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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留守儿童的苦难

叶知秋

2月16日,成都邛崃临济镇的瑞林村留守儿童小峰追赶即将返城务工的母亲,哭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骨肉分离的照片令无数网友流下热泪。人们怎能忘记,2008年2月安徽太湖自缢身亡的留守儿童章杨宇的遗书:“敬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请你们原谅我,我不能再爱你们了。我还欠丽丽姐20元钱,请你们替我还给她。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6100多万名农村留守儿童的苦难是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亲情、家教缺失,严重伤害留守儿童的教育权、身心健康权等最基本的人权。江苏淮安留守儿童的调查显示,多数教师认为留守儿童是“双差生”、问题儿童,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缺乏热情,进取性、自觉性不强,有厌学倾向;还有调查显示,47.5%的留守儿童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在人际紧张(47.5%)、心理承受力差(57.5%)、适应性差(44.6%)和情绪失调(46.8%)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焦虑、偏执达到35%以上。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是的,但“这样对你”实属无奈。农村外出务工者大多收入不高,居无定所,无力解决孩子在城市的就学、生活费用,只能让其留守。对于儿童至关重要的情感、人格、性格的家庭教育一片空白,孤独、压抑的留守儿童有苦说不出,引发无数悲剧。

2010年7月3日,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儿童(4人为农村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杀;2015年六一儿童节刚过一星期,贵州毕节张方其家4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杀。上下5000年、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儿童集体自杀事件,放在任何正常国家都是惊天动地的悲剧和丑闻,它不仅是华夏之耻,也是对大国崛起、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梦呓的诅咒和否定。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留守儿童的苦难,不仅让家长痛不欲生,或早或晚,整个社会都将自食其果。山东农村留守儿童约占全部儿童的1/3,其不良行为率、犯罪率大大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高达12.54%,比非留守儿童高出近11个百分点。2006年一位湖南16岁的留守儿童为抢劫一部手机,将一位返乡过年的太原理工大学女学生当场刺死。

海南儋州市峨蔓镇笔架小学是一所留守儿童学校,150多名留守儿童,大多都寄宿,“孩子们的宿舍都是漏风漏雨的,说了很多年要重修或者重建都没动静,不过最要紧的是学校没有诊室,没有饭堂!”下雨天孩子们只能打雨伞吃饭!

感觉不到父母、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儿童情感荒漠化、经济贫困化,每每向这个无情的世界发泄他们的失望和愤怒。统计数字表明,青少年刑事案件中70%属于3人以上的团伙犯罪,团伙成员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留守儿童团伙犯罪尤为突出,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2008年10月,湖北竹山县警方抓获一个由13名未成年人组成的盗窃团伙,其中8人都是农村留守儿童;2008年12月,湖北省十堰市警方抓获一个未成年人盗窃团伙,3个团伙成员都是留守儿童;2015年10月18日,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发生一起“未成年人杀死女教师”的恶性事件:3名中小学生(两人为留守儿童)因饥饿盗窃学校小卖部,之后劫杀一名52岁的女教师。

留守儿童课题主持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东认为,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监护人管教,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感知一些不良信息,更容易感知和加入到身边的不良团体;北师大教授李亦非表示,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透露,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留守儿童困扰着家长和整个社会,当局如何应对?

两会召开之前,国务院出台了一项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工作意见,要求外出务工人员尽量携带子女共同生活;民政部副部长邹铭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家庭的监护责任,个别“只生不养”、造成严重后果的留守儿童父母可能面临多种处罚,包括劝戒制止、批评教育、治安处罚、立案审查,直至依法撤销监护权。

好一个“只生不养”!你们这些官老爷吃的喝的都是民脂民膏,又为留守儿童解决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呢?中国经济的起飞,离不开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但是,他们不仅收入微薄、缺少话语权,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且连子女最起码的就学问题都无法解决。把本该由政府解决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户籍鸿沟、贫富差距全部转嫁到父母头上以推卸责任,真是巧言令色、无耻之尤。

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数量逐年增长,而城市随迁子女的上学人数反而开始下降,“教育控人”成为大城市驱逐外地人的手段之一。2014年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适龄儿童数量比上年下降7%,通州区新生入学数量甚至减少一半。2003年以来,北京小学数量从1652所减至1093所,裁并理由却是生源不足。义务教育阶段尚且如此,更何况外地户籍子女至今不能在大城市正常参加中高考。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认为,贵州需要从制度上要求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一年当中必须几次回乡探视,纳入真正的登记制度,省少工委、省妇保、人社厅可以建立一个信息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综合治理体系。

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本来合适的工作就不好找,你想回乡,老板允许吗?回乡探视不花钱?那点微薄的收入耗费在探亲的路上,还不如寄回家实在。

地方当局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和决策导向,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严重不足。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宋映泉担忧,中央加强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支持不足以激励地方,反而会使地方政府更不愿意担责。

不放开对民办教育的严厉管制、打破教育上的城乡壁垒,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决,留守儿童就注定还将苦难下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8期  2016年3月4日—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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