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2期）

2009年5月于北京市劳教局门前

5月1日，吃饺子，大家都很兴奋。每个班发一个面板，从食堂领来和好的面团和馅，自己动手擀皮包饺子。听郭燕燕说今天不劳动了，身上好像也一下子轻松了。

两个月没吃到油水了，这一顿饺子吃到了嗓子眼儿。吃完了饺子就按小哨的口令拿着小椅子排队到大厅看电视。

六班排在第六排。全体劳教人员都站好队之后，小哨开始喊：“放椅子！”

“是！”大家回答完了之后弯下腰把背在身后的小椅子放在自己的脚后面。

“平！”小哨又喊。

“是！”大家直起身来。

“坐下！”小哨喊。

我听到“坐下”的口令就往下坐，忽然发现大家都笔挺地站着，我马上就站起来。王晓丽一屁股就坐到小椅子上了，旁边的人使劲把她拉起来。还有几个新来的也都做出了“坐下”的动作。

其他人听到“坐下”的口令之后，一起回答：“是！”然后才齐刷刷地坐下。

“起立！”另一个威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是！”全体劳教人员回答后，又齐刷刷地站起来。我看前面的人都低下了头，我也稍稍地把头低下了一点。

“过节了，忘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啦？吃顿饺子吃出毛病来啦？连规范都忘啦？今天有的是时间，就在这儿练规范，什么时候练好了什么时候看电视！”杨亚楠大队长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吃饺子那短暂的喜悦已经无影无踪。

“拿椅子！”小哨喊。

“是！”回答后才能做动作：弯下腰，左手扶住椅座、右手扶住椅背，保持这个姿势等下一个口令，不能真地拿起来。

可是有的人就直接做出了把椅子拿起来的动作，虽然只动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但是80多人弯着腰后背朝天，有人稍微一动就看得很清楚。

又传来了一句话：“不想坐着的我给你找地方站着！”

大家都弯着腰等着、等着。我的心砰砰地跳着，我悄悄地用余光看了看右边的几个人，一个个都表情紧张的样子。

好不容易听到一声“平！”

“是！”回答之后，拿起小椅子，椅子的坐面贴在身后的腰部。

“放椅子！”

“是！”

“平！”

……

记不清反复练了多少遍才坐到了小椅子上。有两个人被杨大认为是练得不好的，被叫到西墙根罚站。每个人都按规范坐着，一会儿，胳膊就麻了；再一会儿，腿也哆嗦了。有的刚一闭眼睛就被点名；有的打盹就被叫起来到墙根站着。

开始放茅了，一个班一个班按顺序放。一进厕所，齐兆兰就说：“还不如在班里干活呢，累死我了。”

李亚斌等人也都发着牢骚。

我发现裤衩上染了一片血迹，月经停了5个月又来了。我向小哨报告，回班拿卫生巾。

小哨不耐烦地说：“就你事儿多，为什么不早准备好！”

我解释说：“几个月没来了，我不知道要来，突然的……”

“行啦，行啦，没你没话的时候，少说两句，快去拿吧。就你耽误时间，后面还有两个班没放茅呢。”

过节吃两顿饭，中午回班后听见小哨喊：“各班留下值班的，午休。”

我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看着别人要干什么。

齐兆兰说了：“王福芳，你值班，别人睡觉。”

我这才明白，可以睡觉了。她们直接趴在学习柜上睡觉，没有一个人上床睡的。

我问：“能躺在床上吗？”

大家笑起来，代元元说：“那个被子你敢动一动吗？能让你趴着睡就不错了，还想躺着，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今天是杨大的班，要是别的队长，说不定还不让睡呢。”

头放在胳膊上真舒服啊！这简直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可是，没享受一会儿，胳膊就麻了，脖子也酸了。再把头压在另一条胳膊上，胳膊和头照样一会儿就罢工了。我从来没有趴在桌子上睡觉的经历，现在才发现，脖子已经很僵硬了。不论怎么趴着都不得劲儿，但我还是很高兴，可以抻抻脖子的筋，让脖子恢复柔软，正是个机会；而且不管怎样，这也是休息啊！我迷迷糊糊地想着，那几个罚站的也让回班了，杨大太好了。

“午休结束！”小哨把大家叫起来了。

下午接着到大厅看电视。

晚饭后还是看电视。很长时间没看新闻了，我很认真地看。《北京新闻》完了是广告和天气预报，我不想看那些广告，就看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勺。突然，杨大双手插兜，站到了我的身边。我在班里排队站在第一个，到了大厅是在第六排，向右转看电视，我就坐在最边上了。她看看我，再看看电视，打量着我的视线。

“你看哪儿呢？”她侧着身子，歪着头问。

“看她的头。”我说。

“现在是看电视，告诉你，现在是集体活动时间，必须看电视。”她的声音带着凶狠的语调。

“广告太乱了，看得我头晕。”我小心翼翼地解释。因为，即便是看电视，也要保持规范坐姿。我坐在最边上，看电视时要歪着脖子扭着头，时间长了脖子很累，我就把头正过来想让脖子放松一下。

