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70期）

关键词：孙志刚是几大队的？

在调遣处，我真正体会到“宠辱不惊”的“辱”的含义。

我小时候受过苦，下乡时受过累，“上访”时挨过打，但都和受侮辱的感觉不一样。

过去，我不理解“士可杀，不可辱”的含义，还觉得“杀”和“辱”没有可比性。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当我亲身经历这些侮辱之后，才知道被辱的日子是生不如死呀！

我朝着她喊起来：“你把我整死吧！我死了就是第二个孙志刚！”

她用轻蔑的语气说：“孙志刚是谁？我不认识！”

“啊？！”我惊讶得张大了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杨亚楠歪着头看着我，她好像在想：我终于让野靖环无话可说了。

她的反问一下子就把我的满腔怒火熄灭了——气都不知跑到哪去了，光剩下疑惑了。

我一边系扣子一边问：“你不知道孙志刚是谁？”

她看见我还没有立正站好就跟她说话，立即指着我说：“你给我站好了！”然后又问：“孙志刚是几大队的？”

我奇怪地问：“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过去我跟她说话都要先叫一声“大队长”，刚才气得我喊了她的名字，现在只好什么都不叫了。

“你还以为我多爱答理你哪？我还会跟你这种人开玩笑？”她不屑一顾的样子。

对呀，她跟任何人都不会开玩笑的，我很后悔问了这句话。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傻呆呆地看着她。

她最恨我一句一句地顶撞她，现在我语塞了，她好像也平静了。

我还是不死心，又问：“你真的不知道孙志刚事件？”我不相信她不知道，我认为她是回避这类的话题。

她瞪了我一眼，拉开门走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威胁我说：“你在这儿呆着不耐烦了，我给你找个地方呆着去！”

李晴站在一边，吓得她早就把上衣都脱下来了。

我知道杨亚楠说的“那个地方”是禁闭室。我只好忍着，我怕被关进禁闭室。

晚饭后，刘芳通知卢静跟夜班洗漱。9点半，卢静和赵小娜抱着被子回班，她俩同时值大夜。杨亚楠为了整治我，竟然让2个人值大夜！

卢静的脸上全是悲哀，她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我惹着谁了？凭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反正我就剩10天了，只要别整死我，让我活着出去就行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她俩无精打采地靠着墙、靠着门坐着，一种恐怖感由心里向全身散发（这种感觉到写完了这本书还有，常常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就产生）。杨亚楠，你是在肉体上折磨她们，在精神上折磨我！算你狠！

我要求自己平静下来。我想，卢静、赵小娜也干了很多坏事，就让她们受罚吧。我的任务是要保证睡好觉啦。

我是万幸的，因为外面有一个坚强的亲友团的支持，我的处境才没有恶化。

卢静11月3日被释放。其他值大夜的人，在出狱的这一夜都让睡觉，可是卢静却是整整一夜没睡。这天是袁源值班，她跟卢静说：“你先值前夜，后夜我换个人。”天亮了，卢静大声说：“受了这么多罪，能戒毒吗？要是不吸毒就得自杀！我宁肯打崩了（注）也不能再进来了。”

（注：“打崩了”是吸毒的行话。就是注射的毒品量过大，打完针就死了。毒瘾发作时，有人不能准确地判断毒品的量。）

到了星期六，我先在日记中写到了这个内容：“杨大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是个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人。她的第一反应是真实的，看来她真的不知道孙志刚事件。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干了十几年劳教工作的人，竟然不知道孙志刚？看来她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就想如何在劳教人员中树立自己的霸权，就想如何把劳教人员变成她们的奴才，就想如何把健康的人变成病人、废人！”

（我的日记中对她们的称呼，都是官称。因为她们随时搜查我的东西，我不想在称呼上“犯讳”。）

过了3天，又是杨大值班。我看见她巡筒了，就站在门口等她回来。她走到北二门口，脚步也稍微停了一下。

我趁机赶紧说话：“大队长，你找到孙志刚的内容了吗？”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不说话。

