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90期）

2009年11月19日。欢迎奥巴马访华，也被说成是“非法上访”，周围都是警察。
（此照片由跟踪的警察帮助拍摄）

关键词：求医

王福芳整理完被子之后，来到我床前，也不说话，就动手帮我整理起来。

“每班出两人北二！”筒道里传来了喊声。

齐兆兰马上说：“王福芳、李亚斌快去北二领活。其他人准备劳动了。”

王福芳出去了。我的腿早就蹲麻了，也站起身。突然一阵眩晕，眼前发黑，我赶紧抓住床栏杆站稳，可是手刚一扶床栏杆，齐兆兰就喊：

“野靖环，不许扶床。”

我说：“我不行了，头晕。”

她两三步走到我的身边说：“头晕也不行，有规定，不许扶床，快松手！”

我只好松开手，转身扶着学习柜坐在高板上，头趴到桌子上。

“起来！不许趴桌子！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特殊！”齐兆兰尖着嗓子叫起来。

我没有动，我想趴一会儿就好了，让她说吧。紧接着齐兆兰又喊：“起立，立正！”

就听见别人拖着长声喊：“队长好——”

原来是一个警察走进来，她的身高有一米六八，身体不胖不瘦显得很强壮的样子，留着运动员的发型——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大队长，叫杨亚楠。这时我才明白齐兆兰是看见杨大在巡筒，故意尖叫着是为了让杨大听见。

杨大双手插在警服的裤兜里，径直走到我面前，她盯着我的胸牌看了一眼，叫我的名字说：“野靖环，你给我站好了！”

我站得挺好的呀，只是头晕，低着头，没精打采的。我以为她嫌我没抬头呢，于是我抬起头看着她说：“我头晕……”

“低头！你少给我废话！叫你站好了，脚并拢，手放好，你按立正姿势站好！”她声色俱厉地说着，“你们班长说了，这儿不许趴着不许靠着，你还趴着你还靠着！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行了！别跟我来这一套，到这儿来没有不行的。有病求医，查不出病就是伪造病情！”

我吓得腿软了，心咚咚咚地快跳出嗓子眼了，头胀得大大的。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儿啊？我不敢说话了。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我身上，可能是看我不说话了，才转身出去。

齐兆兰赶紧喊“立正！”

大家一齐喊“谢队长！”

等喊完这一套时，杨大的身影早不知道哪去了。

天旋地转，一屁股坐下来，不敢扶着也不敢靠着了。我平常的血压就比较低，以前休息不好就会头晕，在拘留所也发生过一次，还没觉得这么难受呢，血压就低到55－85，躺了一天就好了。我想如果大夫测出我的血压低，就应该让我躺一会儿了吧。这样想着就跟齐兆兰说我想看病。

齐兆兰说：“在这儿不能说看病，要说求医。写求医申请交给队长，队长批准了也得统一去，不能为你一个人去。”

求医申请有固定的格式和内容：

求医申请

我是九大队劳教人员野靖环，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劳动教养一年九个月。现因头晕请求外出求医。

                    九大队劳教人员 野靖环  2007年4月25日

我的手软得拿不住笔，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这份“求医申请”让我想起了昨天李队长说的：“牢牢记住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劳教人员！”

这几个“求”字把我变成了什么人？我只有在文学作品中看见过大臣对皇上说“求”；奴隶对奴隶主说“求”；杨白劳对黄世仁说“求”。可是，在调遣处“求”字不离口。

关键词：花安适

王福芳和李亚斌已经把原材料领回来了。今天的劳动是调遣处长期干的活，大家就叫“花安适”。

很简单，粘小纸盒，再把20个花安适洗液的小袋子装进盒子，再把200个盒子装入一个大纸箱里。

齐兆兰分工，有人粘纸盒、有人装洗液袋。刚干了一会儿，筒道里又传来了喊声：“新生拿着小椅子到大厅学习！”

还是坐在大厅西面的墙根。李队长挨个检查背23号令的情况。李亚斌都会了，王晓丽背会3条，我会1条，秦永宏背会6条，还有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也会背6条，王燕霞只会背一句话“拥护共产党”，胖老太太一句话也不会说。

李队长气坏了，放开高音叫了起来：“三天背会，五天背熟！今天都第二天了，没一个能背出10条的，有的人连一条都不条！你们来干什么了？到这儿白吃饭养着你啊？”李队长用手指着王燕霞，脸朝着胖老太太说：

“她是文盲，还能说出一句话。你这么大岁数了，连‘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会说？你是思想有问题！你是对抗情绪！”

