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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论家庭教会传统和城市教会的公开化(下)

王怡

(接上期)

六、城市教会的四个时代性使命

福音运动在中国的格局,到2009年为止,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分层中出现了两个中心、一个荒凉地带。乡村教会是60年福音运动的中心,而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省会、单列城市和少数以旅游、文化或商业著称的二级城市),则成为这一波城市福音运动的中心。按刘同苏牧师的分析,第一波以安徽和河南的乡村教会为代表,彷佛中国的耶路撒冷;第二波以商业城市温州为代表,彷佛中国的安提阿;第三波以北京的新兴教会为代表,福音运动的焦点直指中国的罗马。在两个中心之间,全国两千多个县城、二级城市及其中心市镇,除了少数地方已从乡村到城市联成一片(如温州),其他绝大多数县镇,均处在福音运动的边缘。

这一格局和中国社会30年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是高度一致的。县城的荒凉与败坏,不但在信仰上如此,在文化、道德、家庭等层面均是如此。有学者指出,“宪政中国”的成败,关键在于“县政中国”的实现。国务院近年来也开始反过来采纳“弱市实县”的政策,有可能回归古代中国的二级地方治理模式(省县两级)。因此未来30年福音运动的走向,必以县城和市镇为焦点。中国福音化的真正标志,是二千座县城的福音化。只有当县城被翻转时,中国才真正被翻转了。这也是当年清教徒运动在北美的路径。美国之所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在于沿海大城市,而在于广大内陆的乡镇成为国度的根基。

但谁能向着县城宣教呢?在已完成财富积累与经济转型的今日,乡村教会已不可能成为向县城宣教的主力。从乡村教会向着城市的福音运动,只有过一个绝佳的机会,就是1979年从农村开始的经济改革。因为在正常格局下,乡村文化不可能影响和翻转城市文化,惟独在1979年,在世俗的国度中,乡村非常特别地成为了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最具有活力的地方。而在基督的国度中,上帝也预备了乡村成为中国在灵魂上最具有活力的地方。 30年过去后,当前这一轮中心城市福音运动和教会建造运动及教会公开化运动,显明中心城市教会的四个时代性使命:其一、是自身真道扎根、教会建造与神学教育的祭司性使命;其二、是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帮助乡村教会结束政治逼迫、完成治理转型的先知性使命;其三、是从中心城市向县镇宣教的使徒性使命;其四、是承担影响主流社会及文化的君王性使命。

当前的中心城市教会亟需国度化的眼光,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大公性的教会,也为着乡村教会受逼迫肢体的缘故,站出来推动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合法化。靠着神恩,以又真又活的教会生活形态,努力争取中国的“米兰敕令”的出现,并用自己的生命、恩赐和文化积累,承载福音的信息,将福音运送到中国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中,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

七、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异象,在2006年前后,被称为“浮出水面”运动,准确地说,既是浮出水面,也是落在地上。就是重新从私人空间(家庭)中的团契,进入公共空间,形成具有完整教会生活形态(公共敬拜、圣职选立、系统教导、牧养体系、治理模式、公开见证与宣教)的会堂。

家庭教会的历史表明,教会在任何外在制度环境不支持的情形下,依然可以在最私人的家庭空间,持守群体的信仰生活。这是教会的超越性的一面。而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市民社会的成长有关,表明教会在外在制度环境中的道成肉身的一面。

若没有世俗社会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成长和预备,即使家庭教会本身的建造产生了公开化的渴求,公开化仍然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异象:1、普遍的法治进步;2、私有产权的确立:1999-2004年财产权修宪,及2007年的《物权法》;3、公民维权运动:2003-2008年,互联网影响并提供了公民维权、公民意识及有限的言禁突破;4、普遍的结社自由:500万民间非营利组织(NGO)的出现,其中家庭教会约有100万。

社会学家李凡,以NG0的角度,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家庭教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教会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地位、意义和世俗责任:1、家庭教会是中国人数最多的NGO;2、家庭教会是中国最有钱的NGO;3、家庭教会是中国组织化程度最高的NGO;4、家庭教会是与国际接轨程度最好的NG0;5、家庭教会是成员忠诚度最高的NGO;6、家庭教会是成员生命连接最全面的NGO。