我快速地说：“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打死了，许志永、滕彪、俞江等3位年轻的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对收容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很快就推翻了收容制度……”

“你别胡说八道了！收容还有呢！”她生气地说。

“已经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收容了！大队长，你到网上点击孙志刚就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我替她担心，如果参加考试的时候有与孙志刚有关的内容，她肯定会答错了；我也担心，她如果和她的领导说起孙志刚来，会被领导笑话。

（如果她的领导也不知道孙志刚；如果知道了也不敢当作话题来说，我的担心就多余了。）

又一批劳教人员被收容了，这一批人里有一个卖淫的。上午，袁源把她带到各班门口示众，在一班说完了，来到了二班门口。

袁源的左手抓住卖淫女的右手，举起来让大家看：“你们看看，她昨天进来的，让她剪指甲她不剪，她留着长指甲觉得挺美的，你们说好看不好看？”

二班的人齐声说：“不好看！”

卖淫女的右手小指留着比指甲长1/3的长指甲，而袁源举着的左手小指却留着几乎是比指甲长1/2的长指甲。两只手同时展现在大家面前，我惊讶极了！袁源哪，你是在教育人吗？

晚上，我站在我的床头前，抓住上铺的横杆，身体向下坠，用自身的力量抻胳膊。我的双臂常常麻木，尤其是睡醒时，两条胳膊都没有知觉，穿衣服都困难，活动一阵才能恢复正常。我这样抻了几次，觉得肩膀不那么皱吧了。

当然这样的动作也是违规的。我刚来时就因为干活，累得胳膊又酸又麻，向上伸了一下胳膊，被杨亚楠训斥了一顿。虽然现在队长们不怎么管我了，我还是注意着门外，要是有队长来，我就把手放下。

队长没来，刘芳喊叫起来 ：“干什么呢？”

 “你管得着吗！”我顶了她一句。

“我就是管你的，怎么着吧？”于是，我和她争吵起来。

突然，小喇叭响了：“不许大声喧哗。”我清楚地听出这是袁源的声音。

筒道里没有队长，我和刘芳的争吵声传到了大厅。大镜子可以清楚地看到筒道里的一切，班里的两个监控器不留死角。

我不出声了，可是，袁源的话音刚一停顿，小喇叭就发出了强烈的电声。我正站在小喇叭跟前。尖利的噪音钻进了耳朵，我马上用手捂住耳朵。小喇叭响了十几秒，停了下来。常常听到其他班的小喇叭放出电声，但是，在六班和北二是第一次。

刘芳在筒道喊：“准备点名！”

我站到了离小喇叭一米的位置。可是，当我们站好队之后，小喇叭的噪音突然又响起来，声音比刚才的还要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无法形容那强烈的刺激声，我的头觉得一下子就胀大了，心脏提到嗓子眼，虽然用手指塞住耳朵，但那种噪声丝毫不减弱。

大约响了30多秒才停了下来，紧接着，前面一个班的小喇叭也发出了这种噪声。

我躺到床上，耳朵还在响着尖利的叫声。一直过了4天，那声音还在耳朵里吱吱地叫，我求医了。

我把过程跟毛大夫说了，他说：“慢慢地耳鸣就会好一些的。你不要思想压力过大，你不要认为是队长故意地用这种声音刺激你的。也许是小喇叭出故障了。”

我说：“肯定不是出故障，袁队长就是故意的。”

毛大夫说：“你这样想，会使自己痛苦。换个角度想一想，心情就会好一些，思想压力减轻了，耳鸣也会减轻的。”

我说：“毛大夫，我理解了你的意思，谢谢你。但是，请毛大夫跟九大队、跟有关领导说一说，不要让小喇叭再出故障，永远不要出这样的故障，好吗？”

毛大夫说：“好。”

一直到我离开九大队，小喇叭没有再响。可是一直到现在，我的耳朵还在响。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1期  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