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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不虚此行
——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八十五)

野靖环

(接第170期

关键词:孙志刚是几大队的?

在调遣处,我真正体会到“宠辱不惊”的“辱”的含义。

我小时候受过苦,下乡时受过累,“上访”时挨过打,但都和受侮辱的感觉不一样。

过去,我不理解“士可杀,不可辱”的含义,还觉得“杀”和“辱”没有可比性。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当我亲身经历这些侮辱之后,才知道被辱的日子是生不如死呀!

我朝着她喊起来:“你把我整死吧!我死了就是第二个孙志刚!”

她用轻蔑的语气说:“孙志刚是谁?我不认识!”

“啊?!”我惊讶得张大了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杨亚楠歪着头看着我,她好像在想:我终于让野靖环无话可说了。

她的反问一下子就把我的满腔怒火熄灭了——气都不知跑到哪去了,光剩下疑惑了。

我一边系扣子一边问:“你不知道孙志刚是谁?”

她看见我还没有立正站好就跟她说话,立即指着我说:“你给我站好了!”然后又问:“孙志刚是几大队的?”

我奇怪地问:“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过去我跟她说话都要先叫一声“大队长”,刚才气得我喊了她的名字,现在只好什么都不叫了。

“你还以为我多爱答理你哪?我还会跟你这种人开玩笑?”她不屑一顾的样子。

对呀,她跟任何人都不会开玩笑的,我很后悔问了这句话。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傻呆呆地看着她。

她最恨我一句一句地顶撞她,现在我语塞了,她好像也平静了。

我还是不死心,又问:“你真的不知道孙志刚事件?”我不相信她不知道,我认为她是回避这类的话题。

她瞪了我一眼,拉开门走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威胁我说:“你在这儿呆着不耐烦了,我给你找个地方呆着去!”

李晴站在一边,吓得她早就把上衣都脱下来了。

我知道杨亚楠说的“那个地方”是禁闭室。我只好忍着,我怕被关进禁闭室。

晚饭后,刘芳通知卢静跟夜班洗漱。9点半,卢静和赵小娜抱着被子回班,她俩同时值大夜。杨亚楠为了整治我,竟然让2个人值大夜!

卢静的脸上全是悲哀,她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我惹着谁了?凭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反正我就剩10天了,只要别整死我,让我活着出去就行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她俩无精打采地靠着墙、靠着门坐着,一种恐怖感由心里向全身散发(这种感觉到写完了这本书还有,常常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就产生)。杨亚楠,你是在肉体上折磨她们,在精神上折磨我!算你狠!

我要求自己平静下来。我想,卢静、赵小娜也干了很多坏事,就让她们受罚吧。我的任务是要保证睡好觉啦。

我是万幸的,因为外面有一个坚强的亲友团的支持,我的处境才没有恶化。

卢静11月3日被释放。其他值大夜的人,在出狱的这一夜都让睡觉,可是卢静却是整整一夜没睡。这天是袁源值班,她跟卢静说:“你先值前夜,后夜我换个人。”天亮了,卢静大声说:“受了这么多罪,能戒毒吗?要是不吸毒就得自杀!我宁肯打崩了(注)也不能再进来了。”

(注:“打崩了”是吸毒的行话。就是注射的毒品量过大,打完针就死了。毒瘾发作时,有人不能准确地判断毒品的量。)

到了星期六,我先在日记中写到了这个内容:“杨大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是个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人。她的第一反应是真实的,看来她真的不知道孙志刚事件。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干了十几年劳教工作的人,竟然不知道孙志刚?看来她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就想如何在劳教人员中树立自己的霸权,就想如何把劳教人员变成她们的奴才,就想如何把健康的人变成病人、废人!”