八、2000年后,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焦点转移

1、2000-2004年:关键词仍然是“家庭”。在私人空间内聚会的合法性尚无定论,直到2004年后,政府开始承认家庭聚会的合法性——国务院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公开宣称“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2006年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家庭教会,但“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非登记的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 随后,各省开始根据此精神修订地方性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2007年)作出了最明确的表达,“信教公民按照教义、教规和习惯,有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也有在自己家里过宗教生活的自由”。

2、2006-2008年:关键词是“登记”。私宅内聚会的合法性得到私人产权制度的支持和政府不确定的退步,在中心城市执法上出现较明显的默许,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

3、2007-2008年:关键词是“写字楼”。聚会场所从私人空间向非私人空间转移,聚会由“亲友为主”向非特定公众转移的聚会公开化,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本质上的公共性的焦点。1949年后,在中心城市重新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会堂”替代“登记”,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公开化的标志。

4、2008-2009年:关键词是“教产”。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受到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在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选择购房建堂,使“教产”成为一个新的关乎会堂的形成与建造的焦点。

九、2009年,以“会堂”为冲突焦点的四个教案

2009年6月后,出现了一系列以“会堂”为冲突焦点的教案,包括不同城市的四个新兴教会和一个传统的乡村家庭教会(山西临汾)。但政府在这5个涉及“会堂”的案子中,明显采取了区别对待。在临汾,依然诉诸传统的暴力镇压和司法迫害;在中心城市,则选择了妥协和较为法治化的操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制度的差异。在城市,家庭教会能轻易地在丛林般的房产中,取得有产权保护的写字楼单元;但在乡村的集体土地制度下,一旦聚会离开了家庭(宅基地),家庭教会不可能取得合法的房屋产权,必然为政府提供非法建筑、非法占地等非宗教自由的指控与口实。意思是说,今天中国的乡村教会无法在更广泛的社会进步(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前,单独地实现合法进入公共空间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教会必须站出来,为中国教会拓展公共空间和法律权益的原因之一。

2009年6-11月,有四间形成公开“会堂”的城市家庭教会,均因地方教会建造与会堂形成的因素,受到政府打击。而四间教会也先后采取了一个相同的回应方式,即走向户外崇拜,意图保持公共崇拜的完整性:1、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改革宗的长老制新兴城市教会。因租用会堂、召集会友大会、选立长执而在6月被民政部门宣布“取缔”;2、上海金灯台教会:聚会所背景的福音派传统家庭教会。因租用会堂、并成为上海家庭教会联祷会场地,而在7月被政府向房东施加压力,失去会堂;3、北京守望教会:长老制的“改革宗福音派”城市新兴教会。因租用会堂并公开收取建堂奉献,预备购房建堂,而在11月被政府向房东施加压力,失去会堂;4、上海万邦教会:主任牧师主导型的灵恩色彩的福音派城市新兴教会,是目前就单一会堂而论,规模最大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11月同时被民政局和宗教局宣布“取缔”。

秋雨之福教会,是第一间被民政部门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由,并以“非法社会团体”的指控宣布取缔的城市教会。政府绕开“宗教自由”议题,直接以“结社自由”的名义迫害城市教会,显明了政府再一次地,比家庭教会自身更清楚地看到了家庭教会问题的实质。即家庭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就其与中国社会之关系而论,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宗教信仰自由议题,而必然同时涉及到至少5项宪法权利:A、结社自由。教会不可能单独获得合法登记,必然与整个社会结社自由的演进密不可分;B、出版自由。教会系统的庞大印刷需求,必然与整个社会出版自由的拓展密不可分;C、集会自由。教会的传教、布道与公共崇拜,必然与整个社会集会自由的践行密不可分;D、言论自由。福音的公开传扬、宣讲和见证,必然与整个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密不可分;E、财产自由。私有产权的进步正在为城市教会提供最重要的世俗权利的支持,但不公平的土地制度依然制约着广大的乡村教会。

事实上,这5项宪法权利,已基本包含了整个人权条款与宪政制度的链条。家庭教会若看不到自身的建造与合法化,与世俗社会广泛的进步、变迁的紧密关联;看不到上帝已把教会和福音在中国的前景,放置在了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和一个转型中的宪政制度中,并放在了一个共同体生活样式的见证者和一个良心自由的公民社会的榜样的位置上,我们就无法看见上帝在这三个时代定意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十、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异象:以秋雨之福教会为例

