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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从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建议谈起

胡平

今年3月20日,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该文是由他1月16日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补充整理而成。

我是在1987年开始接触到张五常著述的。那年夏天,我应邀出席中国留学生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杨小凯送给我两本张五常的书《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一读之下,欣喜异常。张五常的学问、见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与关切,还有那深入浅出、意趣横生的文笔,着实令人佩服。以后我就很注意他的文章,尤其注意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解。

大体上说,张五常讲出来的那些观点,我多是赞同的,然而对于他文中暗含但没有公开讲出来的那些观点,我就很不赞同了。

例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针对如何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这个共产国家经济转型的头号难题,张五常就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可行的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们成了资本家,作为公产的企业变相地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也就一步到位、大功告成了。如果你要问凭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该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白白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照顾(岂止是照顾)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在这里,张五常没有讲出来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人民手中无权,他们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的主张,实际上暗含着维护一党专政和支持暴力维稳的,对此我当然不能赞同。

回到这篇《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这里我只谈几条。

张五常的第一项建议是:“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缔或替代”。我们知道,劳动合同法是2007年通过、2008年开始实施的。早在讨论通过劳动合同法时,张五常就接连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张五常认为,就是这部劳动合同法,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在今年的两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讲话,说劳动合同法有弊病,要修改。张五常说“不对,该法要撤销,或以私订合约替代,不要改”。

张五常的第二项建议是:“不要让社保毁灭中国的文化”。张五常说:“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论孝可以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历久犹新”;“撤销社保工资会增加,让受雇者自己储蓄与投资是正着”。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指出,中国奇迹的秘诀是低人权优势。张五常上述两项建议无非是继续发扬和巩固低人权优势。

五年前,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接受《共识网》主编周志兴采访,把所谓低人权优势讲得很清楚。张木生说,中国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就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什么优势呢?当时的中国,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和原料,也缺少市场,因为中国人穷,消费力很低。张木生说:“一开始你没市场,市场在人家那。一开始你只有劳动力便宜,只有加工订货,那时候和(赵)紫阳一块设计那个大进大出的时候,两头在外”;“两头在外,就是原料和市场在外,不是别的,然后你就顺着这个路子一路走下去,你的那个外向度变成世界第一。现在出口还是世界第一,所以必然挣了大把的外汇,你在国内一开始你就不敢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今天可以说这个问题,那时候你没条件说这个问题,不敢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劳动力是不能全世界流动的,资本是可以全世界流动的,对不对?”“资本可以全世界流动,哪儿能赚钱就到哪儿去。在中国最能赚钱,是吧?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从低端开始接轨,解决民生问题,社保问题,劳动待遇问题,劳动保护问题从这方面接轨,你还有优势吗?”

张木生这段话告诉我们,低人权--包括低工资、低劳保、低社保等等--不只是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客观状态,而且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有意识地竭力维持而造成的一种人为的状态。本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工的工资和待遇也会相应提高,社保和劳保也会相应提高,但是中国政府为了继续维持中国劳动力便宜这一优势,有意识地采取种种措施,硬是不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坚持专制高压,就必须剥夺人民的言论、结社以及游行示威等权利。张五常的这些建议,看上去是在主张一种比较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却是在否定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却是在赞成专制、否定自由。

还有两项建议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项建议是“灰色地带目前不要管”。张五常说,宴客送礼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要都算成贪污。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北京最好不管。张五常认为,目前由于肃贪,北京大事约束送礼和宴客的行为,对推动经济发展不利。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他指出,“在县际竞争的制度下,地方干部和投资者是合伙人”。既然是合伙人,地方干部理当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中分成,而接受宴请和礼物其实就是分成的一种形式。如果你不准地方干部吃宴请和收礼物,那他们还有什么积极性去拼经济呢?

另一项建议是“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所谓县际竞争,是张五常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大发现。张五常发现,在中共现在这套体制下,县政府很像是一个公司。例如,土地的使用权和转让权都在县政府手里,地方干部等于是地主,因而可以从土地的收益中分成。这就是各级地方政府都那么热衷于搞土地开发的原因了。在《经济解释》这本书里,张五常写道:不错,在经济方面,地区之间的竞争举世皆然,不足为奇,但“关键问题是,参与竞争的人有或没有跟竞争有关的业权是两回事”。在现阶段的中国,地方政府恰恰是有业权的,因为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地方干部相当于地主资本家,可以从收益中分成的。过去,地方政府主要靠买卖土地发财,如今空置的土地不多了,因此需要发明出新的奖励手段,也就是让地方干部能继续从发展经济中大捞其油水,以便激励地方政府继续大力发展经济。

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不妙。这当中除去纯经济学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干部懒政怠政。不久前,国家工商总局传出消息,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没有注册一个新商标,原因居然是“没有纸了”。关键在于,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各级干部捞油水、搞腐败而驱动的。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各级干部们最腐败,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最迅速;如今腐败略受约束,经济发展也就慢了下来。

应该说,张五常提出的建议,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多半是有利的,但是在道义上却无疑是十分恶劣、十分有害的。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的彼消此长,实在是一种“劣币驱除良币”。听任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以唤起世人对这个问题的更大关切。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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