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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雾霾政治学

刘水

12月8日北京城区PM2.5浓度达到234微克/立方米,官方首次发布红色雾霾预警,绝大部分城区为重度污染级别,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将面对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80%公车停驶、重型车辆禁止上路、室外施工停止作业等严格举措,人们将一起被动应对越加频繁的空气重度污染。

环境政治学无法疏解后现代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中国的后发优势仍在重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老路。全球已有的环境治理技术和人文典范感召,显然无法撼动中国的制度惰性。

环境政治的无解

环境政治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具体而言,它至少包括历时生成和现实表现两个不同的维度。2011年以来,北京等北方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但政府监测数据均显示属于正常水准,是造成官方数据与实际空气质量之间出现巨大落差的主因,原因在于未将PM2.5纳入监测范围,而它对人的身体危害更为严重。这要感谢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民间人士自发检测并公布之举。对待雾霾,北京官方继续沿用隐瞒和欺骗手腕,并无端指责美方检测空气质量干涉中国内政。

京城先有沙尘暴,现有雾霾,都是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和政府治理不力而导致。长江、黄河等江河湖海污染、村庄污染、垃圾围城、地下水和蔬菜污染,已经非常严重,只不过环境污染的渐变过程,好似温水煮青蛙,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假如雾霾不发生在首都北京,而在其它一座省会城市,关注度也不会那么高,会跟其它自然污染一样被当局轻视。

“首善之区”北京的主要雾霾源,当然并非官方所称的是汽车尾气,这并不能让人信服。纽约、东京、巴黎和伦敦等国际大都市,汽车保有量、城市人口和面积,与北京不相上下,但不会出现雾霾天气。其实,雾霾彰显的则是政府治理城市的无能和官员享有的特权,以及漠视普通人的生命权。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在雾霾面前不能幸免。

《纽约时报》曾提及,普通的北京市民也许会觉得在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呼吸到肺里的空气和那些高干权贵们并无二样。然而这种想法被证实不完全准确。事实是,许多高干的家里和办公室中都装备了一流的空气过滤装置,至少远大集团在宣传其空气净化器的广告中特意强调在许多官员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都配备了他们的设备,甚至出行时也如此。远大集团的副总经理张忠说,在人民大会堂、在胡锦涛的办公室、还有红墙掩映的中南海,安装着200多台空气净化器。

雾霾的政治禁锢

专制中国剥夺的是人们的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中国雾霾跟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专家、学家和媒体,都不敢指明雾霾其实是政府无能和惰政而引起的,人们也不敢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政府治霾不力,驱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道路交通、清理污染工厂、提升居民取暖做饭设备。所以,雾霾不单纯是环境污染问题,而是民间施压手段被剥夺,官员在特权和民生之间,选择惰政的结果。

与惰政导致雾霾可比的则是,“奥运蓝”、“APEC蓝”和“阅兵蓝”呈现短暂的“权力胜天”的特殊优良天气。当关乎政府面子时,专制高效体现无遗。北京周边省份、尤其是河北的污染工厂,给地方政府纳税,在政绩决定官员个人升迁的巨大诱惑前,牺牲环境成就个人官途,可说是必然选择,公众生命比起政府面子和官员政绩,几乎一文不值。雾霾危害还在于对人身伤害不是当下的,而是缓慢积淀、发作的过程,不像早年伦敦空气污染短期内死亡数千人引人注目。知名呼吸科专家、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最近公开但含蓄地指出北京近年肺癌患者增加,其实就是委婉说明雾霾存在的巨大危害。

政治体现在雾霾治理不力上,即政治对社会动员的压制和产业升级迟滞,相反,政府只做表面文章,采取私车限购限行、工厂停产歇业,或者将污染企业转移异地,危害其他人的简单粗暴方式;公共交通工具供给不足、城市道路密度不够,不愿吸取先进国家治霾经验。弱势社会动员体现在民众身上,则是强权政治压制下的、面对雾霾而充斥网络的调侃与无奈,民间环保组织不能成型,无法集结强势抗衡力量。

雾霾政治对生命的漠视

北方雾霾天数增加,才促使北京当局开设雾霾预警机制。但是,预警机制只是告知并无法改变雾霾对身体的危害。没有人能做到每年过半天数在家躲避雾霾。而政府的回应和治霾措施也往往不会完全满足社会公众,尤其是那些最激进的少数良知群体和个人的政治要求或预期。理由很简单,政府的任何决策都是官方利益要求和维稳的权衡过程。何况,包括大气雾霾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几乎肯定会对GDP至上的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部门的利益带来影响。

市民公众在雾霾中的被动角色,反映的则是基本人权的缺失,和对自身生命的难以把握。华北、中原等地区多座城市被雾霾笼锁,民生问题只是政府空口支票,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官员非民选,他们从内心抵制民意,只把市民当作雾霾吸尘器。也没有一个官员因为治理雾霾不力而引咎辞职或被撤职,这个时候当局的政治逻辑更多地是将雾霾归罪于天公不作美,近日更以无赖做派宣称:“不降油价是为了治霾,改善空气质量!”

雾霾与贪腐,在逻辑上有相似之处。制度源源不断制造贪官;政府无能导致雾霾重重。然而,政府却能将制度失败与治理无能转化为高调反贪和治霾的统治合法性,并因此向民间邀功,以期收获所谓政治正确。北京将事业单位迁移郊区,仍是在回避城市拥堵和雾霾天气,治标不治本。中共进入城市六十多年,仍没学会怎样有效管理一座城市,何况是其首都。

雾霾下无平等生命权:上述提及官员享有空气特权;富豪可移民国外;普遍的等外民众只配享有低劣污染环境,生命权被轻视,他们没有渠道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弹劾官员。如此,政府与民间,在雾霾面前是相互隔绝的,无法形成制度制衡和有益互动。在首都聚集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之下,平民的逃离成本要比吸霾成本更高。这是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怪圈之一。雾霾政治学,实则即为制度溃疡的表现。

                             2015年12月15日,写于雾霾天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3期  2015年12月25日—201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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