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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习版新文革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杨光

世事难料,当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陈云们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并宣布“彻底否定”——因为不肯否定毛,也不敢否定毛式极权主义和文革体制赖以立足的一党专制政权,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徒有其名——的时候,人们大概不会想到,三十年之后,在山城重庆将掀起一场以文革为样板的“唱红打黑”运动;而在重庆事件以闹剧收场仅仅两年之后,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另一场充满个人崇拜意味、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运动:该运动以恶搞网络大V、恐吓文艺工作者、驱逐涉外NGO、抓捕维权律师、清洗“姓党”机构、全面管控新媒体为主要内容,并以所谓“十日文革”——即发动官方媒体围攻批判胆敢质疑新版“最高指示”的任志强先生——而达到高潮。

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发动这两场具有文革化倾向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并不是毛家后裔或“四人帮”传人,而是文革受害者薄一波、习仲勋的亲生儿子(习仲勋虽早在文革之前的八届十中全会就被毛泽东、刘少奇、康生联手打倒,但其遭受人身羞辱最多、政治迫害最烈亦在文革时期)。薄、习两位老先生在毛时代分别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习贾刘反党集团”的头目,薄一波被毛派视为刘少奇线上的人,习仲勋则被视为高岗的死党、彭德怀的同情者(亦有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一说)。二人在文革中不仅被批斗、殴打、游街、罚跪、罚背语录,亦曾被未经司法审判而长期在恶劣条件下非法监禁(习仲勋曾长年戴着脚镣坐监)。二人没有被整死,并不是毛泽东仁慈,而是林彪之死换来了监禁条件的改善,毛泽东归天才终于时来运转。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毛体制是什么状况、文革是什么涵义,往往需要参照东邻朝鲜的金氏体制才能触类旁通,有所恢复历史记忆,但薄熙来、习近平则不至于、更不应该把父辈九死一生、本人痛彻心扉的政治苦难忘得那么快,忘得那么干净。这也是人们对薄熙来、习近平居然奉毛泽东为神明,居然大搞毛时代盛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斗争、整人运动、个人崇拜那一套而感到大惑不解的原因之一。

而比起薄熙来,习近平的文革化言行更加令人费解。其一,从家庭背景讲,习父习仲勋远比薄父薄一波更加宽厚、仁慈,是中共难得一见的贤德之人。进书记处之后,习仲勋是胡耀邦最忠诚的政治盟友,是党内极其稀有的开明改革派成员。其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用以防范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再现,防止文革那样的坏事再度发生。习近平很喜欢讲“红色基因”,按理说,他本人的“基因”应该比薄熙来有更强大的文革抗体,可是,如今的习近平何以在政治方向上走到了其父的反面?

其二,薄熙来之倾向于文革化,尚有可解之处,因为十七大之后,薄熙来自知问鼎无望而心有不甘,且远离中枢,处于政治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要无可争议当上常委,甚或梦想争大位,就只能放大招、下险棋、走捷径,而薄熙来的个性与作风,显然也比习近平更具个人魅力,更擅长操纵群众和舆论,更善于粉饰和神化自己,因而也就更适合采取虽冒天下之大不韪却有可能对自己争名夺利有益的文革化行动。而习近平的政治处境与薄完全不同,十八大之后习已平安即位,且大权在握,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出与薄熙来类似的机会主义行动。除非他是比薄熙来更难缠、更糟糕的文革原教旨主义者,而那就只能证明中共所谓“禅让”制度彻底失败,当年推举习近平上台的江泽民、曾庆红是老眼昏花看错了人,而那些曾经相信(有些人至今仍信)习近平是“做左倾假动作”、是为了“下一盘很大的棋”的人们则是一相情愿自欺欺人。

其三,四年前倒薄,习近平作为倒薄阵营里除胡温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不可能不了解,薄熙来之所以受老婆和部下的牵连而身败名裂,当然不是因为他过于贪腐——事实上薄熙来那点儿案值还不如秦皇岛一个科级官员贪腐的零头多——而惹人憎厌导致墙倒众人推,而是因为“唱红打黑”过于招摇,文革遗风让人反感,让人不安,也让人后怕。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事过境迁就忘乎所以,因而经常不辨香臭、不知好歹的民族,但毕竟文革天怒人怨,且相去未远,复兴文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共产主义信仰”太执着,还是权力太迷人,使人变愚蠢?

十八大之前貌似谨慎、低调、平实、稳重的习近平,被人叫了几天“习大大”之后,莫非他真的以为自己天纵英明、无所不能、“战无不胜”?像《东方又红》所唱的那样,把自己当成了呼风唤雨、翻天覆地的毛泽东第二?不然,何以要步薄熙来后尘,做薄熙来想做而做不成的那些个蠢事?殊不知,文革化言行虽于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有利,却于“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更糟糕的是,亦有全面开罪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从而间接促成“反习大联盟”之巨大政治风险。像毛泽东那样集政治威权、领袖魅力、“丰功伟绩”、“绝对真理”于一身的“开国领袖”,十年文革尚且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还把老婆、侄子也坑进了班房;以薄熙来那样的俊朗形象、过人口才和颇为雄厚的民粹基础,“唱红打黑”只落得个唱到妻离子散、打到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可见文革之路乃是不祥之路,是不折不扣的险路、错路、邪路、死路。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一些涵义很好、价值观很正、颇有时代感、让人听着还比较顺耳的话,比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听起来像一位民生主义者;“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在于实施”,听起来像一位宪政主义者或有限政府论者;“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听起来则像一位开明专制者——如果不是专制统治者而只是宪政体制下普通的民选领导人,则根本不存在容不容得下尖锐批评的问题,盖因批评权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他容不下也不得不容,不然又能怎么样呢。至于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常也与“强国梦,强军梦”混为一谈,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论调。但无论如何,“中国梦”虽然未必一定是美梦,也只是具有右翼军国主义色彩的普通言论,而非毛式极左论调。

