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69期）

奥运结束以后，才决定让来丽英长期留在九大队了。她开始背《记分许可证》的47道考试题。

她开始学习之后，笑容渐渐地少了，总是愁眉不展的样子，坐那儿看一会儿题，就使劲地揉眼睛、揉太阳穴，用拳头敲脑袋。

代元元问她：“背多少题了？”

她说：“我实在是记不住啊，我头疼得很厉害。”

她整整背了2个月，终于考取了《记分许可证》。她的脸明显地瘦了，我想：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回来呀？但是，不光是吃东西的问题，还有减期的问题，不这样一关一关地考完，就没有减期的资格——2年6个月的罪怎么受啊？

为了晋级、考黄牌，为了减期，她又开始学习了。

像她这种患脑血管疾病的人，学习是太痛苦了。终于，她支撑不住了，她全身抽搐，晕倒了。

大夫来了，给她量量血压，听听心脏。

她在床上整整躺了3天。第4天，她下地了；一旦能下地，就必须坐一天，不许在床上躺一会儿，不许在桌子上趴一会儿。

她3天没吃饭，看见她坐在小椅子上的样子，完全像一滩稀泥，头根本抬不起来，一直耷拉着。

过了2天，叫她到小医院去看病。我看见她从二班出来到大厅这5米的距离，腿迈不开步，脚也拖着，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拐杖上，挪几步就靠墙站一站，喘着粗气；再走几步再站一站。

她已经2个月不发接见信了，就是因为走到接见室这一段路太艰难了，走到那里就累得说不出话了。她因为走不了路，连见亲人的机会都放弃了，可是，却不得不艰难地走着去医院。

队部的门口放着一辆崭新的轮椅，那是给外人看的，从来没给残疾人、重病人用过一次。

来丽英终于回来了。

她被两个人拖着到大厅，想把她放到小椅子上，但她怎么也坐不起来。突然，她的身子往后一仰，全身挺直，抽搐起来。

又是用褥子把她拖回了二班。大夫没有来。

几个人蹲在她身边，有的掰她的手指；有的弯着她的腿；有的掐人中。

过了好长时间，来丽英的身体放松一些了，她躺在地上，眼泪不停地往外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流眼泪。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出来，围着她的人都在流眼泪。

已经是11月中旬了，地下太凉了。我隔着门上的玻璃朝那几个人比划着，她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把来丽英扶起来，让她靠在写字台的头上坐着。

突然，来丽英“哇哇”地失声痛哭起来。她实在是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了，只有用哭声、用眼泪把自己的痛苦发泄出来。

我也让眼泪尽情地流着，也冲刷着我的痛苦。我也不怕被别人看见了，这个阶段也没有人管我了。

来丽英痛哭着，嘴唇哆嗦着，全身颤抖着，突然又抽搐起来，身子一歪，又昏过去了。

我拉开北二的门，朝着二班说：“把她抬到床上去吧，地上太凉了。”

来丽英又在床上躺了3天。当我再看到她时，她的脸已经完全变形了，肌肉全部垂下来了。

离被释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对自己也放松了许多，因为其他队长巡筒时根本不往北二看。今天不是杨亚楠值班，中午也没有队长巡筒，我闭着眼睛坐在小椅子上，靠着乒乓球台，迷迷糊糊地想睡觉。可是小椅子的靠背太窄，总是硌着腰，于是我把右腿搭在左腿上，感觉舒服一些。

没想到，还是被监控看见了。杨亚楠气势汹汹地拉开门就喊：“野靖环！你这个老流氓！你怎么坐着呢？！”

我怎么也想不到她能骂出这样的话来，我气愤急了：“杨亚楠！”我直呼她的名字。

叫队长名字是罪大恶极的，以前我跟别的队长说想找“杨敏队长”都不行，被开了6个小时的批斗会。

“什么叫老流氓？我这样坐着就是老流氓吗？老流氓是什么意思？老东西是什么意思？老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警察的语言吗？这就是九大队的文化吗？”

她一脚把我的小椅子踢出去很远，发疯似的喊：“你给我脱衣服！”

我愣住了：“脱衣服干什么？”

“我搜身！”她的眼睛放射着凶光。

“你凭什么搜身？”我也喊起来。

“我这是清监！”她喊。

“你公报私仇！”我喊。

“这是我的权利！”她喊。

“你滥用职权！”我喊。

她不喊了，一伸手把我的上衣扣子全部撕开，就扒我的衣服。我两只手揪着前襟，不让她脱下去。

她又揪开我的裤子扣，就要脱我的裤子，我又赶紧抓住裤腰，往上提着裤子。我使劲喊着：“杨亚楠，你一个人想给我脱衣服，你办不到！把你们的警察都叫来！”

她喊叫着：“我一个人就行，我用不着别人。”

我不能有进攻性的动作，只能被动防御。挣扎之中，我觉得她似乎也收敛了一些，没有强行脱下我的衣服。她人高马大的，推拉着我来回转，就像推拉一只猴子。她把我的内衣掀起来，在我的肚子上、后背上乱摸。

她把我兜里装的卫生纸掏出来，狠狠地揉成一团，扔在地下，又从乒乓球台后面拿出我的半截信封，把纸片抖落了一地。

这一次，彻底暴露出了她的凶狠。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0期  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