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刘晓波的57岁生日，我想起了在监狱里面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在监狱外面失去自由的刘霞。

“六四”镇压后，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我一下子被刘晓波的睿智折服，并把他当成我的精神导师之一，直至今天。1998年我参加民运后，在向朋友们自我介绍时，通常这么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丹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

1999年11月，我第一次给刘晓波打电话，那时他刚结束劳教。我对刘晓波说“你这三年受苦了”，他说没啥，就是整天看《人民日报》。2000年我给刘晓波写了封信，里面放了篇我写的文章，请他指教。后来给他打电话，是刘霞接的，然后她叫刘晓波过来，我问晓波收到我的信没有，他说没有。

2005年出狱后，我决定到北京谋生。2006年春节前，在跟一个好朋友聊天时，我说在北京的异议人士中，我最渴望接触并学习的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刘晓波。我把准备去北京的想法告诉西安的林牧老先生，他向我推荐了几个值得交往和学习的人，其中就有刘晓波。但2006年4月我来北京后的第一需求是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所以很少掺和异议者圈里的事，打交道的朋友范围很窄，跟刘晓波也没接触。

2007年7月13日，我跟刘晓波第一次见面。那时高洪明刚出狱半个月，朋友们把他接来吃顿饭，我跟着一起见到了刘晓波。刘晓波问了我一些情况，包括我狱中绝食的事。后来跟刘晓波陆续见面，记不清哪次，我见到了刘霞。当时我跟刘晓波和刘霞都不熟悉，见了他俩都喊刘老师。

2008年元旦过后，我跟刘晓波接触开始多了起来。晚上我跟他在网上语音对话时，经常听到刘霞在旁边说话。几个月后我被迫“疏远”刘晓波，跟刘霞也没了接触。2008年11月10日，我写了篇文章请刘晓波审阅，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打交道。12月，我在老家护理父亲住院手术期间，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我返回北京后，12月27日曾打算以签署《零八宪章》的方式表达对刘晓波的支持，后被朋友劝阻。28日是刘晓波53岁生日，朋友们打算一起跟刘霞聚餐，但被当局阻挠未成。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被正式逮捕。7月7日，我和刘荻、李海三人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给刘晓波送生活费，但看守所警察说查无此人。12月初，我开始使用推特，并设置“释放刘晓波”的图片为用户头像。圣诞节那天，刘晓波正式获刑11年。下午五六点钟我下班后给刘霞打电话，想安慰她几句，但她当时正跟丁子霖老师等人在一起说事，所以没多谈。后来，我陆续把我所有的网络用户头像全部设置成“释放刘晓波”的图片，比如Gmail、Skype、Hotmail（包括MSN）、Facebook，乃至独立博客的首页。

2010年2月，我开始跟刘霞有较多的接触，并称她霞姐。7月6日、7日，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同刘霞去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民间力量遭当局强力镇压，我受株连至今。

我跟刘晓波直接接触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多。这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他跟别人交往时的平等人格、宽广的胸怀和对朋友高度的责任心，尤其是对坐过牢的年轻人更是细心关怀。比如，我当时忙于跟刚认识几个月的女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谈恋爱，刘晓波经常问我进展怎样了。我曾告诉晓波，我来北京后没参加过集体签名，他表示理解。

从我第一次跟刘晓波见面，到我跟刘霞完全失去联系，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我看到他俩对爱情的坚守几近童话。虽然刘霞表面上总是嘻嘻哈哈，整天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但那只是她掩盖内心痛苦的假象，她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不想让别人看出。比如锦州之行，虽然她一直嘻嘻哈哈，但我看出她除了对晓波的挚爱之外，还有内心深处的痛苦，就连“80后”顽主王仲夏都忍不住说：“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当天晚上，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莫之许、王仲夏、刘荻和我感触最深的竟是“刘霞把能见到刘晓波看得最重要”，以至于当时在场的有些朋友似乎不太相信。

刘霞有一次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其内心痛苦。她说：“我妈一直也在困惑我到底活着还是死去。”我说：“你的灵魂在哭，尽管你表面上永远是笑。”她说：“我不热爱这种生活，但我愿为晓波死在这里。”有这样的爱人，晓波夫复何求？在他们夫妻眼里，爱情无疑高于一切，包括诺奖。

今年12月6日，被软禁在家两年多的刘霞终于见到了外国媒体记者。视频上刘霞的痛哭让我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不是笑着的刘霞。中国政府曾于2011年3月29日答复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称，中国政府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既然这样，那么，只要刘霞同意，公民去刘霞家探望刘霞的权利，也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吧？

2012年12月28日，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5期  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