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72期）

李晴先跟着我回到北二。代元元回来后，就跟李晴说袁队长让写证明材料，今天晚上一定要交给她。代元元一边写一边嘀咕：跟着这个奶奶真是倒霉，我就怕写材料，还总是写材料……

袁源踹门的事发生后，肖队长把我叫到北一。我们俩都站着，像正常人一样谈话。她劝我要稳定心态，快走了，不要跟队长吵了。我说：袁队长踹门，我实在是不能忍受；如果她光嘴上说、光锁门，我都不想跟她吵了。

肖队长说：“她还年轻，过几年岁数大了就好了。现在让我踹门我都不踹。”

这次谈话，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一次人话。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写到：“人说的话，不一定就是人话。人话是站在人的角度，替人着想，符合人性的话。”

星期一上午，隔壁的北一传来了几个男人的声音，我估计是来找我的。果然，接着我就被叫过去。

屋里有4个人，调遣处的王科长先说话：“这两位是劳教局的。”

其中一人说：“我们今天来，是答复你写的那15份材料的。”

我马上说：“不用答复。那些材料是我在一年以前写的，我急于向领导反映被折磨、被虐待的问题，希望能有所改变，结果你们不管不问，这就是支持调遣处对我的虐待。我很快就到期了，你们现在才来答复，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听！”

王科长说：“你虽然快要到期了，但是能不能让你走，还要看你的态度。今天来就是看你的态度的，如果态度不好，那还是要考虑的。”

我笑着说：“不用考虑了，就直接决定吧！我态度不会好的，我不会听你们的答复的！”

劳教局的那个人说：“你先听我们说……”

“我不听！”我打断他的话。

王科长说：“听说你还叫队长的名字了？”

我说：“是啊！我叫过杨亚楠、叫过袁源，再加上今天我不听你们的答复。这些都属于破坏所规所矩吧？你就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了！”

突然我身后的门被拉开了，又进来一个人。

“野靖环！”

“到!”我侧脸一看，原来是北京市劳教局的冯处长。“你先听着，听他们怎么答复。”

我说：“冯处长，你来了怎么不露面呢？你在监听着我说话是吧？”

他说：“你先别说话，你先听答复。”

趁着这个空儿，那个人就说起来：“经过我们调查，你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等他说完了，我问：“你为什么不说具体问题？哪个问题不属实？你什么时候调查的？为什么不敢及时答复？”

那个人不说话，王科长却说：“能不能按时走，还要看你的态度。”

我问：“王科长，还要看我什么时候的态度？今天的算不算？”接着，我又朝劳教局的人问：“你们定的打被子的标准到现在我也没看见，请你们到六班去看一看我的被子，符合不符合你们的标准？”

王科长马上说：“不去、不去，开饭了。”说完，匆匆忙忙地走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调遣处来人对我进行集训考核了。进来的女警察是最早考核我的小赵，那时她怀孕7个月了。

她一进门就说：“我还以为生完孩子你会走了呢，怎么一点儿也没减期呀？”

我说：“不但没减期，可能还要延期呢。”

她说：“我没听说延期的事儿，今天还是按考核程序给你写吧。”

她说的话，我有几次听不清，都让她重复一遍。

她说：“你的耳朵好像差了很多。”

我说：“是啊，现在越来越聋了。”

她问：“眼睛怎么样？”

我说：“我离你这么近，也看不清楚你的脸面了。”

12月3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袁源穿着隔离服，戴着手套、口罩、帽子进了北二。

袁源坐在小椅子上，把我的二十几本书，一页一页地检查。看到我在书上写的字，就仔细地看，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翻完。有人把她叫出去，回来时，把剩下的书简单地翻了一遍。

然后，她让我脱衣服检查，我坚决不脱。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把侮辱人格当成习惯了，你想让我永远记住你给我的最后的耻辱吗？”她只好用手在我的身上摸了摸。

“你一个字也别想带走！”我刚来时，杨亚楠就这样说了；她说话算话，我的大批的文字材料都被她没收了。除了家人和朋友们给我写的信没有让我“自愿撕毁”，其它的“一个字”也没有带出来。这已经是对我的特殊待遇了；其他人走的时候，连家人寄来的信件都必须自己撕碎，那是真正的“一个字”也带不出来。

袁源检查完我的物品之后，杨亚楠进了门。

我正在用床单包起我的物品。我指着一堆书说：“我提前三个月就跟你说过，我妹妹来接见时，让她把这些书陆续地带回去。你说‘再说吧’，第二个月你还是说‘再说吧’，最后一次我妹妹来的时候，你不让她带书。现在这么一大堆书，你觉得让我扛着出大门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吗？你以为我拿不动会扔下吗？你太小看野靖环了！我来回走10遍，我也要把书都带走！”

她靠墙站着，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我俩的位置换过来了，角色好像也换过来了。

我又问她：“我的那些材料你是不会给我了吧？”

她说：“我都销毁了。”

我说：“你心虚了吧？你害怕了吧？你怕那些材料成为你的罪证吧？”

她说：“反正我都销毁了。”

我说：“没关系，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只想告诉你，杨亚楠和野靖环的名字将永远连在一起。”

她还是眨巴着眼睛，这是从来没有的表情。过去她发火的时候是不眨眼的，就像“杀人不眨眼”的话一样。

她说：“野靖环，我给你讲个笑话吧。七班的法轮功听见你在筒道里大声喊叫，跟我说，‘我去劝劝那个人吧，我们练功的不应该这样喊。’我跟她说：‘那个喊叫的不是法轮功。’”

我听完之后愣住了：“这是笑话吗？这有什么可笑的？”

她眨了两下眼睛说：“噢，不可笑啊！那就算了吧！”

（我到写完了这本书，也不明白这个“笑话”有什么可笑的。）

我离开北二时，站在门口，最后一次看看来丽英；一直到此刻，我也没有看到来丽英笑一下，整天是悲伤愁苦的样子。还有一年半，她怎么熬啊？

走到大厅，我看了一眼程淑凤，她苍老的背影让我心酸。

一年九个月，我重新见到了天日。我扛着沉重的包袱，从第二道门的巨大影壁绕过来时，看见影壁上的5个血红色的巨大的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打着“为人民服务”招牌的“当代集中营”！

我朝大门走去。亲人们、朋友们在抱着鲜花等我。我终于活着走出来与他们团聚。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3期  2015年12月25日—201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