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地狱走出来

王玲

（接第177期）

第二天，7月27日，是我被关进小黑屋的第四天，还是没给我吃早饭。

不知几点，小黑屋的门突然打开了，韩大队长和女警察程远征手里都拿着电棍进来，一句话没说就同时捅到我身上。强大的电流一下子就把我击倒在地下，浑身抽搐。紧跟着又进来两个男警察，其中一个抓住我的胳膊使劲一抡，就把我翻了个个，然后我的两个腋窝处就感觉到了强烈的电击，我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吸毒人员把我叫醒，让我吃饭。我要水喝，瓶子里只有三分之一的水，瓶子上有刻度，300毫升。

这个吸毒的是负责让我写检查的。她坐在地下的小椅子上，满脸愁云，不停地骂我、发牢骚：你这个臭屄，都是你害的我！我倒了八辈子霉了，让我也关小黑屋！……

我遭受了电击之后，就开始拉稀，有一点儿大便就要拉出来。我弯着腰，拍打着送饭口，要求大便。

程远征打开第一道门叫喊着：“你要造反呀？再敲门把爪子给你剁下来。”

结果，憋不住的大便就一点儿一点儿的拉在裤子里，一直拉了五六天。27天不让梳头、洗脸、刷牙，不让换洗衣服，粪便在裤子上沤了27天。

我的腋窝后面电棍电伤的地方化脓了，我让那个吸毒的看。她出去之后不知怎么跟队长说的，第二天来了个大夫，他说是蚊子叮咬后感染的，给我上药。

我不写检查，那个吸毒的呆了两个白天就不来了。

每顿饭由牢头狱霸从送饭口把饭盆放进来，我吃完了，把饭盆放在送饭口的地下，她们再伸进手把饭盆拿走。每顿饭给我一个馒头，菜里只有几片菜叶，半盘汤。我总是饿着，要求多给半个馒头，不行。停止拉稀后，就三四天大便一次，每次都是我拍送饭口“求队长”，遇到好一点的警察，就能较快地让劳教人员拿进来塑料桶；遇到坏警察，就得憋好长时间。送便桶的劳教人员每次只给我两格卫生纸，我想多要一点儿擦鼻涕、擦汗都不给。

每天只给300毫升水，我舍不得喝，只是口干极了才敢喝一口。可是，有一天晚饭后，从送饭口放进来的水瓶竟然是满满的水，我高兴极了，赶紧抱着瓶子，躲到墙角喝起来，生怕再被她们拿走了。正在这时，突然进来两个男警察，站在门口向小黑屋里上下张望，然后看着我问：

“有水喝吗？”

我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接着就走了，我这才明白，是检查的来了。

由于喝水少，天气又热，出汗多，我一天只尿一两次，每次只尿一点儿。喝水少，上火，一尿就疼。我用手接尿，然后涂抹到身上。这一点儿尿对我来说也是珍贵的。

韩大队长是6月份从九大队调来的，是个3星2杠的老警察。她说：“谁电你了？你有证据吗？你就在这儿熬着吧，给你留着狗命呢！我就不信，这么大的专政机关治不了你？都知道这电棍的滋味活人受不了，你这个老妖精，你是人吗？”

8月10日，又进来两个吸毒的，还是让我写检查。我迫切地想出去，就写了。可是韩大队长看了说不行，就让那两个吸毒的给我改。她们最后写出来的检查里，已经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了，但是我还是照着抄了一遍。

8月19日晚7点，我被带到大厅。全体劳教人员都坐在电视前准备看电视，队长让我念检查。

从7月24日早11点至8月19日晚7点，在北京的桑拿天季节，我在禁闭室这个人间地狱里被关了27天。

8月19日从软包里出来后，就不许我出班里的门了，和法轮功的“待遇”一样了。

副大队长程远征还说过，这个“小黑屋”是专门给上访的和法轮功准备的。的确如此，这里不闲着，总是有人被关进来。我刚出来，就把一个上访的梁晓燕关了进去。她在十班被包夹了一个月，听八班的人说，经常听见她挨打时的喊叫声，后来就被关进了小黑屋，每天有4个劳教人员分成白班、夜班看着她。我猜想，她可能每天继续挨打，只不过外面听不见她的喊叫声了。

