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75期）

我从地狱走出来

王玲

我叫王玲，54岁。因为拆迁问题上访，又因为被拘留、被警察殴打上访，因此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

我于2007年11月8日被押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分到十大队。

我身上只带着180元，这些钱要到出狱，还有1年2个月。可是，调遣处规定，只要带着钱进来的人，都必须买一把塑料小椅子，这把小小的椅子要21.80元（在外面买只要8、9元）。我带来的钱平均每个月只有13元，还不够买卫生纸、肥皂等必须的生活用品的，所以我不同意扣我的钱买小椅子。

结果，就让我在大厅站着。我站累了就蹲下，可是蹲了一会儿腿就麻了，我想站起来，腿不听使唤，一下子歪倒在地上。立即有女警察朝我叫骂着，并指挥牢头狱霸把我拖到北二，说：“你不是想躺着吗？让你躺个够！”

她们逼着我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觉得身上都凉透了，刚想坐起来，就被看着我的劳教人员按住，不许我起来。我朝她们喊起来：“太冷了！你们想冻死我呀？”

没想到，一会儿就来了两个男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电警棍。他们一进门就破口大骂，说我是癞皮狗，赖在地下不起来。

我赶紧站起来，我解释说：是她们逼着我躺在地下的。

他俩不听，反倒说我“放屁”，说我“栽赃陷害”别人，一边骂着一边抡起电棍打我的头。我疼得叫起来，用双手抱住头。

他们说：“你还敢叫！我让你叫！”他就打我的头。电棍打在我的手和胳膊上，把我的手背和胳膊打得一片片瘀血。

我忍着疼，不敢出声了。他们看我不敢出声了，这才住手，但是逼着我让我承认躺在地下是错误的。我怕再挨打，只好违心地承认是自己躺在地下不起来的。

我在北二被4个人包夹7天。北二见不到阳光，屋子非常冷。北二没有床，她们把床板放在地下，晚上就让我睡在上面。一床褥子薄得都透亮了，隔不住地面的凉气，我在北二睡了7夜，没有一天把脚暖和过来的。十大队有许多闲置的小椅子，是出狱的人留下的，但是不让我坐。这7天，我除了晚上能在床板上躺着，其它时间，从早上5点50分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我都是站着或者蹲着，连吃饭都不让我坐着。

女警察国立娜几次逼着我买小椅子，我只好买了，这样才把我关押到十班，继续被包夹。

到了十班之后，我就病了。在北二就开始浮肿（来到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浮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我开始发低烧、嗓子疼、咳嗽，浑身无力，但是还得干活。

没过几天，国立娜来到十班，我正背对着门干活，没有看见她进来。听见别人喊“起立，立正”后，那2个人立即喊了“队长好”。我扶着桌子站起来，转过身来刚要喊“队长好”，就被国立娜的叫喊声打断了：

“你为什么不问队长好？”

我赶紧喊：“队长好！”

她说已经喊晚了。她指着地下说：“你给我蹲下！”

我问：“为什么让我蹲着？”

国立娜说：“你还敢问为什么？”

她怒气冲冲对包夹我的劳教人员说：“她不懂规矩，你们也不懂啊？给我好好地教育教育她。”

立刻，闫红梅（吸毒的，38岁，三进）和张敏（卖淫的，21岁）就拧住了我的胳膊，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往下压，让我蹲在了地下。这两个人都是1米7的个子，身强力壮的。

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想把痰吐到纸篓里，国立娜不让。我又不能吐在地下，只好把痰吐在手上。

这一下国立娜更生气了，说我成心恶心队长。她抬起脚就用皮鞋踢我，边踢边说：“你这个流氓、无赖、臭不要脸的！我给你加刑一年，让你在这儿活受罪！”

我被踢得坐在了地下，国立娜立刻揪住我的头发往铁床架上撞。

我哀求她说：“别打啦！我有病了。”

她说：“你病了找大夫去呀！跟我说得着吗？你死不死啊！”

国立娜打够了，就对闫红梅和张敏说：“用她的毛衣把手擦干净。”

马上，她俩把我的队服扣子解开，抓住我的手，把痰抹到我的毛衣上。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做恶梦、喊叫。我一出声，夜班的包夹人就把我推醒。

抄监时国立娜把每个人的生活用品抄完了堆在一起，踩过去，擦脸油从袋里挤出来，弄在几个人的衣服上。

12月12日我被分到八班。听八班的人说，前几天，54岁的法轮功王春杰因为点名时不蹲下，全班被罚蹲40分钟。王春杰哭了，她不能让大家继续蹲着了，只好蹲下。她被捕那天，正在守候着儿媳生孩子。

2008年1月，我们一直在宿舍糊文件盒。有数量，有定额。胶水非常粘，呛人的气味大极了。开窗户就冷，不开窗户就呛得人咳嗽、恶心。多数人的脸上都发红，又痒又疼。班长穆柏芬满脸都通红通红的，起满了小米粒那样大小的疙瘩。

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干活，轮到哪个班洗漱时才放下手里的活，一直到吃早饭。每天3顿饭，放下饭盆马上接着干，累得大家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每个人都肿了，有的腿肿、脚肿，有的手肿、脸肿。

后来把这些活儿搬到北面的C楼，我们每天到C楼劳动。

2008年1月17日是我的生日。调遣处每个星期四晚饭吃面条；吃面条时没有菜，用面条就着馒头吃，但是毕竟是换了口味，大家都盼着。大家还说把自己的面条送给我一两匙，表示对我的祝贺，这让我的心里感到很温暖。

没想到，这一天从吃完中午饭就集合出去干活儿，一直干到天黑了，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一直到晚上9点才收工。

我们从C楼看见食堂的劳教人员4点半就把面条桶放到送饭的小电梯跟前了。大家眼巴巴地等着吃饭，可是，眼看着饭桶在外面被寒风吹凉。等到收工回到十大队，挨班轮流洗手放茅之后，挨班打饭时，面条已经变成了粘稠的浆糊。面条是冰凉的、馒头是冰凉的。

大家问我：“还要面条吗？”

我说：“谢谢大家，我不要了。”

那天是副大队长程远征值班。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6期  2016年2月5日—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