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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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我的父亲见到了毛主席

老汪

1

2015年秋天我父亲跟团去北京旅游,去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9月7日一大早出发,先到天津,然后再到北京。

我说:天津是中国最左的地方,你要小心。

他答:我不怕左,我自己就站在那边。

父亲的语速很快、语调很坚决,仿佛是脱口而出。

我又说:天津才爆炸不久,空气里可能有毒,有氰化钾;电影里国民党的特务都是用那个自杀的,只要一点点就死了——这,你应该很清楚。

他又答:哦,这一点……也是噢……我怎么没有想到。嗯……下了飞机,我买个口罩戴着。

听到父亲这样爱惜自己的生命,我很高兴。

我说:对。爸,你要多活几年,把以前对共产党的贡献都吃回来。你不是一直都抱怨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占过集体的便宜么?

他说:话不能这样说,但理是这个理。

在将要放下电话的一瞬,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你们几号到北京?”

“9月9日。”

哦,我想起来了,9月9日是那位老人家的死期。因为今天早晨起来,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说:9月9日,是腊肉节。于是,我联想起了那个至今还睡在那个巨大的广场中央的毛姓老人家。

……

2

父亲是一个“毛粉”。

据他回忆,1949年以前他是一个放牛娃。49年之后,土地分给了农民,没有人拥有大片的土地了,于是也没有人需要很多的牛。一家一头牛就足够耕地了,自己放都嫌少,更不会请人来帮着放,放牛娃的职业就因此随着地主的被消灭而消失了。

于是,父亲一直认为是毛主席改变了他放牛娃的命运。

没有牛放,该干些什么呢?毛主席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人类,而解放全人类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如何解放?深挖洞……自己先要躲藏好。于是父亲响应号召到福建前线当兵。打坑道,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将土地还给地主、将牛还给地主,使他再一次回到放牛娃的命运。

毛主席是这样吓唬父亲的: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从毛主席的教导中,父亲得知放牛娃的命运是人世间最不好的命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最下贱的工作,比蓝领还次,应该算是“黑领”吧!)

于是父亲打坑道很积极、很卖力。他是怕国民党打回大陆。那个年代,在福建前线当兵的人跟我父亲的想法都一样。于是,一条条坑道在福建沿海的大地下面延伸着。

那个年代,为了表现自己积极,解放军们在打坑道时都不戴口罩。父亲说:“那个时候下坑道戴口罩都会被认为不舍身、不忘我,是‘自我、小我’的一种表现。”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病了——只有病了,才能“带病坚持劳动”;只有“带病坚持劳动”才能让自己感动、让别人感动,才能让党组织发现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

对于毛,父亲有一个很简朴的认识,他认为1949年以后,他的一切都是毛给的。有一次我跟父亲辩论,根据马克思“劳动人民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养活了资本家”的观点,应该反过来——毛的一切是父亲给的才对。在打天下时共产党告诉老百姓,是人民养活了统治者;坐了天下以后,他们又告诉人民,是统治者给了老百姓饭碗,才使得每一个人都有饭吃。父亲听后大吃了一惊,说我忘恩负义。他说,连我的生命都是毛给的。父亲的逻辑是这样——如果没有毛赶蒋介石到台湾,他就不会到福建去当兵;如果不去福建当兵就不会与我母亲结婚;如果不与我母亲结婚就没有我。我说:没有现在的我,也会有一个其他的我出生。

我说:我们出生的意义在毛看来,只不过是他与“美帝国主义”对抗,打人海战争的筹码。“拿出3亿人牺牲”,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炮灰、尘埃。

3

“解放后”我父亲也有成为“红1.5代”的机会。

我大父(我父亲的哥哥),在1943年被一小股路过的共产党游击队捉去“参加了革命”,在一次以贫穷为依据的选拔中当上了副连长。1949年大父跟随南下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经过安庆潜山老家时,开小差跑回了老家,主动地丢掉了这么一颗“甜蜜”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所谓的“天都亮了,还懒了泡尿在床铺上”。

随着当官的利益越来越大——脱离了体力劳动;穿的衣服比普通人多了两个口袋;分东西比一般人多而且质量还好;工资比老百姓多十几倍;有警卫员跟着自己,除了动口之外什么都可以不用动;尤其是他们都将糟糠之妻换成了年青漂亮的女大学生——每次父亲谈起他哥哥当了逃兵的事,都遗憾得不行,甚至有些责怪哥哥将到手的幸福抛掉了。难道这都是命中注定?被共产党教育成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父亲,只有在这时才悄悄地“唯心”了一下。

后来看到那些开国的元老们一个一个都死得那么悲惨,他才稍稍心安了一些。当听说林彪也掉到了沙漠里,他才真正地平静下来——“爬得高、摔得惨”,还是老老实实做一个小民安全。

再到后来,每当有当官的倒下,他都要感叹自己幸好没有当官。我对他说:“爸,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更危险。被迫害的老百姓多得很。”父亲说:“我又不是傻子。我知道,只不过是在心里找个平衡罢了。”于是,父亲安安心心地做着劳动人民。

4

2012年父亲从福建老家来我在成都的家里小住。一天早晨,父亲对我说:你文章写得好,帮我给军委写一封信吧!

