吸吸爽

过完了五一节又开始干活了。这次是做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是廊坊纸箱厂给蒙牛公司制造的。我出狱后，只要看见“蒙牛”商标的乳制品，心里就一阵难受），是六菱形的，还有一个小窗户，最后再穿上一根花绳当提手。

在李亚斌教给大家做示范时，我就发现了她学来的方法是可以改进的，尤其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改变方法可能会提高速度。齐兆兰分活儿，我主动要求干最后一道工序。

开始干活了，果然，3个人负责出成品，我的速度最快。于是，我就把方法教给她们。齐兆兰很高兴，还说要保密，不能让郭燕燕知道。因为郭燕燕随时到各班收活，她负责把装满成品的大纸箱用胶带封口。在这里，胶带是危险品，不能落到其他人手里，要由队长信任的劳教人员掌管。

六班每天都是前一二名，在王福芳考试的前一天，李亚斌出主意：“今天多做半成品，明天少了王福芳干的活肯定就少了。把今天的半成品匀到明天，差不多还能保持一二名。”

我正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儿，小哨站在门口叫“野靖环出来！”吓得我心“砰砰”乱跳。我喊“报告”，出门就小声问她：“什么事啊？”

“王队长找你。”

我被带到北一，看见八班的管班王东靠在桌子边双手抱在胸前站着。我按规范的一套报告词报告完之后进门。

听到王东说的话，我的心才放下。她让我教王燕霞学习入所考试的45道题，限我7天把她教会。

说完，她就让小哨把王燕霞叫过来，让我们两个人每天坐在大厅里学习。等到午饭前我回到班里，齐兆兰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就说了。齐兆兰急了，说我就是想逃避劳动，才去教文盲的。

中午吃完饭后我可以在班里干两个小时的活儿，等队长下午上班了，小哨才把学习的叫到大厅去。

九大队有专门给文盲学习的23号令，那是把每一个字都画上图。例如“拥护共产党”的“拥”，就画一个人在推墙；“护”就画一个窗户；等等。

王燕霞虽然只上过一年级，但是她很聪明。我看她也能认识一些简单的字，就趁着这个机会教她又学会了一些字。

她被抓进拘留所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一直没给家里写过信，她让我帮她写。我一句一句地告诉她怎么写，不会写的字从45道题里找，她写出了第一封信，高兴极了。

我俩在一起，她悄悄地叫我“阿姨”。调遣处规定，劳教人员之间是必须称呼姓名的，二十几岁的对六十几岁的人也是直呼姓名的。如果叫“阿姨”、“姐姐”或“金花”、“淑英”被队长知道了，要扣5分。李亚斌在拘留所时称呼我“阿姨”，来了之后还是这样叫，被纠正过来了。她也感到很奇怪，说以前被劳教时还分个老少呢，现在连基本的道德礼仪标准都改了。

在大厅学习，也是要笔挺地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不许把头凑在一起说话，但是，毕竟在我俩之间能像正常人一样的交流了。这个小小的空间，给了我几天喘息的机会。

下午，刘队长把一个新生带到大厅学习，后来知道她叫齐英，45岁，因为在棋牌室打麻将定为赌博被拘留，在她的身上搜出了50块钱，其他3人身上没搜出钱，所以她被劳教，那3人所外执行。

刘队长命令齐英坐在我们旁边：“你给我听好了，来这儿的没有不学习的，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学！”她用手一指王燕霞：“这个还是文盲呢，也得学习。你会赌博，你记得住钱数，你记不住23号令？你装什么装啊？人家都是一边干活一边学习，我不让你干活，让你坐大厅学习，你要再不学，我给你找个地方呆着！”刘队长又交待给小哨：让齐英早上起床就到大厅，一直到晚上睡觉再回班。

