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1期）

2010年3月5日“两会”时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门前，此处已改名为北京第三看守所。

关键词：头皮炸了

中午和晚上饭后，都是放下饭盆就开始干活。我在白天熟读了10条后，晚上加班学习时，看到几个字就可以连贯起来。终于背会了10条。

第二天，李队长查我时我比较熟练地背出了10条。她说：“昨天给你定了7条，你今天背会了10条，还不错。可是只有一天时间了，还有20条没背呢。按规定是3天背会，你4天必须背会30条。”

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按时睡觉。看着大家躺在床上，我疲劳了一天的身体真是巴不得也躺下。但我不能，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背。终于在第4天背会了30条。

李队长还算满意：“算是你背会了吧，不逼着你你就不背，你这不是犯贱吗？”

我分不清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我不敢说话。我请求队长让我按时睡觉，同意了。

我的梳子被“自愿抛弃”了，只能用手指梳理头发。从入所的第二天早上就发现手指上粘着一些黄色的小颗粒，像沙子似的。今天早上发现枕头上、被子上又有一层黑色的，别人说我的衣服上、头发上都是。原来是从头发的根部冒出了无数的浓液，这些浓液结成了黄色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干巴了又变成了黑色。我还以为是得了皮炎呢，可是又不痒痒。代元元说：“这是精神突然受到了刺激引起的，经常有人这样，慢慢就好了。老百姓常说‘头皮炸了’，其实就是这样的。”

从1998年8月4日“新国大”案发以来的9年间，我进过北京的6个拘留所、看守所。这次是2007年3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被抓的，至4月24日的50天里，我被从海淀拘留所转到海淀看守所，又转回海淀拘留所，又是治安拘留又是刑事拘留，来回折腾几次，头皮都没“炸”过。可是来调遣处才一天，头皮就“炸”了！

关键词：浮肿

我和李亚斌、王福芳、侯秀英、代元元干活的速度很快，只是代元元经常被队长叫出去，算不上整劳动力。王允芝、王晓丽的手也是一分钟也不闲着，就是稍微慢一点。王允芝性格很慢，王晓丽毕竟是老年人了。

齐兆兰长得高高的个子，不胖不瘦，她的手看起来也不闲着，但是不怎么出活；嘴上不停地催促其他人“快点，快点”，她自己却在偷懒。

劳动委员郭燕燕又喊了：“六班都三箱了，二班怎么两箱还没干完呢？”

她每天几次公布各班的数量，今天出活少的班明天就能听见管班队长的叫嚷声。代元元说，队部每天都要评比，最后一名的管班队长肯定没面子，就要到班里出气。

每个班都有一名警察负责，叫“管班队长”。六班经常是第一名，所以我一直没见过管班队长。

外面来参观的、检查的，看劳教人员坐着干这些手工活，好像跟玩似的，其实是非常累的。我们坐的凳子叫“高板”，是天蓝色的塑料方凳，四条腿向外倾斜。我是1米6的个头，正坐在高板上，脚就挨不着地面；半个屁股坐在高板上，脚才能踩到地面。无论哪种姿势坐着都是很快就累了。屁股坐在高板上，手动腿不动，身子不许倚靠墙、不许倚靠床。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的14个小时里，除了吃饭、放茅，手都要不停地忙活着。

齐兆兰的个子高、腿长，坐高板最合适，她的个子是1米68，脚可以踏踏实实地放在地上。齐兆兰偷懒也不能怨她，她的脚和腿肿得吓人。她的脚穿进布鞋里，脚面肿得就像发面要流出盆边一样，用手指按出来的坑竟然是紫色的，充满了血，很长时间恢复不了；腿肚子肿得硬邦邦的、膝盖肿得像面包，一直肿到大腿，她总是说拖不动腿。

王晓丽的腿上一按一个坑。她把一条腿抬起来放在高板上，手不停地干活，但还是让筒道的小哨发现了：“王晓丽，你想把腿举到天上啊！”她只好站起来干一会儿，累了再坐下。她的脚肿得穿不住鞋了，她悄悄地把鞋脱下来，又被小哨发现，叫嚷一顿，只好又穿上。

侯秀英是法轮功学员，已经56岁了，是个干净利索的人，身体没有一点病，性格非常开朗。她们一起被抓的6个人中，有她一家4口，丈夫、舅妈和表妹，还有两个同事。又是同一辆警车送进调遣处的。在警车上见到了分别3个月的丈夫，要不是丈夫叫了一声“秀英”，她都认不出他了。丈夫的腿瘸了、腰弯了、满头白发了、瘦骨嶙峋了。舅妈已经68岁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不识字，但是记忆力很好，听别人念书就能记住。表妹是舅妈的女儿，48岁。两个同事都60岁了，退休前都是某科研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她们的退休工资都被停止了，每人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这点钱在劳教所是不够用的，表现“好”的人每月可以允许花550元）。可是从她的脸上看不到忧愁，总是充满阳光。她从脚一直浮肿到了膝盖下面，她说房山看守所的条件比调遣处差远了，可是在那里3个月都没浮肿。

