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61期）

我的嗓子开始疼了，“延期”还是让我上火了，我只好求医。现在求医，不发烧也让看病了，头晕头痛也不再被怀疑装病了，即使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会罚站了。

毛大夫给我开了感冒药和螺旋霉素，我请他把感冒药退了，我知道不是感冒。

这天中午是王东发药。我双手捧着水瓶，走到离桌子一米的地方立正站好，朝着她喊：“队长好。”然后又迈了一步，站在桌子前面，同时把左手伸到她面前。她却把两片药放到代元元手上，代元元再给我。

我接过药，说：“王队长，请你下次把药直接发给我，或者把药放在桌子上，我自己拿。请你不要歧视我。”

王东翻着白眼看着我，没说话。我吃了药，张嘴让她看，说了“谢队长！”完成吃药的规范动作，转身走了。

晚饭后，还是她发药，这很反常。她们的工作非常有规律，应该是别的警察发药了，从来没有一个警察连续发药的，我明白她是故意等着我的。

我还是把手伸到她面前；她还是把药交给了代元元。

我说：“王队长，请你把药发给我。”

“你爱吃不吃！”她轻蔑地说。

“我、不、吃！”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完，转身走了。

她在我身后说了一句：“老东西。”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过了几天，轮到王东值白班。8点钟点名，她从一班开始点名，一直到八班点完名回来，到北二了，她叫“野靖环”，我没答“到”。她抬起头，看着我又喊了一遍“野靖环”。

我说：“王队长，你是叫我吗？你不是给我改名了吗？你不是叫我‘老东西’吗？”

她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继续往下点名：“卢静”、“代元元”……

对门二班的人都在看着我。我想：王东，我看你用什么办法来惩罚我！

王东没有任何动静。可是等到杨大发药时，她也不把药放在我手上了，“叭”的一声把两片药拍在了桌子上，两只眼睛从白口罩上面瞪着我。

我笑嘻嘻地看着她那愤怒的眼睛说：“谢队长！”

我从桌子上捡起来那两片药，吃了，又笑嘻嘻地说了一遍：“谢队长！”转身走了。

为了北京奥运的安全，8月份没有让劳教人员发接见信，停止了接见。

8月25日星期一，九大队撒药灭蟑螂，托蟑螂的福，全体劳教人员一个不剩全都被带到东南角的小操场上去了。我们列队到达，先分成三部分，每个队长带一部分练队列。我兴奋得不得了，努力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位。大约练了半小时，就让坐在小椅子上了。可以跳绳，有集体的长绳、有个人的短绳；可以打羽毛球；可以踢毽子。

绝大多数人还是在小椅子上坐着，她们练了半小时的队列就累得不想动了。毕竟她们平常连走路的机会都没有啊！我充分地利用了这点儿时间，特意在烈日下跳绳，享受着阳光——遗憾的是，一跳就流出一股尿；一会儿，裤子后面就湿了一片。我不在乎，继续跳着。这里羞耻感和外面不一样，裤子上都是月经血的也没人笑话，而且还会有人问你：“你今天做女人啦？”因为许多年轻的女人停止了月经。

我跳累了，就参加集体跳绳。大家都累了，都坐在小椅子上休息。我的心情很愉快，如果不延期的话，还有100天就回家了。“破百”是这里常说的一个概念，好像剩下100天时，日子就过得快了。

关键词：残疾人

当我看见瘫软在树阴凉下面的来丽英时，心里产生阴影。

来丽英在二班，我每天都看见她。她跟我同岁，55岁了。她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两条腿只能站立，不能走路，右手架着拐杖，左手必须搭在别人的胳膊上，别人往前拉她一下，她的腿才能挪动一下。她的腿挪动时，脚才能从地面拖过去。她的身子很胖，坐下、起来都非常吃力。她上厕所时，蹲下、起来都必须由别人抱着她的身子才行；有时候是新来的人带她上厕所，也不会拉她走路，也不会抱她蹲下、起来，让人看着真着急。她从二班走到厕所，只有8米的距离，还要靠在厕所的墙上休息一会儿才能蹲到便池上。所以她无法到水房洗漱，都是别人给她打来洗脸水，在班里洗。

今天，所有的人都得出来，她也一点一点地挪到小操场。结果，刚坐下就抽搐了，全身挺直，双手攥得紧紧的。几个人围着她，有的掐人中、有的掰开手指、有的把她的腿弯曲起来。

杨亚楠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大夫拿着血压计、听诊器来了。来丽英躺在地上，好像清醒了一些。

我想，这样一个重症的病残患者，连自己走路都那么困难，她“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能有多大呢？一定要让她受这样的罪才能“教育、感化、挽救”她吗？

这时，一个男警察走来跟杨大说话，好像是管理科的王科长。我的心里又有点紧张又有点急：紧张的是会不会是延期的事？急的是连这么近的距离我都看不清人了，这眼睛以后可怎么办哪？

一会儿，管班队长李颖叫我过去。李颖也不说话，直接就朝着篮球场旁边的接见室走去。

王科长在接见室门口站着，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儿子来了。我们觉得他从广州专门来看你，这么远来了不容易，所以特地安排你们单独见面。”

我惊喜得眼泪立刻充满了眼眶，说：“谢谢王科长。”

儿子已经在接见大厅里等着了，他一直盯着我进来的过道，我刚一出现，就听见了“妈妈”响亮的叫声，看见了青春而阳光的儿子。

儿子见到我高兴极了。他说我的脸色红扑扑的，是精神抖擞、体态轻盈的样子。

我说：“我都瘦了15公斤了，当然体态轻盈了。可是满脸的皱纹没法年轻了吧？”

儿子说：“眼睛比以前更大了，眼睛更亮了。人老了，只要有精神就是充满活力的。”

儿子夸张的话，是在安慰我，但是我很爱听。我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展现出这样一种精神面貌。

电话里出现了提示结束的声音，我已经和儿子聊了半小时了。王科长说：“已经到时间了，再说几分钟吧。”

我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在集体接见的日子里，根本听不到提示到点的声音，就会把电话停了，没有功夫说句道别的话。

今天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太高兴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妹妹没有收到接见信，就给调遣处打电话问九大队的接见日期。调遣处说为了奥运停止接见，我妹妹就问接见和奥运有什么关系。

正好儿子从广州回北京，他们就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来了，同来的还有“新国大”的朋友。调遣处紧急研究之后，才同意我儿子一个人与我见面。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2期  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