齐英呆呆地朝墙坐着，一会儿就流出一些眼泪，也不看本子，也不背23号令。她是高中文化，来了3天了，一条也没背会。

第二天早上，齐英把签字笔吞到肚子里了，她想自杀。经抢救，笔被拿出来了。她得到了一个警告处分，没有减期的机会了。

由于齐英自杀，我们也没再被叫到大厅学习。

5月14日星期一是九大队接见日。按规定新生入所半个月之内就可以和家人会见。我们这一批应该是上个星期会见，但是被合并到集体会见的日子了。我急切地盼着和姐姐妹妹见面。

下午，小哨开始在大厅叫名字，我、齐兆兰、王允芝、王晓丽都没有被叫到名字。另外几个人都是外地的，路太远，她们没给家里写接见信。王晓丽的丈夫和儿子已经一年多不和她来往了，她这次被抓进看守所4个月，家里没有人给她送钱和衣服，所以她知道不会来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叫我们3个人接见，都胡思乱想起来。王允芝哭了，她来了两个月，上个月家里没收到接见信，没人来；这个月妹妹来信说收到接见信了，要来看她，可是为什么没来呢？我也心急如焚，因为我儿子来信说单位派他去广州工作，来不了，说我姐姐妹妹一定来。为什么没来啊？我也急得哭了起来，齐兆兰更是坐立不安地掉眼泪，每个月都是她的“表弟”开车从北四环过来，这个月怎么不来了？我们甚至一致认为，都是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

班里有3个人在哭，可能是监控看见了。一会儿管班的李队长进来了，问我们为什么哭，我们就说了说各家的事儿。

她说：“你们没必要哭，肯定是家里有事。”

我说：“怎么会这么巧呢，我们3个人家里都有事吗？”

她说：“怎么会那么巧呢，你们3个人的家属都出了交通事故？”

她不让我们哭了。

5月18日上午，突然叫我到大厅去，把衣袋里的东西掏干净（这里规定，外出时和回来时都要检查身上是否夹带物品）。大队长杨亚楠带我出了门。我不知道去干什么，也不敢问。等开始往接见室拐弯时我一阵兴奋，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一个警察从南边那条小路往接见楼走来。

我大声喊：“大姐！”

杨亚楠制止我：“别说话。”

我姐姐已经听见了，她转过身往我这边看着，她站在那儿愣住了，使劲地盯住我。突然，她从接见楼侧面的小路朝我这边走过来，带着她们来接见的警察喊她：“别走了，别走了。”

但是她还是顺着墙边走，看着我喊：“小环！是你吗？是小环吗？”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我不敢吱声，因为我的喉咙已经哽咽了，一出声就会止不住地大哭起来。我绝不能在亲人面前哭，我努力笑着朝她招手。

她又喊了一句：“小环！是你吗？”

我使劲地点头，她的眼泪就下来了。那个警察追上她，这里面是绝对封闭式的隔离，不能与亲人接触。她站在墙角处，一直盯着我从这边的小路走过去才转身从家属走的门进来。这里的接见是隔离式的，隔着玻璃，两边拿着电话。我姐姐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妹妹强忍着没有掉眼泪。我这才知道，她们14日来了，但是调遣处有新规定，必须有街道办事处的证明才允许姐妹见面。

接见大厅很大，可以同时安排20个人会面，全部用玻璃遮挡着，用电话说话。外面也只有一个话筒，我和妹妹说话时，姐姐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看。妹妹刚说了几句，姐姐就急着拿过话筒说话。

我对姐姐和妹妹说：“这里挺好的，一人一个铺位，吃的比拘留所好，我吃的也很多。”这么说是为了让她们放心。

我妹妹说：“你就别跟我们说假话了，张淑凤刚出来，我们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了。”张淑凤是北京顺义的上访人。

我看她们知道这里的事了，就说：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些过去没有遇到的情况，这里和拘留所、看守所完全不同，我会克服困难的。我还说了几个问题，并让她们给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写信反映，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改变的。我还以为能像从前反映拘留所的问题一样会引起重视呢。

杨亚楠坐在我身边，不停地打断我说话：“别说这个！”“这是问题吗？”

我妹妹看见杨亚楠总是阻止我说话，隔着玻璃朝她喊起来：“你为什么不让她说话？你们心里有鬼吗？”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是和家里人见面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5期  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