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60期）

星期三是九大队洗澡的日子。上个星期没洗澡，听说太阳能坏了，今天能洗澡了，我很高兴。我不是为了洗澡高兴，是为了看杨小梅。在大厅站队时，我四处寻找着杨小梅。进了更衣室，杨小梅在离我们最远的柜子前脱衣服。这让我奇怪了，过去她到十班包夹或到北三包夹，只要洗澡，她都带着被包夹人凑到我们这一堆儿来。

进了浴室，杨小梅径直走到了最里面。我洗澡的位置是被固定的，在最外面。我马上跟在她的后边。她用水冲头发，后背正好朝着外面。我走到她的身后一看，惊讶得不得了，她腰上有六个手指甲的印痕，印痕里边还有一点点的血痂。我没有眼镜，唯恐看不清，又往她跟前凑一点儿。

突然，卢静在我身后喊：“杨小梅转过身去！”

我全明白了。我开始打腹稿，一遍一遍地记住自己要强调的理由。

第二天，杨亚楠值班。她进筒道巡筒，我就站在门口等着她从筒道里面回来时跟她说话。

我从三班的门的玻璃上看见了她的身影，就开始喊：“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谈！”

我的报告词喊完了，她也到了北二的门口。她的脚步停住了，身子还是朝着前面，只是头稍微歪过来一点，斜着眼睛看着我。

“说！”她没好气地吐出一个字。

我说：“大队长，我申请对杨小梅的伤进行法医鉴定。”

这一句话可把她惹火了。她转过身进了门，使劲把门拉上，用手朝着墙边的地下指点着。我从门口退到她手指的位置，立正站好。

她气得胸脯起伏着，指着我骂到：“你这种人就是混蛋！你是恶人先告状！我告诉你，当天晚上就照相了，还有大夫的证明，你赖不了！”

我平静地说：“大队长，昨天洗澡的时候我看见杨小梅的腰上有六个手指甲抠的血印，都4天了，还这么明显。我当时推她的后背，可是怎么在腰上出现了伤痕呢？我没有抠她，怎么会出现指甲的血痕呢？而且我只是用左手推她，我一只手怎么可能出现六个指甲印呢？就算我的手使劲抠她的肉了，也是隔着衣服的，我都抠出那么深的血印了，她为什么老老实实地让我抠呢？”

“野靖环！你一点儿道德都没有！你伤害人家了，反过来你还有理了！”杨亚楠说。

我说：“大队长，你让我给杨小梅书面道歉，我写了。你却说‘这样就够了，用不着你道歉。’你是不是欺骗？你是管理者，你用这种手段骗取证据，符合道德标准吗？”

“你这种无赖！我懒得跟你说话。”杨亚楠骂着。

我还是按着我的思路说：“大队长刚才说已经照相了，还有医生的证明。我希望能给我看看。”

“凭什么给你看？你有什么资格看？”杨亚楠喊着。

“我是当事人，我有权利看对方的证据，在法庭上证据是要交换的。不过，既然你说当天晚上已经照相了，我就不用申请法医鉴定了。”我说。

因为这张照片可以证明红印子的位置是在后背上，不是在腰上。

我这几天的精神极度紧张，反复思考着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不再盼着吃饭了，我看着饭菜一点儿食欲都没有，但是我必须装出狼吞虎咽的样子，强迫自己吃下一个馒头，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痛苦。我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起床的时候觉得浑身无力，站着的时候觉得两腿发软。

我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在这种营养极度缺乏的时候，精神不能垮。要调整好心态，不能再紧张下去了，否则会得大病的。亲人们盼着你健康地出去，朋友们盼着你一起维权，你还要做一个劳教制度的历史见证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

当心里一拧起疙瘩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话说一遍。慢慢地，拧疙瘩的次数减少了。

按劳教局的规定，要再给我一个警告处分。得到两次警告处分就要延期。

第一个警告处分我没有申请开听证会，本来是想服从她们，缓和紧张的关系，过了集训的一个月就再考取《记分许可证》。没想到会是现在这个结局。这一次，我要申请开听证会，要请李和平律师和马一德律师参加。

我打的腹稿就是在听证会上的辩护词。星期六，我把想好的辩护内容写出来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辩护词也写完了，问题也理清楚了。

按照杨亚楠雷厉风行的作风，事发3天就应该给我正式的警告处分了。我一听见大厅里有男人的声音，心跳的速度就加快，以为是来宣布处分的。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动静。我还替调遣处计算着程序：要先给北京市政府写一个简单的报告，等市政府口头同意延期了再给我警告处分，然后再开听证会，然后等市政府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决定》……

卢静和代元元嘀嘀咕咕地说：看来给她延期的事不好办了，肯定是不给她延期了。

8月20日星期三下午，我没有听见男人的说话声就突然有男警察进了北二，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王东指着门外对卢静们说：“都给我出去！”

男警察和王东手里都拿着一张纸，纸上的文字最后盖着鲜红的印章。王东把门拉上后，靠着门站着，把手臂抬起来，那张纸就到了明显的位置，他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男警察走到我面前。

这个男警察每个月底来一次，对我进行集训考核。以前他说话很简单，态度也平和，就问一两句——“有新的认识吗？”“没有就这样吧。”——就完了，可是今天的态度完全变了。

“野靖环，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新的认识，这样不行！”男警察严厉地说。

他的话一出口，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可能是10年的上访锻炼的，我说话的时候，心情还是比较稳定的。

“行不行由你们决定，不用跟我说这个问题。”我把他的话顶了回去。

“你这是什么态度？”他还是严厉地说。

“我在等着劳教局对我的申诉的答复。按规定，3个月就应该给予答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调查？”我问。

“调查不调查还让你知道吗？早就调查过了，维持原来的决定！”他说。

“我的申诉，调查不找我，那是什么样的调查？既然早就调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结果？就是不改变决定也必须告诉我！”我严厉地说。

王东插话了：“你野靖环是什么人物啊？还‘必须告诉你’？”

“申诉人。你懂吗？”我朝她说。

男警察的态度恢复了原来的平和，说：“如果还是没有新的认识，就这样吧。”

代元元回来后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说：“不知道。没给我看。”

我和她一样，以为是警告处分的决定书呢，王东还真是会选择道具来表演。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1期  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23日）