我在八班，每次看电视都坐在最后一排。十大队规定，不管看多长时间的电视，都必须按规范的姿势坐着，不能动。我有椎间盘突出、胝卡关节炎、颈椎病，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身上疼，僵硬。有一次，我的手从腿上滑下来垂着，我也没知觉，突然胳膊被猛击一下，我才发现是韩大队长在我的身后用皮鞋踢我的胳膊。她还经常说我的姿势不对，踢我的脚踝骨。

有一次我坐着坐着就打盹了，副大队长程远征从背后猛踢小椅子腿。我毫无防备，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吓得我心脏乱跳了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程远征却说：“别在这装蒜，要死你回家死去！你死在这儿，我们往上一报，说你暴病死亡，我们什么责任也没有！你死了活该！”

在程远征值班时，小哨都格外厉害。佟静（吸毒的）看见我打盹了，就用拳头猛打我的头；看见其他法轮功老太太坐的姿势歪一点都要骂。常常是突然的推搡和叫骂声，把人吓得直哆嗦。

十大队的牢头狱霸的权利很大。她们可以随便惩罚别人，她们是很自由的，而我和法轮功学员是被严格限制行动的。不许我们到小商店买东西；每半个月采买一次，都是写好了纸条由牢头狱霸代买。她们不按我们纸条写的买，买回来之后就放进她们在北四的柜子里。开库时，牢头狱霸负责拿钥匙开柜子，我和法轮功的放在库房柜子里的牙膏、卫生纸等物品经常就没有了。

十大队在D楼的二层（一层是九大队，三层是十一大队），从来不让放风。外面的小花园美极了，安置在小花园里的健身器材是鲜艳的蓝色和黄色，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使用。2008年11月底，叫了7个牢头狱霸到小花园去玩健身器，录像。有一天突然让大家集合，带我们到操场玩跳绳、打羽毛球，又是录像、又是照像。录完了就回来了。

十大队规定每个月可以写两封信。把信交给小哨后，小哨让我们在《劳教人员发信登记表》上签字，但是并不给你发出去。外面寄来的信也常常被扣下。我出狱后才得知，有7个朋友给我写过信，我都没收到。

在北京奥运开幕之前，抓了大批人，每个班都有十四五个。每个班只有12张床，就得有人睡在地下的床板上。在7月份的半个月内有3次在夜里转送法轮功，听说运往东北的“马三家劳教所”。第一次是夜里12点；第二次是夜里2点；第三次是夜里3点。那些法轮功老太太们正睡着，被一个一个的推醒，抱起被褥和其它物品出去。我躺在床上再也没法睡着了，我看着她们，心里非常难受。

有一次去洗澡回来，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这是抄监了，我的笔记本没了。我问巡筒的队长，她说：“检查一下再给你。”后来多次索要，光是答应就是不给。我的笔记本上只是抄的报纸上的内容和其它刊物上的诗歌，没有一个字是记录劳教生活的。我出狱之前跟程远征要笔记本，她说找不到了。

我问：为什么拿走我的笔记本？她说：没有为什么，拿走了就是理由，这是我的权利！

抄监时还把北四的柜子也翻了，把许多人的新毛巾都收了，共收了一编织袋。有人看见，拿到队部当抹布了。

出狱前10天，监察科来了一个女警察，把我叫到北三，让我填一张表，说每个人出狱前都要填。上面是几项调查，让劳教人员在后面的空格里画V或者画X。我记得有“民警的态度好不好、给不给看病、能不能吃饱、有没有体罚、是否挨打”等等。我没有画，用文字将警察的兽行写上，写完之后她就拿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叫到北二，程远征劈头盖脸地骂起来，威胁我说：“我看你是忘了电棍的滋味啦？你忘了小黑屋是什么样的啦？你要是不给我填好了，我就天天给你灌食！”过了3天，又把我叫到北三，一个男警察给我一张表，程远征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填写，我只好全部画V。

当我夜里做噩梦，队长认为是我故意叫喊，影响大家睡觉时，曾经到班里来调查，我们班里有些人说我不是故意的，我非常感谢她们。

残酷的劳教生活给我的心理带来的创伤比肉体上的创伤要严重得多，我不敢回忆，又无法抹去。

我开始向司法部、北京市劳教局、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反映被虐待的问题，毫无结果。

2009年5月5日于北京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8期  2016年3月4日—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