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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纽约时报》向全世界披露了“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这一天正好是温总理的政治局前同事薄熙来被秦城监狱收监关押的日子，离十八大会期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人们对此事的解读过于繁琐和复杂，大大超出了事件本身：这是中共顽固派对改革派旗手温家宝不值一驳的造谣诬蔑？是薄氏家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精确报复？是十八大常委席位争夺战失利一方在第二战场上发动的反攻决胜之役？关于《纽约时报》，人们也提出了若干疑问：《纽约时报》为什么攻击改革派？它何以不早不晚，而是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介入中共内斗——是公牛闯入瓷器店，无意之中搅了局，还是早就下了注、入了伙，暗中做了顽固派的外援、薄熙来的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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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里，“无官不贪”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贪污腐败表现出了举世无匹的宽容度和耐受性，实际上，人们早已默认、而且似乎早就适应了司空见惯的制度化腐败。万一碰到了极个别的“清官”，那反而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置信，因过于陌生而无所适从，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在正常的社会与正常的清官正常地打交道的能力。不仅如此，人们甚至“理性”地确信，腐败大潮必将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多的人争着入党提干，难道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那么多的人抢着报考公务员，难道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就是奔着腐败去的。腐败正是入党、做官的基本价值所在，也是中共官场的生存法则，是权力游戏的金科玉律，是“党的领导”题中应有之义；反之，不贪不腐就不配当“公仆”，就不是党的好干部。

做共产党的官，做到了一定的级别，你甚至都不好意思不贪腐：那会让你的下属瞧不起你，感到跟着你干没有面子，更没有前途；会让你的同僚疏远你、讨厌你，背后骂你“装B”，是个没法共事、不能相处的二百五；还会让你的上司夜里睡不好觉，他会认为你举止反常、不合情理，有“居心叵测”之嫌，是一颗必须排除的定时炸弹；甚至会让你的亲戚朋友心生怨愤，让你的老婆孩子大失所望，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你熬出了头，从此家人朋友才有了面子、有了关系、有了靠山、不必看着别的贪官腐吏眼红嘴馋，你要是不赶紧带着他们去贪腐、去发财，怎么对得起这些疼你爱你帮你扶你陪你吃苦跟你受累的亲人啊！——所以，就连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也说，如果他自己还在位子上，只怕也躲不过去，一定是个贪官。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大约只能出贪官，只配出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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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虽这么说，27亿美元、170亿元人民币毕竟是个天文数字，仍然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尤其是当这个天文数字与中南海里外表最俭朴、举止最亲民、言语最动听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温家宝家族真的如此富裕？如此巨额的财产，花不过来，也数不过来，对并不差钱的温家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除了授人以柄、自毁名声、随时等着挨政敌板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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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纽约时报》的文章未必全部属实，27亿美元之中也许确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张冠李戴”，或者“子虚乌有”？而且，《纽约时报》并没有揭示“隐秘财富”来源于温家宝本人的“隐秘腐败”。在理论上，27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未必会被归类为法律上的非法财产或道德上的不义之财。

温家宝要想维护形象、挽回声誉，就需要向世人证明：第一，那些财富并不存在，《纽约时报》借以立论的工商资料、股份记录、审计报告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错误的；或者第二，那些财富存在，但自始至终不属于温家，而是胆大包天的不法商人冒用、盗用了总理家人的姓名和身份，总理家人的唯一过错是没有及时报案、公开追究；或者第三，那些财富曾经一度被记在温氏家族名下，但是是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其真正的所有者自愿、无偿且无附加条件地赠予温的家人，后来在总理的干预下已经以依法合规的方式予以清算、退还，从此不再与温家相关；或者第四，那些财富虽多，但全部取之有道、持之合法、光明正大、无可争议，是具有商业天赋的温氏家族人员通过自己无与伦比的勤劳和智慧取得，与温家宝的公职身份完全无关——在一个没有阳光法案、没有良性的反腐促廉机制，却有一套政经一体、官商不分的制度环境的国家里，要想令人信服地证明以上四点之一，具有相当高的难度。但无论如何，温家宝和他的家人欠中国人民一个说法、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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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很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人暗中爆料、谁爆料、何种动机爆料，以及为什么选择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通过《纽约时报》的张大卫来爆料。这些事情并非不重要，却不值得深入探究，因为无关事件的本质。

