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64期）

北三是图书室，西面的墙上是一排书架，屋子中间有两张桌子。在这间屋子里说话没有回声，没有嗡嗡的声音震耳朵、震脑袋。我曾经向杨亚楠提出换到北三去，她不同意。我在北二被封闭了11个月，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我的听力和视力严重下降了。

原来是张宏负责图书室，张宏调走以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借书。图书室有一种《环球》杂志，我很喜欢看，听说李颖接管图书室了，我就想“求”李颖借书。正在这时，麻晶雪就被限制在北三。这其实不影响借书，但是也许李颖会用这个当做不借书的理由。我只好等着。果然这一个月，没有借书。

北三没人了，李颖还是没借书。

我对世界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从《环球》中还可以了解一些，我决定跟李颖提出借书。

10月8日，李颖巡筒。

“李队长——”我笑嘻嘻地叫了一声。

“有事吗？”她轻轻地问。

“我想借书。”我说。

“等着吧，我抽空。”她边走边说。

“是，谢队长。”我朝着她的后背说。

中午吃完饭，李晴就通知各班：准备借书还书。

我高兴极了，也感动极了，她是为了我才安排借书的。小哨叫到北二借书了，我站在门口，看见李颖靠着窗户站着，手里翻着一本杂志。

我站在门口使劲地大声喊：“队长好，报告队长，我们能进吗？”

在这里，谁的声音最大，就说明谁最尊重队长。在社会上，如果是这样，肯定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进。”我看见她的嘴动了一下。

“是，谢队长！”“报告！”我进了门，径直朝她走去。

“李队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专门为我借书的。”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的声音哽咽。

“嗯。借书吧。”她没抬头，继续翻书。

“是，谢谢李队长。”这种说法不符合规范的“报告词”，因为我是真心的，才这样说的。

《环球》是半月刊，可是我才看了第5期，我想在我出狱之前，尽可能多看几本，但有规定，每次只能借一本。于是，我趁着今天的气氛比较和谐，就想借两本。

“李队长，我想借两本行吗？”我问。

李队长抬起眼睛，问我身后的代元元：“可以借两本吗？”

“杂志可以借两本，书借一本。”代元元说。

“借吧。”李颖对我说。

我简直是惊喜了。我不知道代元元为什么说“可以借两本”。

回到北二，我对代元元说：“谢谢你。”

她说：“你别老拿我们当坏人。”

我说：“我从来没把你当坏人，是你把我当坏人。如果出去以后我们还有联系，都会发现对方是和在这里不一样的人。”

她不说话了。

调遣处的恶劣环境，使每个人都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提高生存质量。代元元们是有劣迹的人，面对着非人的折磨只能忍受，不敢有一点点“违规”的行为；面对着警察的指使，她们无法躲避，只能坚决执行。警察不把她们当人看，她们不敢反抗，又不能担当，就把心里的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她们复制着痛苦、放大着痛苦。警察和这些人一起制造了反人性的劳教黑社会。

10月12日是李颖的大夜。晚上9点多了，李颖拿着几封信交给了李晴。李晴发给了卢静、代元元、赵小娜等人，她们都在高兴地看信，互相说着信中的情况。

13日早上我到了北二不久，李晴给了我一封信。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和昨晚发的信一起来的，而且是杨亚楠已经审查过了，因为杨亚楠昨天晚上没有值班，是李颖故意把我们的信分成两次发下来。

我问李晴：“这封信是李队长什么时候给你的？”

李晴说：“你问李队长去吧。”

李颖是夜班，她快下班了，不会进筒道了。于是，我按了小喇叭。

喇叭传出了声音：“说。”

我说：“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想找李队长。”

喇叭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又传来了声音：“什么事？”

我说：“我想问问李队长，为什么昨天晚上发信的时候不给我？为什么把我的信扣了一夜？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连发信的时间上也要让我感到受歧视吗？”

小喇叭“咔嚓”一声挂断了。

离上次借书已经过去20天了，我知道李颖一直生我的气，就没再提借书的事。今天是李颖的班，我就跟她说了想借书。她说“等等”。这一等就是4天。

她4天一个班，我又说了一次，她还是说“等我有空的。”

又过了4天，11月9日，我决定要跟李颖多说几句。可是，她一直坐在大厅看书，没进筒道。

我等得起急冒火，下决心不等了。我站在门口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报告队长！”

没人答理。我探出身子朝大厅看去，李颖跟没听见一样，两只胳膊趴在桌子上看书，一动不动。

“报告队长！”我把声音提高了8度，又尖又高的声音传遍了筒道。

还是没人说话，但是我看见李颖站起来了。她慢腾腾地走进筒道，站在一班和二班中间的墙边，斜对着北二的门。

“喊什么？”她满脸的阶级斗争。

“我不是喊，是报告词。”我的声音不大，用她能听见的音量说话。

“干什么？”她改词儿了。

我还是小声说：“李队长，今天你值班，能安排时间借书吗？”

“等着吧。”她说完就转身要走。

“李队长——”我急切地喊了一声。她又站住了，但是没回头。“已经32天没借书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工作忙，没空儿！”她不耐烦地说。

“你是负责图书室的，借书不是你的工作之一吗？张队长管图书的时候，十天八天就借一次书。你这样是不负责任！”我尖厉的声音在筒道里回响。

“我不是张队长！”她一边喊一边往大厅走去。

我抬腿就出了门，代元元和李晴一人一声“报告”，追着我跑出来。

小哨刘芳喊：“野靖环！你要干什么？”

李颖听见动静，才回头看。我已经走到了她跟前。几个人站在大厅里，代元元和李晴站在我身后，刘芳站在我旁边，好像这些人都是我这一伙的。

李颖急了：“你怎么到大厅来了？”

“我来给你提点儿意见。你是警察吧？你穿着警服呢，请注意警容风纪。请你把手拿出来！”我用手指着她插在裤兜里的手。

她的眼镜快要掉下来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白眼球把黑眼珠包了一圈。她叫起来：“野靖环，你不许指着我！把手放下！”

“你是警察，在执行公务，《警察法》管着你不许插兜！我是老百姓，没有法律规定我的手必须放下。”我笑嘻嘻地说。

“你违反了规范！”她喊叫着。

“你们那个《规范》是私立刑法，是违反宪法的，你少拿它说事！”我不急不躁。

李颖朝着我身后的人喊：“让她回去！”接着就快步向队部门走去。

我站在原地朝她喊起来：“你说的‘让’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让她们对我实行暴力！你有本事亲自动手，你利用劳教人员整治劳教人员是违法！”

我还想喊几句话，李颖已经进了队部。代元元们捂住耳朵，没人动手“让”我回去。

我朝着身后的几个人一挥手：“走吧！”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  2015年9月4日—2015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