“站起来！”杨大发怒了。

我马上站了起来，眼睛也立即看着电视。

“你来几天了？跟队长说话还坐着？你怎么练的规范？”一连串的质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幸亏我没再说话，她回到大镜子前的值班椅子上坐着，眼睛一直盯着我。又过了一会儿，“坐下！”——她威严的命令声不高不低恰好我能听见。

“是，谢队长！”我大声回答后坐下，一动不动，一直到8点半。

第二天是副大队长杨敏的班，还是看了一上午电视，正如代元元说的，中午没有午休。

我的月经血量越来越多了，一片卫生巾很快就湿透，把裤子弄脏了。好不容易等到放茅时间了，我垫上两片卫生巾。坐着看一下午的电视，硌得很难受，等我站起来的时候，内外裤子已经湿了一大片。

我说想把裤子洗洗，她们说可能不好办。我说：试试吧，不让洗就算了。

于是，我就跟小哨说想找杨队长。晚上，看完电视，小哨把我叫到北一，杨敏在屋里坐着，我站在门口喊：

“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进吗？”

她没说话，好像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没敢进，旁边的小哨说：“让你进呢。”

我赶紧又喊：“是，谢队长！报告！”然后迈进门口的黑砖。

我说了原因，又转身让她看裤子。她说晚上洗漱时可以洗队服裤子，里面的秋裤和裤衩不能洗。

大家都说我运气好。

关键词：默哀

第三天晚上，都在大厅坐好了，小哨还不开电视。大家静静地坐着，小哨王平呆呆地站着。又过了一会儿，王平来到代元元旁边，弯着腰，两人嘀咕着什么，然后，王平站到大镜子前面低头“默哀”（大镜子是单向透视镜。找队长时，要面朝大镜子低头站立，这叫“求”，跟追悼会的默哀的姿势是一样的，所以，她们就简化成“默哀”。也够幽默的。值班的队长在大镜子那一面看见了，就从队部的门出来或通过小喇叭问。其实小喇叭有按钮，可以呼叫队长，但是没有人敢按）。这叫“求队长”，就是找队长有事。站了大约两分钟，队部门没开，小喇叭也没声。王平满脸通红地又来到代元元旁边。我听出来她很不高兴，觉得当着全体劳教人员的面低头“默哀”很没面子。平常她们在大镜子前面默哀的时候，其他劳教人员是看不见的。

她让代元元再去求，代元元说“等一会儿”。又过了五六分钟，代元元站到大镜子跟前“默哀”，最少站了两分钟。“啪嗒”一声，队部的磁门打开了，代元元赶紧朝磁门跑去。队部门打开了，露出了祝队长的半个身子。她伸出一只脚顶着门，手里拿着接线板，代元元几步跑到她跟前，伸出手要接，她却把接线板扔到代元元脚下。代元元一边喊着“谢队长！”一边弯腰拿起接线板。磁门随着代元元的声音，“啪嗒”一声又关上了。

代元元坐到我身边，哭丧着脸，嘀咕着说：“我为了大家受了多少委屈啊，到头来还挨骂。”

看到祝队长“扔接线板”的动作，让我的心立即收缩起来。我看着电视，眼前总是出现有人给狗扔了一块骨头的影像。

这天晚上4个值班的女警察一个都没出来。也许4个人正好是一个牌局吧。

李志新是吸毒的，在六班值大夜。从我进六班的第一天就觉得奇怪，晚饭以后过一段时间，筒道就喊：“大夜睡觉。”就可以看见有人往九班走，可是李志新却在班里呆着。每天夜里她都打瞌睡，小哨在门外看见了就敲门，总是把我敲醒。齐兆兰睡觉很轻，被吵醒了就骂。后来听到只言片语的：在我们来的前几天，李志新让杨敏生气了，杨敏就罚她晚上不许睡觉。值大夜的白天睡觉分成3段：上午8点至11点；下午1点至4点半；晚上6点半至9点半。值大夜的睡觉时间本来就不连贯，她们宁肯中午不起来吃饭也想连续睡觉，可是不许。如果晚上的3个小时能睡着一会儿，夜里值班就不会太困了。尤其是看着一屋子人都在睡觉，她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能不困吗？知道了这些，我才明白加班学习时跟李志新说话她不答理我的原因了。的确是太疲劳了，我每天早上一起床看见她的脸就好像比昨天晚上消瘦了一些似的。

现在，代元元让李志新求杨敏就是这件事，李志新还是不敢。

齐兆兰说：“能行吗？小杨队长可是说一不二的，别招来更大的麻烦！”

我说：“不去找她，也不能睡；去跟她说说，还有个可能呢。”

“求”这个字我一直非常反感，一直到离开九大队，除了规定的报告词必须说之外，我一次都没说过。

李志新嘟囔着对代元元说：“你帮我去求吧，队长喜欢你，能给你面子。我都快熬死了，求求你了。”

代元元说：“要不是小哨夜里光敲门，我才不管呢，我去试试吧。”

一会儿，代元元高兴地进门了：杨敏让李志新从明天开始睡觉。我也觉得心里踏实点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3期    20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