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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这句话谈起

胡平

刘晓波在一审之后,写了一篇《我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这篇文章赢得很多赞赏和感动,也引起一些批评与争议。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敌人”一词,不是指一种性质,而是指一种关系。我们说“张三是男人”,这意思是清楚的;但如果我们说“张三是敌人”,这意思就不清楚了,敌人,对谁而言?谁是谁的敌人?因为孤立的一个人无所谓敌人不敌人。“敌人”这个词,逻辑上必然还包含着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它指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文章里刘晓波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明确讲到“政权的敌意”,政权对谁的敌意?当然是对他的敌意。在“敌人就是以敌意待我之人”这一意义上,刘晓波就是说政权是他的敌人。可见,当他说“我没有敌人”时,这里的敌人不会是“以敌意待我之人”的意思,而只能是“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他说他“以最大的善意”也把这种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其实,象“以我之善意对政权之敌意”这种话,刘晓波以前就讲过很多次,因此在刘晓波那里,“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清楚的。

“爱你的敌人”和“没有敌人”,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有区别。“没有敌人”只是说你不把对方当敌人,也就是说你不恨对方;但“不恨”并不等于“爱”。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谱,那么,爱和恨分别位于光谱的两端,在它们中间还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状态。马丁.路德.金说: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是爱。但是,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极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基恩.夏普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这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没有敌人”这种态度可以出自大仁大爱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据说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

我想,大多数八九民运的参加者一定会说:不对,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去追究共产党过去犯下的罪过。只要他们接受我们的要求,答应实行民主,我们就满意了。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高潮期间,先是李鹏,后来又加上邓小平,是一些激烈的抗议者的批评目标。然而他们最激烈的口号无非是要他们下台而已。

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他们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

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者。

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

在今日中国,“天安门母亲”是受专制迫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她们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原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

刘晓波始终高度赞扬天安门母亲,赞扬她们“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愤怒,以善意化解敌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现在刘晓波的这份最后的陈述,正是阐述了他的一贯立场。

在“六四”20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多方面,人民展开非暴力抗争要比以前更艰难,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其中有些问题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无论如何,坚持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对很多人来说,非暴力抗争是唯一的选择,除非你放弃抗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对刘晓波的抗争表示更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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