我吓了一跳:父亲想干什么?已经认命的他还想干些什么?居然要给军委写信!

我说:爸,你什么时候胆子变大了?给中央军委写信,这在古代可是告御状啊!

父亲说:我去年去医院体检,查出患有矽肺病,按理应该获得伤残军人的赔偿。可是我给福建省军区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得到答复。我想只有给北京写信了。

我说:爸,你不是说你的第二次生命是共产党给的么?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今天,你怎么好意思找共产党要补偿?

平时我与父亲的政见完全不同,只要谈到共产党我们必定要吵架,所以这次我想调侃他几句。果然父亲生气了:“不给我写就算了,我自己也可以写。”

看到父亲真的生气了,我就马上改口说:爸,我是跟你说着玩的。帮你写、帮你写。我希望每个人都找出让共产党赔钱的理由,让他们赔垮了,我才高兴。

“我这一点钱算什么?别说九牛一毛,九百牛一毛、九万牛一毛、九亿牛一毛都不到……”

“如果真的会让共产党垮了,你还会要他们赔钱么?”

“该我的,为什么不要?”

听到父亲这样说,我很高兴,因为这至少可以证明:在自己(个人)和集体的选择上,父亲会选择自己(个人)。

于是,我很快就将父亲给中央军委的信写好了,拿给他寄了出去。

5

2015年9月5日,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儿子呀,我打算到北京去旅游。

我说:爸,你一向很节约,这一次怎么想通了,要去旅游?

他说:我的伤残军人补助办下来了。一次性补了8000元钱。以后每个月还有几百元钱的补贴。

“爸。有了钱,以后就不要像以前那样节约了。”

“是。”

就在我们父子要没有话讲时,我猛然想到父亲去北京的目的,于是便问:爸,你这次去北京是不是为了去看一眼在广场上睡着的老毛?

“是。”

“正好赶在9月9日去看他?”

“是。”

我说:爸,到天安门广场上时你一定要小心。不要东张西望,也不要到处乱走,跟紧旅行团。手不要放在衣服口袋里。手要一直放在显眼的地方,不要有突然间伸到口袋或背包里的动作。

父亲像是忍了我好久,有些不高兴了:你不要把共产党说得那样紧张。不至于。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可怕的。我不会像你那么傻!我知道自己是鸡蛋,就不会硬往石头上碰。

我说:爸,我跟你说的是真的。广场上的警察比游人都要多,有些装成游人、有些扮成小贩,每隔三四米就有一个。你手伸进口袋里,便衣如果判断你是在拿标语什么的,一下子就会将你扑倒在地上。你这样的年纪可经不起摔呀。

6

据我的朋友画家老武介绍:天安门广场上的便衣警察收入极高,但要拿到这些钱并不容易。

有一条严苛的扣款制度。比如说一个想要展示标语的人,如果他将手伸向自己的口袋,在离口袋还有一尺时扣多少钱、在离口袋一寸时扣多少钱;在刚伸进口袋时扣多少钱、在伸进口袋一寸时扣多少钱、两寸时扣多少钱、伸进口袋拿到东西时扣多少钱;在东西将拿出口袋时扣多少钱、刚离开口袋时扣多少钱、离开口袋一寸时扣多少钱……将东西展开十分之一时扣多少钱、展开十分之二时扣多少钱……完全展开时扣多少钱;展开后过一秒钟扣多少钱、两秒钟扣多少钱、三秒钟扣多少钱……被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拍了照片,一张扣多少钱、两张扣多少钱、三张扣多少钱……

就像是高速摄影机拍摄的慢镜头播放,一帧一帧——便衣警察们行动得越早扣的钱就越少,行动得越晚扣的钱就越多,直到最后丢掉这个看似闲暇体面的金饭碗,甚至以失职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关键的是,便衣警察如果扑错了人,不会有任何追责制度。错了就错了呗!毛主席就说过:“不会犯错误的是猪。”为了证明他们不是猪,他们就要犯错误。

多么科学有效的惩罚制度!驱使着人像狼一样凶狠无情——宁肯错扑一百,也不放过一个。

7

9月9日,中午饭都没有吃,父亲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毛主席的尸体。广场上排着两排长队,一排寄存包裹,一排看尸体。父亲先是排在看尸体的队伍上,眼看着就要进那个装尸体的大屋子了,却被拦了下来:“你,站住。不能进去。”

“什么?”