李亚斌的两只手也肿起来了，10个手指圆鼓隆咚的。她坐在王晓丽的里面，随时观察筒道里的动静，看见小哨走过去的时候就把腿交叉一会儿。她二进时在十大队当小哨，有经验。

王福芳的脸和手都肿了。我的脚踝骨肿得圆圆的，脚也胖起来，按下去一个坑，但眼看着还能起来。我问她们：为什么都浮肿呢？

只要班里干活快了，筒道里又没有警察的时候，齐兆兰也允许大家小声说话。

齐兆兰说：“我一进来就发现这个问题，没几天自己也肿起来。去求医，大夫让吃利尿药，倒是能消肿，停了药很快又肿起来。而且每天夜里起来四五次小便可受不了，听说利尿药对肾不好，以后就不吃了。”

李亚斌说：“就是精神太紧张了。在拘留所几个月也没有肿的。一进来多数都得肿，神经性的，被释放以后就好了。”

代元元说：“怎么也得肿半年才能慢慢适应。除了精神紧张，还有每天都是一种姿势坐在高板上，腰腿无法活动，血液循环也不好。”

我觉得她们说得很对。我的“头皮炸了”说明我的神经紧张，可是我肿得比她们轻，可能是因为我每天蹲着擦地、钻床底下擦地，活动量比她们大一些，所以肿得轻一些吧。我暗自告诫自己：可不能再肿了！

于是，中午吃完饭，我马上就趴到床底下去擦地。全身贴到地面上，腿也伸直了，觉得真舒服啊！要是能在床底下闭上眼睛趴一会儿那将是多么享受啊！可是不敢。从这边的三张床底下爬出来，再钻到那边的三张床底下，虽然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擦完了，却让我的全身都活动了一遍。本来规定早上擦一遍床底下就行了，其他的地面要擦3遍。我为了能多活动，主动把床底下也擦3遍。齐兆兰还挺高兴，自从我开始擦地，每天检查卫生就没扣过分。

后来，轮到六班打扫厕所。我又发现打扫厕所能让全身活动，于是，每次放茅之后我都主动要求清扫厕所。后来轮到别的班打扫厕所时，我就跟小哨班的班长王平说让我继续打扫厕所吧。她觉得挺新鲜的，哪有人愿意打扫厕所呀？她看我打扫过的厕所很干净，就同意让我继续干。我的脚慢慢地消肿了，消了肿的脚面皱皱巴巴的，鞋也越来越松了，我才知道，我已经开始消瘦了。

4月28日，通知写家信了。先听说新生不让写，后来又说要过“五一劳动节”了，特别批准每人都可以写一封信。可是，齐兆兰不让白天写信，怕耽误干活，让晚上睡觉以后再写信。我说：“我没有眼镜，熄灯以后就看不见了。”齐兆兰说：“那没办法，你向队长求吧。”我说只用5分钟就能写完一封信，就是给家里报一个平安，齐兆兰还是不让。大家谁也不说话了，默默地干活。

吃完了午饭，代元元对齐兆兰说：“给10分钟时间吧，让大家赶紧地都写一封信，不写完信干活也不踏实。”齐兆兰说：“你说了就行，那就听你的。”

我感激代元元给了写信的时间，流着眼泪迅速地写了两页。王晓丽和侯秀英的笔是由班长保存着，因为她们是法轮功，不能随便用笔。在写东西的时候也必须有人看着，防止她们写纸条子互相传递消息。

我被叫到北二，屋里站着一个女警察，我看好像是刚入所时找我谈话的那个队长。我按规范喊了报告词，被允许进门。她说：“你来了几天了，我这是例行谈话。”我这才知道她是管班队长。

她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和其他基本情况，其实刚来时都说过了。我跟她提出了一个问题：“李队长，我看到一个现象，很多人都浮肿了，可能是活动太少了。”她说：“她们都是社会渣子，就是要这样才能改造她们。”我惊讶极了，我谨慎地说：“李队长，这种概念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吧？我觉得干活的时间太长了，能不能让我们放风啊？”

“这点儿时间还长？凭什么我们要上24小时的班啊？”她朝我发着牢骚。

我简直理解不了了，这是两码事啊！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