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了三起中国人权大事件，震惊各界。或许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政经秩序，会让这样侵犯人权的事件，在一个日益受世界瞩目的国家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刘晓波、高智晟、Google蒙难

第一件事情是中国知名自由主义者、《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在他的生日前夕，因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中国法院判处11年徒刑。《零八宪章》的内容只是要求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当代国家的基本价值，却不见容于中国政府，被以强力镇压对待。

尽管刘晓波已多次遭受中国政府的各种监控、打压，但各界仍然难以想象，仅仅因为一个学者主张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而发表的言论，就可对他处以“11年”的有期徒刑。不禁让人怀疑：中国真的是走在朝向开放的文明道路上吗？

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从去年2月4日被中国国安人员秘密从家中带走后，竟于近日传出其恐已遭中国政府杀害的消息。高智晟去年曾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他长期代理拆迁户、法轮功学员和家庭教会等人士的案件，自2003年以来，高智晟和家人多次遭到当局的拘禁和骚扰。2006年12 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高智晟律师3年徒刑、缓刑5年。去年2月4日，10多名国安人员将高智晟从陕西老家强行带走，此后便杳无音讯。而面对国际社会不断要求释放高智晟的呼声，中国当局日前首度交代高智晟去向，称其去年9月自己“迷了路，走丢了”。各界揣测，中国政府此种托词，恐表示高律师已遭遇不测。

而第三件事情是日前Google公司宣布可能将退出中国。Google指出，近期他们竟然发现，中国当局有计划地派人渗透进Google在中国的代表公司“谷歌中国”，暗中搜集相关的程序代码，以黑客方式获取中国人权人士的电子邮件内容。此举逼得他们得离开中国，以保障用户最基本的信息安全。

消息传出，引起世界哗然，这代表中国威权政体下受影响的将不只是民主人权运动人士，而更包括广大的跨国企业体。英国媒体《卫报》（Guardian）评论说到：这代表当前的状况是，再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如果到了中国，也还是得臣服于中国的媒体和政治控管。

高压统治，却还是受欧美资本势力支持？

这三件中国人权问题，说到底也只是中国长期限制基本人权的一个缩影而已。比对长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彷佛也让人有些“见怪不怪”。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往往也跟外界对其的要求与施压息息相关。上个世纪末，南非在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压力下，最后被迫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当前值得我们深思的或许是：中国此种对内高压的发展模式，为何都没受到世界各国家和其大企业所杯葛；甚至近几年来，中国日益获得欧美强权的肯认和支持？

Google准备退出中国的作法，如果一切正如他们的声明所言，是基于无法忍受“中国政府控制并介入该企业、甚至侵犯中国人权人士的信息内容”，此种“误当侵犯人权帮凶”的立场，其实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个案。中国的威权政治模式已行之有年，但相当讽刺的是，来自以自由民主阵营代表自居的欧美世界的跨国企业，打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历经了举世皆知的“天安门事件”，始终仍以“前进中国”为他们主要的目标。彷佛只要利润当头，中国社会的自由民主根本不重要。

甚至，对于欧美而来的大资本而言，前进中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他们的“世界工厂”。在这样的目的下，中国的高压统治反而和他们的需求有着一种亲和性：往往就是在这种高压集权、镇压异议者的国家机器下，才能够打造出符合生产效率的驯服劳工，让资本的利润获得稳定的成长。而在资本力量日益攀升的今日，作为跨国资本利益代理人的欧美国家政权，自然也得配合跨国企业的需求，除了偶尔批评一下中国人权问题做做样子，其它时刻图谋的是怎么帮助该国企业打入中国市场，中国的自由民主自然不是他们关心的课题。

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冲突

用较抽象的政治哲学观点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冲突。我们常常误以为，自由主义只有一种，而且即使有不同的诠释，也不会有着根本的冲突。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从中国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当经济自由主义大力支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让全世界的资本和跨国企业都进驻中国的时候，不但没有理所当然地让政治自由主义也进驻中国，甚至为了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让自身的资本力量能自由地在中国流动获利，可能成为打压政治自由主义的帮凶。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资本集团的影响下，经济自由主义甚嚣尘上，一一以让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为要务；但忠诚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却寥寥可数，也丧失了在国际政经秩序中实际的影响力。为了改革的真正可能，我们要看清楚，如果要支持自由主义，要支持的是哪 一种自由主义，甚至要知道，如果只关注经济自由的自由主义，是否可能会成为局限政治自由主义的帮凶。从中国扭曲的自由化发展经验上，这是不得不慎的课题。

并且，我们必须批判地认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只要在这些地方的资本力量，远远大过于支持政治自由主义人士的影响力，那么欧美国家恐怕在未来仍然不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丝毫改善的压力。相对地，除非我们能壮大全球对政治自由的忠实支持者，否则中国人权的状况是难以有改变契机的。

如果我们真诚地相信，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是当代核心的价值，尽管问题不在我们自身的国内，我们也要尽力地捍卫自由民主的存在，只因为这是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我们有义务认真呼吁各方的自由主义者，一齐来抵制野蛮的中国政治状况，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发展”而努力，尽管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经济的自由发展”。

勿当侵犯人权的帮凶

或许，我们可以从高智晟律师过去的一些提醒中认知到，不论我们处在世界何处，我们都与这些问题有着一定的关连。高智晟自述2007年9月遭当局绑架及之后遭受酷刑折磨的文章《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在去年2月他被中国国安人员秘密带走后，在海外发表。他在文章中说：“今天，暴富起来的共产党，不仅在全球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好伙伴’而且把‘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种颠倒黑白的口号喊得气壮如牛。对中华民族人权进步事业而言，这两者无一不是灾难性的。……我想提醒今天共产党在全球的那些‘好朋友’、‘好伙伴’们：共产党对国内人民愈发蛮横及冷酷的十足底气，是被我们和你们一同给惯出来的。”

但愿，我们都不会成为那个支持侵犯人权的帮凶。

注：作者为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