(我的日记中对她们的称呼,都是官称。因为她们随时搜查我的东西,我不想在称呼上“犯讳”。)

过了3天,又是杨大值班。我看见她巡筒了,就站在门口等她回来。她走到北二门口,脚步也稍微停了一下。

我趁机赶紧说话:“大队长,你找到孙志刚的内容了吗?”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不说话。

我快速地说:“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打死了,许志永、滕彪、俞江等3位年轻的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对收容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很快就推翻了收容制度……”

“你别胡说八道了!收容还有呢!”她生气地说。

“已经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收容了!大队长,你到网上点击孙志刚就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我替她担心,如果参加考试的时候有与孙志刚有关的内容,她肯定会答错了;我也担心,她如果和她的领导说起孙志刚来,会被领导笑话。

(如果她的领导也不知道孙志刚;如果知道了也不敢当作话题来说,我的担心就多余了。)

又一批劳教人员被收容了,这一批人里有一个卖淫的。上午,袁源把她带到各班门口示众,在一班说完了,来到了二班门口。

袁源的左手抓住卖淫女的右手,举起来让大家看:“你们看看,她昨天进来的,让她剪指甲她不剪,她留着长指甲觉得挺美的,你们说好看不好看?”

二班的人齐声说:“不好看!”

卖淫女的右手小指留着比指甲长1/3的长指甲,而袁源举着的左手小指却留着几乎是比指甲长1/2的长指甲。两只手同时展现在大家面前,我惊讶极了!袁源哪,你是在教育人吗?

晚上,我站在我的床头前,抓住上铺的横杆,身体向下坠,用自身的力量抻胳膊。我的双臂常常麻木,尤其是睡醒时,两条胳膊都没有知觉,穿衣服都困难,活动一阵才能恢复正常。我这样抻了几次,觉得肩膀不那么皱吧了。

当然这样的动作也是违规的。我刚来时就因为干活,累得胳膊又酸又麻,向上伸了一下胳膊,被杨亚楠训斥了一顿。虽然现在队长们不怎么管我了,我还是注意着门外,要是有队长来,我就把手放下。

队长没来,刘芳喊叫起来 :“干什么呢?”

 “你管得着吗!”我顶了她一句。

“我就是管你的,怎么着吧?”于是,我和她争吵起来。

突然,小喇叭响了:“不许大声喧哗。”我清楚地听出这是袁源的声音。

筒道里没有队长,我和刘芳的争吵声传到了大厅。大镜子可以清楚地看到筒道里的一切,班里的两个监控器不留死角。

我不出声了,可是,袁源的话音刚一停顿,小喇叭就发出了强烈的电声。我正站在小喇叭跟前。尖利的噪音钻进了耳朵,我马上用手捂住耳朵。小喇叭响了十几秒,停了下来。常常听到其他班的小喇叭放出电声,但是,在六班和北二是第一次。

刘芳在筒道喊:“准备点名!”

我站到了离小喇叭一米的位置。可是,当我们站好队之后,小喇叭的噪音突然又响起来,声音比刚才的还要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无法形容那强烈的刺激声,我的头觉得一下子就胀大了,心脏提到嗓子眼,虽然用手指塞住耳朵,但那种噪声丝毫不减弱。

大约响了30多秒才停了下来,紧接着,前面一个班的小喇叭也发出了这种噪声。

我躺到床上,耳朵还在响着尖利的叫声。一直过了4天,那声音还在耳朵里吱吱地叫,我求医了。

我把过程跟毛大夫说了,他说:“慢慢地耳鸣就会好一些的。你不要思想压力过大,你不要认为是队长故意地用这种声音刺激你的。也许是小喇叭出故障了。”

我说:“肯定不是出故障,袁队长就是故意的。”

毛大夫说:“你这样想,会使自己痛苦。换个角度想一想,心情就会好一些,思想压力减轻了,耳鸣也会减轻的。”

我说:“毛大夫,我理解了你的意思,谢谢你。但是,请毛大夫跟九大队、跟有关领导说一说,不要让小喇叭再出故障,永远不要出这样的故障,好吗?”

毛大夫说:“好。”

一直到我离开九大队,小喇叭没有再响。可是一直到现在,我的耳朵还在响。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1期  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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