秋雨之福教会决定举行户外崇拜,保持会众集体的信仰生活样式。就教会本身的建造而言,是对“会堂”所代表的一种完整的圣徒共同体的样式的坚持。就教会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是在政府主动将家庭教会的议题拓展至“结社自由”之后,再次拓展议题,以进为退,以“集会自由”的权利予以回应。我们在《不服“取缔”提起行政复议的公告》中,从地方教会建造的角度,对我们的户外崇拜予以了阐释:为主基督的教会,我们重申以下两个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退却的。我们相信这两个原则,既符合圣经的教导,也同时符合我们所在国家的宪法和一般法治原则:1、公共崇拜的原则:基督徒有在任何拥有财产权利(购买或租借)或不影响公共治安秩序的场所,共同敬拜上帝、表示信仰的权利。2、教会治理的原则:基督徒有权在他们中间确定名称、确认施行圣礼、接纳信徒之条件,宣告信仰告白,制定治理规章,选立圣职人员。

我们在《行政复议申请书》(200907)中,则对“教会”在当前法律中的缺失进行了阐释,也为“教会”作为社团概念进入法律空间的可能性意图提供一个讨论的起点:

1、“教会”是一个基督教神学概念,不是当前的法律概念。“教会”的原意是被上帝“呼出来的一群人”,指向一群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的生命关系,可能上千上万,也可能不到5人。从宪法和行政法的结社自由的角度讲,一间教会可能登记为“法人”,也可能不登记为“法人”。

2、公民自愿的结社、聚会或团体,包括了法人社团和非法人社团。如同学会、茶话会,就是非法人结社的典型。只有当一个未经登记的“非法人团体”,直接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签署民事契约时,才属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予以取缔的非法结社行为。否则,《社团管理条例》就剥夺了公民普遍的结社自由。意思是说,50人以下(社团登记的最少成员限制)是不准结社的,以及公民之间一切“非法人结社”均是非法的。

3、《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都没有出现“教会”的概念与定义。对政府来说,一群人愿意称自己是“教会”,和愿意称自己是“同学会”、“亲友团”或“八百罗汉”,性质上都是一样的。但《宗教事务条例》仅将“教堂”列为宗教活动场所之一种,而未出现“教会”的概念。《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对何谓“宗教团体”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其中也不包括任何具体的“教会”。

4、《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宗教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均没有将“教会”视为宗教团体,或要求其必须登记为社团法人。

5、解释和判断什么是“教会”,超出了民政局的管理权限和能力范围,因此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如果“教会”的概念、性质,以及是否应当登记均无法律依据,政府职能部门对“教会”之概念、性质的判断和认定,就侵犯了教会全体成员的宗教信仰自由。

6、迄今为止,无论成都、四川还是全国,均没有任何一个以“教会”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团法人的例子。

涉及基督徒的法人宗教团体,只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两家,但它们都不是“教会”。同时,作为组成政协的人民团体之一,“三自爱国会”也从未在民政部登记过。因此,要求一群自称为“教会”的公民必须登记为法人,并以未曾登记为法人为由予以“取缔”是无理由的。

十一、公开化异象的三个层面

政教关系的议题,只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层面。无形的大公教会,本身就是公开的。即使在家庭的客厅中敬拜,这也是宇宙中最具有公开性的事件。因此教会公开化的意义,首先是与教会向上的敬拜目的相关,即公开的敬拜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主权和慈爱,在地如同在天。其次是与教会向内的教导、牧养与团契的目的相关,就是活出一个真实的圣徒生活的样式。第三是与教会的福音使命和在世上面前对基督的群体性见证相关。即大使命说,“为万人施行,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因此,教会的公开化,首先是我们所信之道及这道在圣民群体当中的治理的公开化。换言之,公开化的异象,首先是一个教会建造的异象,其次是一个福音使命的异象,再次是一个文化使命的异象。用下面这幅图表来表达: 我以两段带着上帝荣耀的命令与应许的经文,作为此文结束,并我在天父上帝面前为着中国教会的感恩、赞美和祈求: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第6章4-9节)

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篇》24篇7-10节)

60年来,家庭教会的前辈圣徒,在会堂被掳的处境下,依然把神的话语写在了自己“房屋的门框上”。今天,愿主使我们听见一个把神的话语写在“你的城门上”的呼召,并施恩怜悯我们,给城市家庭教会属灵的智慧和勇气。

2009-12-14,写于成都彩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