胖老太太赶紧说：“我会背这一句，刚才您让我背，我一下子没想起来。”

“站起来！你这谱儿还挺大的，还坐着跟队长说话！”李队长瞪着眼睛说。

在我身后，一阵小椅子的挪动声，胖老太太站了起来。

“野靖环！”突然叫到我。

“到！”我一边答‘到’，一边站起来。我心里有准备，肯定挨训。

“野靖环！”她又放开更大的声音叫了一声。

这次我没答‘到’，我抬起头，奇怪地看着她。

“低头！看我干什么？瞧你那半死不活的样儿！你那么点儿声音答‘到’给谁听呢？”

“报告队长，我头晕——”我想解释一下。

“你少废话！你能在这坐着，你就得在这背！我看你说话不是说得挺利索吗？你还大学文化呢，就背了一条？你还不如文盲呢，你就是故意不学习！”

她说的这个文盲是指秦永宏，刚才听秦永宏说会背6条了，李队长还说了一个“行”字。秦永宏的大票上写的是“文盲”，其实是高中文化。我俩在海淀拘留所关押在一个监室，也挺熟悉的。她们的交往圈子里有被劳教过的人，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说自己是文盲。户籍在北京的就不能凭自己说了，警察可以从派出所的电脑里直接打印出户籍资料。

“报告队长，能把我的花镜还给我吗？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都加班学习了，实在看不清。”我还是说明理由。

“我没拿你的眼镜，哪个队长拿走的你找她要。没有眼镜也得学习。你给我听好了，你自己说今天能背几条吧？”李队长问。

我说：“李队长，你让我背多少我就背多少”。仅仅一天的时间，我已经彻底明白了，没有任何理由能让她们对我有一点点宽容。

她说：“我看你10条是背不下来了，你今天背7条，明天早上坐在这儿我查你背七条，你要是背不会，看我怎么罚你。”

“是，谢队长。”我按规范说话。

白天大厅里很亮堂，我能看清本子上的大字。每个人都笔挺地坐在小椅子上背着23号令。

从地面的光线可以估计大约10点左右了，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几个抱着行李的人进来了，我们被命令回班。

一进门就听齐兆兰说：“你们可回来了，赶紧干活吧，二班都干完一箱子了，咱们班还早哪。”

她让我往小纸盒里装袋子。我提出粘盒子，因为装袋子要数数，20个装一盒。我想边干活边背23号令，数着数就没法背了。齐兆兰不同意，说劳动时间不能学习。

王福芳说话了：“我也学习呢，这时候不让学什么时候学？又没耽误干活！”

王福芳已经开始上入所教育课了，她的大票上也是文盲，她上过二年级。她也是把本子放在跟前，背着45道入所教育考试题。初中以下和50岁以上的人考试的方式是口试，考试的警察提问三四道题，回答上来就算及格了。但是，这些考试题都得背下来，说不定考哪一道，而且队长查题时是要背熟的。

我不管齐兆兰怎么说，拿起纸盒就开始粘。我的头沉得抬不起来，眼前的东西好像都在晃动，手一点劲儿也没有。幸亏胳膊可以放在学习柜上干活，还多少支撑着身体。我的手一会儿也不停，尽量地快干。齐兆兰看我粘的纸盒一会儿就堆满了好多，说：“野靖环干活倒是挺快的，要是专心干活就更快了。”

下午，代元元喊：“求医的大厅站队”。我们五六个人被带到小医院去看病。

小医院在“凯旋门”的西边，九大队在东边，从九大队走过去五六分钟就到了。我看见正对着“凯旋门”的花坛里树立着一块像一层楼高的巨石，刻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大字，这是劳动教养方针。其实我早就听说了由劳教人员改写的新方针：“教训、丑化、没救”。

医院里已经有男队的来看病了，我们就在走廊里面朝墙站着。男队的人陆续出来一些了，我们被带到诊室门口。我看见诊室里男队的人一条腿跪在地上，一条腿弯曲，半蹲半跪在大夫面前。我一边暗暗地学着他们的姿势，一边后悔不应该来看病。

男队的都走了，第一个就叫到了我，我赶紧答“到！”喊“报告”进门。我走到大夫面前，蹲在地上，还没摆弄好腿的姿势就听大夫说：“坐这儿。”他指着桌子旁边的小圆凳说。原来女的可以坐着看病。

医生给我量血压，听心脏，说：“心脏没事，血压有点低。”

我问血压是多少，大夫没说。从前我要是发生了这种情况，大夫都会说：“没有什么药，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盼着能听到这句话，但只是痴心妄想。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1期   2012年11月2日—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