但近两年多来,习近平的政治思路与话语风格却越来越毛化、极左化、文革化。诸如“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七不讲”,“毛泽东思想须臾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对西方价值观要寸步不让”,“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等等。有些话比薄熙来说得还要过分。而针对网络、媒体、高校、教会、NGO、律师的政治整肃行动,以及召开新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等照猫画虎的“追梦”行径,在回归毛泽东体制的邪路、死路上,习近平俨然比薄熙来更极端、更激进,以至于有些毛左人士为习薄两位政治上的同路人没有机会成为中南海的好搭档、新文革之路上的好帮手,却一个高居九重、一个身陷囹圄而痛惜不已。

也有人说,习近平其实并没有那么左,他是被人“高级黑”,被人“极左化”了。此话当然不可信。一时一事被人“高级黑”倒也正常,但持续两年多,重大政治举措几乎事事被人“高级黑”,这就太不正常了。习近平年富力强,智商虽然不高,知识虽然欠缺,但还不至于如此昏聩,眼睁睁被手下人塑造成了薄熙来的师弟、毛泽东的徒孙,竟无动于衷,甚至不以为丑、反以为美,被人卖了还喜滋滋替人数钱,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习近平对中宣部所塑造的毛派独裁者形象不太满意,如果他对“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东方又红”、“习主席寄语”(令笔者感到十分厌恶的是,我儿子所在的小学课间操去年起从广播体操更换成了令人肉麻的《习主席寄语》手语操)、“跟着领袖习主席”、“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习主席万岁”这些低级无聊、贻笑大方的政治噪音听着别扭,感到不舒服,他其实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彻底禁止。且此事只能由习近平亲自叫停,若由别的常委出面制止,则有冒犯之嫌,倒真不一定合适。

像“媒体姓党,魂归大海”、“中国最后领导人”之类邓江胡时代已基本绝迹的文革式文字狱近期又重新出现,不禁让人想起文革时大学刚毕业的毛泽东、江青的女儿李讷的一则轶事。李讷化名肖力到《解放军报》领导文革,主持工作,其唯一的“政绩”就是发明了一种透视镜,专门检视报纸上凡出现毛主席三字的地方,其他版面的相同地方是否出现了贬义词——若出现就是“政治事件”。目前以绑架(包括跨境绑架)、“瓜蔓抄”、株连十族的野蛮方式侦破“反对习主席”的所谓“重大政治案件”的事件频频发生,也让人想起文革时代“专案组”颇具特色的办案方式。这些专门向最高领导人献忠心的事件,其实只需习近平一个电话,就可以通通制止。一本八卦书,一封“公开信”,原本没什么大不了,并不值得大发雷霆,大动干戈,其对习近平政治形象的伤害,反而远远比不上有关当局文革专案组式办案方式对习近平的伤害更大。这些事件未必都由习近平本人或其亲信所指使或授意,但习若不出面制止,也就等于变相纵容和鼓励。

想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统帅华盛顿将军收到了得力部下刘易斯·尼古拉上校建议他谋求担任美利坚国王的劝进信。在当时全世界各大国均实行君主制的情况下,这种主张其实十分“普世”,至少一点儿也不“反动”。但华盛顿将军却视此信为对自己的公然凌辱,因而痛心疾首,十分愤怒。他毫不客气地斥责尼古拉上校“极其可恶”,并以自责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坚拒个人崇拜的伟大胸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出如此要求”。但是,在当今中国,人们在电视上亲眼所见,当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首歌颂习近平的马屁歌曲当作政治上行贿的超级礼物当面向习近平献媚邀宠之时,习近平却连装模作样的回避或谦虚也没有表示一下,而是怡然自得,欣然笑纳。这岂是“高级黑”能达到的效果?——如果说极左化、毛化习近平是江泽民或刘云山们的“阴谋”,还不如说这就是习本人所追求的“正能量”效果。

有人说,习近平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让学生上街、让工农闹事,他永远也不敢搞真正的文革;也有人说,不用担心,时代变了,人心变了,在网络时代的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即便真的敢搞文革,也必定半途而废,永远搞不成功。这是当然,毛泽东、薄熙来做不成的事情,习近平自然也做不成,他非要做,只能是大败而归。而毛泽东之后,谁也搞不成原汁原味的文革,而只能搞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新文革——比如当今以“姓党”媒体宵小之徒的大批判代替“革命群众”大字报的大批判,以“五毛”、“自干五”代替红卫兵、造反派,以“政治规矩”代替“公安六条”,以电视认罪代替文革批斗会。

但是,不彻底的“彻底否定”不是真否定,不达标、不成功、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新文革却依然是灾难,甚至也有可能是“浩劫”。在文革五十年之际面临重返文革的危境,这是习近平和中共的悲剧,更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的确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误以为只要整垮了“黑五类”和“走资派”,只要毁掉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落后”文化和古代文物,把这些人和事批倒批臭,使其永无翻案之日、复辟之时,就可以一蹴而就通往“光辉灿烂的新世界”,然而今天,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革是一件不该搞、不能搞、也搞不成的荒唐事,却苦于没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制度性办法阻止有人搞新文革。极端荒谬的文革化言行得以在中共庙堂登堂入室,同一个地方摔三次跟头,对中华民族、泱泱中国而言,难道这还不是大悲剧?

2016/3/2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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