关键在于“隐秘财富”的真实性及其合法性——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合法性。假如《纽约时报》的文章真实、准确，假如这真实、准确的爆料确实是薄熙来的支持者（或十八大高层权斗的参与者）向《纽约时报》定时、定点“喂料”，那么，不管薄熙来的支持者（或十八大高层权斗的参与者）有无“阴谋”，不管他们出于何种或高尚或卑劣的动机，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正如我们应该感谢王立军“叛逃”揭发了薄氏夫妇的犯罪行为一样。这是“顽固派”“阴谋分子”对改革派、对未来的阳光政治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可贵的贡献。

事实上，《纽约时报》的文章不仅增加了我们作为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而且也为艰难曲折的中国反腐败事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制度变革的契机。所以，《纽约时报》这样的文章当然是越多越好，越详尽越准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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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是众所周知的中共改革派领袖，曾经不厌其烦地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观也多次公开表达尊重和支持。在中共高层，这并不多见，因而极显难能可贵。有人批评温家宝的亲民之举是“伪善”，认为其政治改革口惠而实不至，是“作秀”，是“影帝”，这并不公正。然而，主张政治改革也罢，赞成民主法治也罢，这些都与温家宝是否清正廉洁无关，更与他的家人是否遵纪守法无关。改革派、民主派未必是清廉派。

我们不妨看看两个历史上的例子。明朝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堪称一代名相，是一位才具非凡、政绩卓越的改革家，但他也是一个贪财好色的“腐败分子”。张居正是神宗皇帝的老师，死后被学生抄了家（仅此一端即说明他相业成功却师道破产），家中仅金器就抄出六百四十七件，重三千七百一十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其余财宝更数量惊人。这当然不是张先生的官俸和其他合法收入所能买得起的。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爱将，颇受重用，而戚继光为了获其欢心，也须常常向张进献“千金姬”和其他奇珍异宝——当然，高昂的行贿成本亦非戚继光的微薄薪俸可支，戚将军当然也不是一个清官。

清朝末年曾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后来成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是一个著名的贪官，卖官鬻爵，索贿受贿，贪得无厌，声名狼藉。他自己贪，儿子也贪。儿子因公然接受“性贿赂”被政敌向慈禧太后告发，差一点就让庆王爷丢官罢职。然而，奕劻却是满清宗室里一位极难得的作风开明、思想超前的立宪改革派官员，主张学习西学、仿效西制，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武昌起义爆发，奕劻立即辞去总理职务，转而举荐袁世凯担任责任内阁总理，可谓顾大体、识时务。眼看清朝大势已去，奕劻又再三劝勉隆裕太后顺应时势、放弃抵抗，以免战火延烧、生灵涂炭。此贪腐之辈促成了清室主动逊位，也算是旧体制里为新政体立下大功的人物。

以上两段关于张居正和奕劻的故事并非暗示当今改革派的温总理也是张居正、奕劻那样的“腐败分子”——不，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旨在说明改革与贪腐可以并行而不悖。促进改革值得赞扬，贪污腐化应受制裁，这是两码事。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张居正、奕劻不是贪腐之辈，也许明末、清末制度改革的成功机率要大得多，甚至国家、民族的前途也会稍微可观一些。人们常说明朝亡于万历，这与万历帝有那么一位道貌岸然却贪财好色的老师大有关系，做老师的表里不一、言行背离，让做学生的从小就丧失了是非心和道德感，而一个完全不讲是非、根本没有道德的皇帝，不是亡国之君，也近乎亡国之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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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温家宝对家人的敛财行为十分不满，并曾经考虑过与夫人张蓓莉离婚。文章最后引用“温家宝的支持者”的话说，“他本人并没有从家族的商业往来中获利，甚至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商业往来的规模”。这给人一种印象：总理本是好人，是女人心太贪，是孩子坏了事。联想到温家宝从来不带夫人出席仪式性公开场合的显著“失礼”表现，这倒是一个颇为合理的答案：想必这就是爱惜名誉的总理对喜爱珠宝胜过喜爱清誉的总理夫人的惩罚。

看起来，温家宝很有必要向中国人民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勤于治国的总理，也是一个善于齐家的家长。这句话在《大学》里的次序原本是倒过来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但中共是例外，党的各级官员治国、治省、治市往往很有一套，对付不听话的百姓一向有的是办法，软的不吃有硬的，硬的不行来软的，却经常没有任何办法管住自己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情人、老婆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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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不详的“温家宝家人”已经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这种姿态值得赞扬。中共高层被海外媒体爆料贪腐的不在少数，而能严肃对待、就事论事作出公开、直接和正面回应的，似以此次“温家宝家人”为首例。

又有传闻说，温家宝已向胡锦涛和政治局常委会建议尽快落实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他愿意率先公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如果此言当真，这将是温家宝先生和《纽约时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的反腐败事业联手做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2012-1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1期   2012年11月2日—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