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63期）

10月5日，国庆节的7天长假还没结束，九大队就开始外出劳动了。

刘芳站在大厅朝筒道里喊：“能劳动的拿着小椅子到大厅集合！”

原来规定班长不能出班，负责在班里看着法轮功。所以，刘芳喊完之后，只有8、9个人到大厅排队。

刘芳又喊起来：“你们这些班长的脑袋进水啦？听不懂人话呀？都出来站队！快点！”

三班班长拿着小椅子站在门口：“报告班长刘芳，三班没人。”

（“没人”是这里的专用词，她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出去了，班里就只剩下法轮功了。我是常常听到这种话的，每天开库时，代元元在库房拿钥匙开柜子门，如果李晴也不在北二，如果我也不去开库，卢静就会对小哨说：“北二没人，找人替我看着吧。”她们看着的好像是珍稀动物，不是人。）

“都出来！班里不许留人！”刘芳喊着。

随着刘芳的喊声，各班的人都出来了，连李晴也被叫去劳动了。

奥运之后抓的人少了，每个星期只送进来几个人。《戒毒法》也开始实施了，原来的“新安劳教所”改成了戒毒所，吸毒的都被送到那里了。这时的九大队只有54人了。所以，“不能出班的”都出班了，“规定”都是口头的，可以随时改变。“能劳动的”都被叫出去劳动了。老弱病残都集中到大厅里，我和代元元也被叫到大厅去了。

今天是星期日，我抱着书本来到大厅。大厅有14米长，9米宽，视线比北二长多了，眼睛立刻就觉得不那么难受了。十几个人面朝窗户坐成两排，我坐在第二排。

天阴沉沉的，大厅房顶上的12个日光灯一直开着。到了10点，我正趴在高板上写字，突然光线暗了。我抬头一看，灯关了。我前面的老太太一直挺着身子坐着，身影正好罩在我的书本上，我把高板往旁边挪了一点，继续写字。

突然，我头顶上的日光灯亮了。瞬间，一股暖流从心里涌出，我热泪盈眶。我朝大镜子看，想透过大镜子看看是谁开的灯——当然只看见了我们自己。

今天应该有4个队长值班，有2个带队劳动，1个在大厅看着我们。那个就是大镜子后面开灯的人。

下午开库。一般周六、周日开库我都不去，我怕耽误学习的几分钟时间。

但是我看见冯雪在北四门口，我就去了。

我说：“冯队长，今天上午是你开的灯吗？”

她戒备地看着我说：“怎么了？”

我说：“你是专门为我开的灯，是吗？”我说话时，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她的表情变了——此刻，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表情完全和现在的语言环境相同的人。她说：“别人不学习，开那么多灯浪费电。你学习呢，就给你开灯。”

我只说了一句：“谢谢你。”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做的坏事太多了，她发明整治人的花招、让别人写文章赞美她，凭借着这些，她被评为先进，并且当上了代理副大队长。

她这样做，是为了积极向上。崇尚先进是一种美德，这本来是很可贵的优秀品质。人人都有向上、向善之心，正是这种人之常情，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但是，在这里，“积极”就是残酷；“向上”就是“虚假”；“最优秀”的就是最法西斯的。极权专制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她们，她们是这个反人性、反人类的制度的牺牲品。

我在2008年1月17日给劳教局写的“野靖环劳教材料之八——请给予劳教人员人的待遇”就是反映她的问题（所有的材料都没有写她们的名字）。她们最痛恨我写材料，千方百计设置障碍。

如果她关上灯不开了，我会认为是正常的；结果她关上灯又开了——这“反常”的举动，让我看到了她内心的善良，使我产生了感激之情。我决定不在书中使用她的名字。

除了十来个值大夜的在九班睡觉，除了十班的几个人，只有二十七八个人能劳动。她们每天8点就到C楼去干活，一直干到12点多，有时1点才回来。连续的劳动，累得这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满脸倦容。

她们还是干装“花安适”的活儿。“花安适”是妇女用的洗液，使用时，不会有人觉得袋子是脏的，不会有人先把袋子洗一洗再使用——就像一次性筷子一样，人们都认为是干净的。可是在装盒时，劳教人员是不洗手的，艾滋病的、各种肝病的、发烧感冒的都在装盒。干着干着，每个人的手都成了黑的。

我痛恨“花安适”——其企业为了多赚钱，把劳教人员当成廉价的劳动力，他们间接地对劳教人员进行剥削；每一盒“花安适”都沾染着劳教人员的血和泪。

平常都是11点15分前后吃午饭，从这以后，经常吃凉饭菜。大夜的中午11点起床，就一直等着劳动的回来吃饭。以前1点就睡觉了，现在有时1点还没吃饭。劳动的放下饭碗就又集合了，连口热水也来不及喝。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干活的人早点回来，吃上热饭再接着去干活呢？

不能劳动的是老、病、残的十几个老太太，天天按规范坐在大厅里。

我只在大厅坐了一天，李晴也只劳动了一天，第二天还是让我们三四个人在北二。

程淑凤是北京市平谷人，69岁了，因为上访被劳教一年。她也被留在调遣处严管。她脸上、脖子上布满了皱纹，她的眼睛、嘴巴全都耷拉下来，我简直不忍心看她。她坐在小椅子上，两脚、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一会儿就打盹了，腿也分开了。

一个法轮功老太太，耳朵几乎全聋了，坐一会儿也打盹了。其他的老太太也不时地有没按规范坐好或打盹的。

残疾人马芳兰也是整天坐在大厅里。她50多岁了，走路时，必须挪动着一个板凳支撑着身子，挪一下，迈一步。她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求医时，她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挪着板凳，挪到医院。她坐着是最难受的姿势，总想伸伸腿，但稍微一动就被训斥。

《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但是这些老弱病残者却在这里受折磨。

刘芳常常在这些老太太的耳边突然喊“不许睡觉！”“坐好了！”有时就突然推她们一下，把她们吓得直哆嗦。

她们正好坐在大厅南边，我在北二可以看见每一个人。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北二门口就朝大厅喊：“刘芳！你这个混蛋！你家没有老人啊？”

当班的队长就坐在大镜子前面的桌子上，刘芳狗仗人势还击。这更让我抓住机会了，我越喊声越大，队长却一句话不说。刘芳见队长不吱声，说了一句：“没人答理你这个臭狗屎，你闲得难受啦？”也就闭嘴了。

后来，大厅里这样的情景就少一些了。

马芳兰没有办法自己打饭，每天都是班长替她打饭，这时，她就撑着板凳站在门口等着。班长排到队长面前就朝筒道里喊：“马芳兰，报！”紧接着就听见马芳兰尖利、凄凉的报告词声：“队长好，报告队长，四班劳教人员马芳兰求打饭。”有一次杨敏竟然嫌她喊报告词的声音小，又让她重报。她用足了力气叫喊起来，这叫喊声刺得人心里发麻。每次她一喊，卢静就捂住耳朵。一天3次，马芳兰喊了4个月。终于从一天开始，没有听见她的喊声，也许是大队长也受不了这叫声的刺激了。

半身不遂的来丽英也坐在大厅里。终于有一天，她支撑不住了，突然抽搐起来，从小椅子上摔倒在地上。我站在北二的门口朝大厅喊：“给她拿褥子垫上！”肖队长跟一个人说了什么，那人跑到二班把来丽英的褥子拿出去了。她在大厅里躺了一阵，好几个人拖着褥子把她运回了二班。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4期  2015年8月21日—2015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