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的时候，林大军就在电话里神秘兮兮地说：“马上要救一个人来曼谷，什么人，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又要花一笔钱了，唉……”

我期盼着这个新来者是鲁德成那样的反共勇士、或某位能量级的叛逃官员。12月21日，林大军从柬埔寨风尘仆仆地来了，说人已救到曼谷。跑到新来者下榻的廉价宾馆一看，原来是一位满脸痘子的小妇人，微胖的体态，油亮的大蒜鼻子晒得发红，活脱脱一个40多岁的香港叉烧包店老板娘，但她可掬的笑容，却流露出一种虔诚修炼者惯有的憨态。一问，她果然是法轮功修炼者。

“嗬，法轮功你也救呀？”我问，因为以前从没听他提起过法轮功。

“法轮功怎么就不能救？人家不也是受害者？”林大军有些不屑：“法轮功要‘解体中共’，民运怎么能不帮他们？而且，人家小芳（指该小妇人）还是民运的亲戚呐！她那个猪头老公是‘六四’那批人……小芳，你还不赶紧叫那个美国猪头飞来泰国帮你办手续？”林大军笑嘻嘻地说，又开始玩世不恭了。

小妇人憨笑着回嘴。她叫赵筱芳，广东惠州人，年不及三十四，我不禁惊诧：小妇人怎么她如此显老？大概是由于坐牢吧。我正踯躅间，林大军以为我对她的故事提不起兴趣，赶忙推介：“她有些事情你肯定没听过……”我有些不以为然，还有什么内幕的冲击力能超过“活摘器官”呢？

但是，她的话匣子打开不到半小时，已使自以为是的我惊诧不已。

赵筱芳：我是个体户，卖衣服的，1998年，在我大姐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江泽民取缔法轮功，我在当年10月底就去北京上访，结果在天安门被抓，11月10日遣送回惠州看守所，拘留了15天。

2000年的时候，我和广州的两个同修走路去北京讲真相，路过英德，我们就到英德看守所去找所长讲真相——因为那里面关了许多法轮功学员。结果，我们反倒被他们抓起来——现在想起来那时好愚蠢吆，自投罗网啊！警察踢了我几脚，要我跪下来。他们搜了我们的行李包，把讲真相的材料都搜走了，然后我们被关进英德市收容所。在那里面，我们9天没能洗澡，一天只有两顿吃的，吃的都是烂咸菜和黑乎乎发霉米饭。他们要我讲出户籍所在地，我就不讲，他们就骗我说，准备放我回家，让我给家里打电话。我上了当，在我打了电话之后，他们就按重拨键，从我家人口中问到了地址，马上就打电话到惠州的派出所，通知他们来遣返我。

我被抓回惠州，公安局判处劳教一年半，送到三水劳教所关押。劳教所其实比看守所还难熬，早上6点钟就得起床，匆忙吃个早点，然后就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0点。除了吃饭、上厕所，没有歇着的功夫，一天干10多个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

法轮功修炼者还要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修炼。不写的人就惨了，我在里面亲眼看到，那些不写保证书的学员，有的被罚跑步——就是不准睡觉，通宵跑步；有的被吊在篮球架上打；有的被用扫把杆子捅下身；有的被捆起来，在地上拖，背都拖烂了，血淋淋的……我吓坏了，我怕受这样的折磨，就写了保证书。之后，我提前3个月被释放回家。因为练法轮功，被解除劳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受到公安局、610、居委会的三重监控，他们经常找我谈话，凡“敏感”的日子还不准我外出……

曾节明（拿着判决书的复印件）：后来，你因为什么又被判了7年刑？怎么判得那么重？这判决书上写着“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这是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的，难道涉及什么“国家机密”？

赵：呸，什么国家机密呀！判我7年，就是因为我写了一封控告江泽民的信。那封信是2003年4月写的，准备寄到美国去，信写好后就放在深圳的家里——我那时已经搬到深圳住。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位中学教师同修家去发正念、看光碟，谁知道当时在场的有一个人已经当了线人，事后她跑到公安那里告发了我们的活动。

