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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世界之忧
——中共从输出“革命”到输出“执法”

张恒

中国大陆高压维稳,围剿律师,不得“妄议中央”,国际社会对之谴责不绝于耳,而今当局又发展到令世界舆论震惊的“跨国执法”,粗暴践踏联合国关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大陆安全力量在香港任意执法

2015年12月底,巨流传媒合伙人、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李波,在未经过香港法律程序下,即被中共当局秘密押回中国大陆。中共当局承认该书店还有另外四位失踪股东和员工也在大陆接受所谓犯罪调查。李波等五人的最新遭遇,充分揭示了中共海外绑架和威胁香港法治与出版自由的现实,导致了其一再向世界宣称的“一国两制”幻影的破灭。这标志着大陆安全力量在香港任意执法已成为现实,甚至连香港特首梁振英也不得不承认“严重侵犯《香港基本法》”。英国外交部2016年2月12日发表最新一份香港报告,指铜锣湾书店李波事件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一国两制”原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面对媒体质疑,却回避问题实质,只强调香港问题属中国内政,外国不得干涉。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更在其社评中声称,大陆对香港铜锣湾书店展开调查合理合法,香港法律不是掩护一些人或机构干危害国家的事情的借口。

香港的出版业本来一向是自由的。香港主权移交时,中英双方的共同声明也保证了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多年来,香港向全球华人世界提供着无数涉及中共高层谜底的政治图书,尽管北京总是想限制香港的出版自由并杜绝向大陆传送,但收效甚微。自从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政府上台以来,不仅在大陆内部对言论出版高压严打,而且彻底改变了容忍香港出版自由的态度,以至于发展到今日输出野蛮“执法”,公然出手从海外绑架出版业人士。

对此,海外各地民运人士不断纷纷抗议,香港各界更在1月10日下午举行“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要求立即释放铜锣湾书店5人”游行。几十个政界和民间团体,数千名香港市民从香港政府总部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破坏“一国两制”,威胁香港市民人身安全。

中共“跨国执法”的种种劣迹

早在十多年前,海外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在越南就被绑绑回中国大陆,判为终身监禁;“八九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去年10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但不幸的是包卓轩在途径缅甸时被大陆警方带走,后遣返回内蒙古。

更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1月,《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新在寻求政治避难的过程中于泰国被失踪。李新曾自曝不甘给中国河南国安充当线人,去年10月3日经香港抵达印度新德里后,对媒体披露,中国意识形态部门对媒体发布限制报道的14条禁令,设置网络黑名单,搜集广东《南方都市报》等报社记者的个人资料,干扰新闻自由及搜集香港及河南新乡NGO组织的情况。他当时称,因不堪长期过着人格分裂的生活,最后逃离大陆。2月4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首次为中国警方“越境执法”辩护称,李新回国接受调查“应是中国警方与泰国警方之间的事情”,又称,“中国法律允许执法人员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前往境外开展工作”。此前,先后有书商桂民海在曼谷遭到绑架失踪,维权人士姜野飞、董广平则被中国警方从泰国用专机引渡回国。由此可见,中共“跨国执法”的种种劣迹,早已曝光天下。

令全世界忧虑的输出“执法”

针对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闻名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理查森说:“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蔑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此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即所谓的“输出革命”。习近平2009年2月11日曾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西方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称“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他说,中国现在“不输出革命”。然而,“不输出革命”的“习法治国”,却开始大肆输出“跨国执法”。

当今中共如此输出“跨国执法”,不仅引发外交纠纷,也造成中国国籍认定的混乱。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要当事人李波是外籍公民。面对李波“失踪去大陆”引发的外交纠纷,中国外交部长回应称“李波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外籍公民”。如此逻辑决定,只要是中国人种,无论他有哪个国籍,何时加入,中国有关部门都可以对其执行赵家“家法”;只要是中国人,中国有关部门都可以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乃至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华裔“执法”。由此一来,相对国的主权与国际法则就必然被践踏。这正是苏菲·理查森发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警示的原因。

对国际法制秩序的挑战与威胁

中国新华社2016年2月12日引述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道指:2016年检察工作首重“政治安全”。现在连中共司法机关也赤裸裸地将“政治安全”这种非法律使命列为重中之重,标志着中国大陆司法机关,正在毋庸置疑地向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工具属性大举回归。

中共借助自定宪法,自我授权永远领导一切,被大陆百姓讥称“赵家人当政”,得出“我的国家你做主”结论。中华世界明明是百姓的国家,却偏要由“赵家一姓”做主,不仅要做主大陆,也要做主海外,乃至全世界。大年初一晚香港旺角“骚乱”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又做主了一次,抢先将事件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策动。由此可见,外交部又在为输出“跨境执法”做出舆论铺垫。其实,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并没有提出完整政治主张及纲领,也没有明确表示要脱离中国。对此,香港扩大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也批评洪的言论是“扣帽子”,称当日事件完全是小贩被驱赶加上警方处理手法有问题而酿成,将此事件定性为“激进分离组织”策动暴乱是“有人上纲上线,将事态发展夸大”。而日前网上故弄玄虚传出的所谓“旺角事件习近平批示”,显然是逻辑不通的不实之辞。如果旺角“骚乱”真的演化成香港“暴乱”,北京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重演“六四”——对此没有任何悬念。

“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世界之忧,就在于中共要对世界做主,正从输出“革命”发展到输出“执法”,开始把国内绑架、失踪等野蛮执法方式推延到国外运用。这一现实已对国际社会法制秩序构成挑战与威胁,也注定了“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7期  2016年2月19日—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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