“提包不能带进去。去,将手上的包裹寄存起来。”那人说着指了一下父亲手上的包,再又指了一下另一个排得长长的队伍。

“为什么?”

“为了主席的安全。”

父亲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担心包包里藏有什么危险品:要刺杀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况且我那么崇拜毛主席。这简直是对一个毛粉的污辱。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那样的。我是主席的崇拜者,爱都爱不过来。不会搞破坏的。”父亲觉得怀疑他会搞破坏,这简直就是对他的污辱。但是看到守卫那强壮的身躯、坚毅的面孔、钉子一样的精神,他还是服从了,只有站到另外一队,排队寄存提包……存了提包,再又过来排队看毛主席。

炎炎的烈日,长长的等待,一步一步齿轮一样的挪移,对父亲来说也许是一种另类的幸福。

一个下午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排队占去了。

可是,等到看见了毛主席时,却被要求不能停止脚步:“请大家不要停留,一个接着一个走。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不要停留……”

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如果按一秒钟走两步计算,还不到十秒钟,就出了那个压抑、墩实、低沉、能够抗十级地震的屋子。

8

9月15日,我打电话给父亲,看他旅游后安全回家了没有。

“爸,你什么时间回到家的?”

“前天才到的家。”

我问父亲:北京好玩么?他回答说:不好玩。一到北京就咳嗽,不停地咳嗽,还喘。可是奇怪,回到福建就不咳了。

“那是北京的雾霾造成的。空气里灰尘太多了。”

“哦,我还以为是我自己身体的原因……”父亲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这一辈子去这一次就够了。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我想,还是说一说父亲感兴趣的事:“爸,看到毛主席了么?”

“看到了。像活着一样。”

“你有没有哭呢?或者鞠一个躬?”

“没有。不让停下来,哪里有时间鞠躬?”

“如果,有人坚持要鞠躬呢?”

“我想、我想……会被安保抓起来的。”父亲像是怕我不理解,补充到:“他们是怕人搞破坏。”

“这样去悼念,就像是‘打酱油’一样,如何能表达你们对毛主席的感情?”

“唉!能够排那么长、那么久的队去看他,就已经证明很有感情了。没有感情,能够排那么长的队么?”

可以听出来父亲虽然不满意那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展示自己对毛主席的热爱,但是他已经是尽力了。

我问:爸,你真的不会再去看毛主席?

“不会。”他停了一下,也许是觉得这样说有些对不住自己一直以来崇拜的人,将语气变得温和起来:“除非、除非……除非他们能不用那种眼光(敌对)看我,让我有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被当作敌人一样提防。”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事实上与毛主席一样,一辈子都在制造敌人,一辈子都在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有了敌人,才会有“同志”。

9

敌人在外部的作用是制造分裂,在内部的作用是粘合与凝聚,就像往一个干旱没有生机的沙漠上浇一盆水,于是那些湿身了的沙子就凝聚到了一起。

逻辑是这样:没有一个外在的敌人就不能团结内部的人;团结内部的人是为了打击人;打击人就会制造出敌人;制造出敌人才能造成混乱;造成混乱才会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制止混乱;制止混乱就需要创建一个有打击人的经验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独裁政府。

将别人打压下去,才能显示出自己站得更高。

10

放下电话,我想起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马上又将电话打了回去。

我问:爸,我忘了一个事实,你的矽肺病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吗?

父亲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怎么会得到这笔钱(8000元钱补助)?没有这笔钱我怎么能够有这次旅游?还是应该感谢毛主席呀。

我没有再说话。父亲是一个只懂得单方面感恩的人。不管别人如何对他,他都一门心思地感激着那个一点也不爱人类(何况他)的冷血者,一如一场事先就知道的永远也不会有交叉的单相思。

即使我恨毛、即使父亲爱毛,这也不能阻止我爱父亲与父亲爱我。有一次我问父亲:“如果毛主席要杀我,现场就我们三个人,你会不会出手救我?”父亲肯定地回答:“会。”

于是我相信不论共产党怎样愚民、怎样给老百姓洗脑,但是有最后一点他们是无法从人们思想里洗去的,那就是每一个人血液中流动的血缘之情。随着共产党迫害的人越多,反对它的人也就会越多。

为了自己极少数人的利益,必定要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需要迫害更多的人,结果敌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是他们给自己挖的陷阱,也是独裁者们回避不了的恶性循环。

2015年10月10日于成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5期  2016年1月22日—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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