5月13日晚上，惠州市公安局突然跑来深圳，到我的住处抄家，把我的电脑、手机都抄走，同时还抄走了6封我准备转寄给政府的信，还有那封控告江泽民的信。

他们要我说出那6封信是谁写的，我就坚持说是不知名的人寄给我的，我不能出卖同修；问不出其他人，他们就以我写的那封控告江泽民的信作为证据，判了我7年……

曾：嗬，因为一封还没发出的控告信，居然就判了人家7年，这比毛泽东时代进步多少呢？

赵：在看守所关了半年，我气不过，在里面绝食了5天。我想不通：凭什么抓我？我到底有什么罪啊？他们要我写认罪书，我就不写，我不承认有罪。

那个法院审判也很荒唐，就我一个人面对他们，律师也没有，家里人一个都没有来。

2003年11月22号，我被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服刑，那地方在广州市。牢里面好黑呀，想不到的黑。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派3个犯人监视我，叫什么“互监组”。那3人每天强制性地给我念法律、法规和揭批法轮功的材料，真是烦死人了——他们自己其实也很烦。吃饭睡觉之前，我必须承认自己是罪犯——大声说出来，不然就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冲凉。平时我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互监组”都要记下来，报告给分管警官。

曾：“互监组”是典型的毛共专政手法，现在还在用啊。其他犯人有没有这种待遇呢？

赵：没有，只有法轮功学员才有这种待遇。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面比其他犯人都低一等呢，比如其他犯人可以相互说话，但严禁法轮功学员之间有任何交流，谁要是被发现和同修讲过话，就要受讯问。还有，劳改期间，别的犯人有一点很低的报酬，唯独法轮功学员没有。这种待遇，一直要折磨到写完“四书”……

曾：什么“四书”？

赵：哦，你们不修炼的人不知道的，就是“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和“现身说法”。

曾：这么麻烦？

赵：还没有完呢。写完“四书”，还得要经过监狱和省局610系统的两道考核，通过考核后，才能享受到其他犯人能够享受到的权利。

曾：你屈服了？

赵：是啦,我实在受不了那种罪啊，换了你也一样受不了的。

曾：我也做过共产党的牢，理解理解。你从中国出来还算顺利吧？

赵：还算顺利。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想起来倒有些怕，最紧张的是在广西边境那一阵子，因为接应人没能进入中国国境，需要我自己想办法越境。我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过，我很幸运地碰到一家好人帮了我的忙，一定是老天保佑。过了境，见到接应人，他把我带到河内。坐长途大巴去胡志明市，40多个小时才到。车上放音乐的喇叭正对着我的卧铺，吵得我一天一夜睡不着，现在头还在痛，但又不敢去讲，因为语言不通，又没有身份。之后，我从南越经过柬埔寨去泰国，林大哥到金边来接我，带我到曼谷。由越南进入柬埔寨的时候，走山路过关，有一群野狗围着我乱叫，我差点吓死了……

曾：作为一个女子，一个人越境出来，真够猛的。你是怎么下定决心的？

赵：我一直都下不了决心啦。我2008年释放，减了1年10个月的刑，出来后与我现在的老公结了婚。今年（指2009年）5月13日我假释期满，去办护照，但他们不让办，叫我去找领导、找分局。反正推来推去就是不办。我老公2008年还能来中国，但今年来就不让入境了，这样下去我的婚姻就名存实亡了呀！

我有一段时间觉得算了，反正呆在中国生活也很好——我家比较富裕，父母有公司，大姐在美国，我两个哥都是公务员，一个在海关，一个搞公安，抓黄赌毒的，收入都很好；父母和哥哥都安慰说，即使嫁不出去，他们也会养我一辈子。我在深圳住花园（指生活小区）公寓楼，又安静绿化又好，哪是这里能比的？泰国热死人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深圳，我现在住的地方，楼下摩托车吵死了……

曾：那为什么你还是跑出来了呢？

赵：被家里养一辈子总不是滋味吧？我又不是鸡鸭？在家里生活好是好，但感觉空空虚虚的，好像也没有尊严，因为我是坐过牢的法轮功。我渴望有一个地方能够自由自在地练功，再也不用害怕，再也不用担心被抓、被抄家……

成稿于2010年元月13日中午于曼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