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北京兴善研究所在广州郊区从化温泉镇举办了一场有数十位维权律师和学者参加的死刑存废研讨会。为防止因我的“敏感”身份给朋友们带来困扰，我未出席研讨会，但打算在会议结束后的12月1日晚餐时，前去与来自北京的老朋友们叙叙旧。

自我去年9月13日出狱后，广州市局国保便在我身边布下了重重的监视网络，并由一个专门的市国保小组负责对我实施长期监控：多位协警24小时守门，并贴身跟踪——国保躲在附近监视；我外出参加会客、聚餐，他们则派专业侦听便衣前来录音；另外，还有三位区国保与派出所警察配合市公安局，负责执行与法律程序相关的盘问、传唤等。

12月1日上午11点左右，我接到电话，河北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送给我的四箱酒，货已到。于是，我匆匆下楼去取酒。走到小区北边铁门，突然有人窜到我前面抵住大门，我意识到他们是警察。

警察A反复问我去哪儿，我回答说：“我要出门取酒，请松开你的手，不要阻拦一个公民的正常出行，你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9月16日你们曾把我传唤到派出所，按照恶法，还算有程序；现在你们连程序都不要了，真是过分！”

他坦然回答：“别和我说这些。不管恶法、良法，我们这里无法……对你这样的人，我们就是不讲法！”十八大期间，监控我的国保就反复对我讲：“别和我谈什么权利不权利，对你这样的人，我们是不会讲法的！”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立即用手机发出微博：“楚人郭飞雄：一群天河分局警察拦住了我，不让出门。这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他们说，不管恶法，良法，我们这里无法。”

送货司机又电话催我，警察A紧急请示市国保后，要我保证取酒以后立即回家。我回答：“不可能！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做保证？！”警察A再次请示市国保后，同意放行。我出门后，他们五六个人在后面紧紧跟着。

二

取到酒，警察问我是否要把酒搬回家。我知道，他们今日就是要把我软禁在家中，阻止我去从化会见朋友。我清楚，如果我此时返回家中，之后就出不来了。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去从化，将酒送给我的律师朋友，这是我自己的权利。

警察A拒绝放行，大家就这样僵持着。警察A开始和我聊天，他说：“我们谈点别的吧。郭飞雄，我知道你的名字，你的材料我都看过。说实在话，我赞成你们搞民主，我们心中什么都明白，这样贪污腐败，没有几个人会接受的。”我回应：“南方就是开明。但我认为，你受了国保的坏影响，以为对我们这样争取民主的人就可以无法无天，这很危险。”他说：“法律被践踏得越多，中国的民主进程就越快！”这又是一句名言！我立即用手机把它发到新浪微博上。

一会儿，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后，他问我：“你把我的话写在微博上了？”我说：“是的，这是公事，我觉得你的言论有代表性，应该让网友知道。网友对你评价不错，赞扬你有思考力。”他恨恨地说：“我对你太好了！我对你太好了！”他要抢夺我的手机，被我阻止；但我关了手机。

半小时后，两位警察得到市国保指示，声称对我口头传唤，警车将我拉到林和西派出所。

三

进了派出所，警察A就对我搜身，我一再抗议，并提醒对方冷静，但无效。他一再说：“我对你太好了，我对你太好了！”他又对我说了许多江湖性威胁的话。他还要求我删除微博，被我拒绝。

他们把我晾在讯问室里。不知过了多久，警察A进来，宣布正式给我做笔录。我说：“可以，但请注意，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我这里都有法律意义，有录像为证，必要时我起诉你们。”他又受不了了，说我威胁他，我说没有任何威胁的意思，这是最起码的知会。我又要求看他的证件，他再次将警官证亮了一亮，但盖住了名字。

而后，我要求警察告知传唤理由。警察A说：“有人举报这酒是假的。你要拿这酒做什么，是不是想销售？”我提醒他：“不能随意捏造举报，得尊重事实。真有人举报吗？”他回答：“这不算什么！如果需要，我立即找人办！这很容易。”我说：“找人做伪证，这非常危险！”他说：“这儿我说了算。”

十分钟后，他们出去吃饭，半小时后回来。警察A又宣布，将传唤改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我问他：“我在哪方面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了？请拿出证据。”对方拒绝回答。                          

笔录结束后，我和警察A逐项核对。在“为什么到林和派出所来”一项中，我要求他们按实际发生的过程写。我说：“你现场说‘有人举报这酒是假的’，问我‘是否想卖假酒’，并按此传唤我；之后你们才改称‘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请你照实写。”他坚决拒绝。见争辩不过我，他又放话说：“笔录是由我来写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要求一份按照真实情况写的笔录，他说“没有！不会给你的！”

四

警察A在争论中反复对我说了许多威胁的话，并说他什么都能做，看我能怎么办。我说：“我们是对着录像镜头说话，如果你乱来，就严重触犯了法律，我会通过法律程序，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不做任何法律以外的事情。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们是争民主的一代。民主后，有维权律师们将来会做法官、大法官的。如果你真的乱来了，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你二十年。”

警察A又出去了，回来后说：“国保传话给你，这次传唤不是最后一次，后面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很多很多，不需要什么理由，也可以随时找理由，比如你吃饭超过八个人，我们就要传唤你。反正你清楚，你的未来会面对什么。”

我心想，传唤二十次、三十次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为什么今日不是传唤，而是要将我非法限制在小区内？这比程序性传唤要危险得多！由于我一直坚持公事公办，不与国保做任何沟通，他们对此非常恼火。今天，他们是借机整我！我进一步担心，他们企图通过这次非法拦截，寻找一种将我有效地软禁在家的操作模式。所以这一步，我绝对不能退。

警察A又说：“国保说了，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对待你，因为，近期有人传说要变天了，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们明白明白。”哦，我清楚了，国保打压我已蓄谋已久，这与惩处陈克贵、李必丰都属于同一大棋盘中的小步骤。我说：“我看国保不敢直接出面，而拿你当枪使。”警察A急了，干脆站起来说：“老郭，我就敞开了说，今天打横着来，一定要阻止你到从化。可以说你卖假酒，也可以说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总之会给你安一个理由。”

五

传唤到当晚8点半结束。临行前，我向警察A和B索要传唤证和笔录，他们拒绝。我对他们说：“你们拒绝给我任何法律文书和记录，据此我判定，你们的行为是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黑恶江湖行为。”警察A说，他是公事，让我不要针对个人。我说，我肯定不针对个人，但我会将全部过程写下来，让社会知道他们是怎样无视法律乱来的。

我问他是否真的特别顾忌我的微博文字，他说是的，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前途。在我追问下，他指出“不管恶法、良法，我们这里无法”那条最不好。我有些不忍心了，说可以考虑，但必须做个交换。他问：“什么条件？”我说：“拿传唤证来！”他说：“那就算了，不可能给。”我说：“那我就不会删。”

车到我家小区大门外，警察A随便问起这酒如何，我提出送他一瓶尝尝，他拒绝了。

这次被非法传唤，总共在派出所呆了8小时。大约晚上6点时，警察曾给我买来盒饭，我拒绝进餐；他们端来水，我也拒绝喝。实际上，我有24小时没有进食进水了，走路稍稍有点飘。今年8月以来，我三次被警察非法传唤，都进行了绝食绝水。这是对警察践踏法律程序、严重侵犯我的人身权利的有力抗议。

六

事情可能还刚刚开始。         

写于2012年12月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4期  2012年12月14日—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