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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不虚此行
——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九十)

野靖环

(接第175期

我从地狱走出来

王玲

我叫王玲,54岁。因为拆迁问题上访,又因为被拘留、被警察殴打上访,因此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

我于2007年11月8日被押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分到十大队。

我身上只带着180元,这些钱要到出狱,还有1年2个月。可是,调遣处规定,只要带着钱进来的人,都必须买一把塑料小椅子,这把小小的椅子要21.80元(在外面买只要8、9元)。我带来的钱平均每个月只有13元,还不够买卫生纸、肥皂等必须的生活用品的,所以我不同意扣我的钱买小椅子。

结果,就让我在大厅站着。我站累了就蹲下,可是蹲了一会儿腿就麻了,我想站起来,腿不听使唤,一下子歪倒在地上。立即有女警察朝我叫骂着,并指挥牢头狱霸把我拖到北二,说:“你不是想躺着吗?让你躺个够!”

她们逼着我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觉得身上都凉透了,刚想坐起来,就被看着我的劳教人员按住,不许我起来。我朝她们喊起来:“太冷了!你们想冻死我呀?”

没想到,一会儿就来了两个男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电警棍。他们一进门就破口大骂,说我是癞皮狗,赖在地下不起来。

我赶紧站起来,我解释说:是她们逼着我躺在地下的。

他俩不听,反倒说我“放屁”,说我“栽赃陷害”别人,一边骂着一边抡起电棍打我的头。我疼得叫起来,用双手抱住头。

他们说:“你还敢叫!我让你叫!”他就打我的头。电棍打在我的手和胳膊上,把我的手背和胳膊打得一片片瘀血。

我忍着疼,不敢出声了。他们看我不敢出声了,这才住手,但是逼着我让我承认躺在地下是错误的。我怕再挨打,只好违心地承认是自己躺在地下不起来的。

我在北二被4个人包夹7天。北二见不到阳光,屋子非常冷。北二没有床,她们把床板放在地下,晚上就让我睡在上面。一床褥子薄得都透亮了,隔不住地面的凉气,我在北二睡了7夜,没有一天把脚暖和过来的。十大队有许多闲置的小椅子,是出狱的人留下的,但是不让我坐。这7天,我除了晚上能在床板上躺着,其它时间,从早上5点50分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我都是站着或者蹲着,连吃饭都不让我坐着。

女警察国立娜几次逼着我买小椅子,我只好买了,这样才把我关押到十班,继续被包夹。

到了十班之后,我就病了。在北二就开始浮肿(来到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浮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我开始发低烧、嗓子疼、咳嗽,浑身无力,但是还得干活。

没过几天,国立娜来到十班,我正背对着门干活,没有看见她进来。听见别人喊“起立,立正”后,那2个人立即喊了“队长好”。我扶着桌子站起来,转过身来刚要喊“队长好”,就被国立娜的叫喊声打断了:

“你为什么不问队长好?”

我赶紧喊:“队长好!”

她说已经喊晚了。她指着地下说:“你给我蹲下!”

我问:“为什么让我蹲着?”

国立娜说:“你还敢问为什么?”

她怒气冲冲对包夹我的劳教人员说:“她不懂规矩,你们也不懂啊?给我好好地教育教育她。”

立刻,闫红梅(吸毒的,38岁,三进)和张敏(卖淫的,21岁)就拧住了我的胳膊,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往下压,让我蹲在了地下。这两个人都是1米7的个子,身强力壮的。

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想把痰吐到纸篓里,国立娜不让。我又不能吐在地下,只好把痰吐在手上。

这一下国立娜更生气了,说我成心恶心队长。她抬起脚就用皮鞋踢我,边踢边说:“你这个流氓、无赖、臭不要脸的!我给你加刑一年,让你在这儿活受罪!”

我被踢得坐在了地下,国立娜立刻揪住我的头发往铁床架上撞。

我哀求她说:“别打啦!我有病了。”

她说:“你病了找大夫去呀!跟我说得着吗?你死不死啊!”

国立娜打够了,就对闫红梅和张敏说:“用她的毛衣把手擦干净。”

马上,她俩把我的队服扣子解开,抓住我的手,把痰抹到我的毛衣上。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做恶梦、喊叫。我一出声,夜班的包夹人就把我推醒。

抄监时国立娜把每个人的生活用品抄完了堆在一起,踩过去,擦脸油从袋里挤出来,弄在几个人的衣服上。

12月12日我被分到八班。听八班的人说,前几天,54岁的法轮功王春杰因为点名时不蹲下,全班被罚蹲40分钟。王春杰哭了,她不能让大家继续蹲着了,只好蹲下。她被捕那天,正在守候着儿媳生孩子。

2008年1月,我们一直在宿舍糊文件盒。有数量,有定额。胶水非常粘,呛人的气味大极了。开窗户就冷,不开窗户就呛得人咳嗽、恶心。多数人的脸上都发红,又痒又疼。班长穆柏芬满脸都通红通红的,起满了小米粒那样大小的疙瘩。

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干活,轮到哪个班洗漱时才放下手里的活,一直到吃早饭。每天3顿饭,放下饭盆马上接着干,累得大家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每个人都肿了,有的腿肿、脚肿,有的手肿、脸肿。

后来把这些活儿搬到北面的C楼,我们每天到C楼劳动。

2008年1月17日是我的生日。调遣处每个星期四晚饭吃面条;吃面条时没有菜,用面条就着馒头吃,但是毕竟是换了口味,大家都盼着。大家还说把自己的面条送给我一两匙,表示对我的祝贺,这让我的心里感到很温暖。

没想到,这一天从吃完中午饭就集合出去干活儿,一直干到天黑了,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一直到晚上9点才收工。

我们从C楼看见食堂的劳教人员4点半就把面条桶放到送饭的小电梯跟前了。大家眼巴巴地等着吃饭,可是,眼看着饭桶在外面被寒风吹凉。等到收工回到十大队,挨班轮流洗手放茅之后,挨班打饭时,面条已经变成了粘稠的浆糊。面条是冰凉的、馒头是冰凉的。

大家问我:“还要面条吗?”

我说:“谢谢大家,我不要了。”

那天是副大队长程远征值班。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6期  2016年2月5日—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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